复旦有多少个图书馆？

人们可能会掰着手指头数起来：文科馆、理科馆、医科馆、江湾馆、张江馆、古籍部……但在此之前，复旦曾有过一座仙舟图书馆。

这座“仙舟”后来成为了复旦大学校史馆，其前身则是于1921年由爱国华侨黄奕住捐资一万元建造的奕住堂，当时作为校办公楼，一楼二间辟为图书室。

1925年，奕住堂一楼房间全部归图书馆使用，增加了藏书空间，改善了阅览环境。1929年7月，奕住堂扩建两翼，为了纪念合作化运动创始人、前教务长薛仙舟教授，遂更名为仙舟图书馆。

不过，复旦学子的读书历程，当然远远早于图书馆的建造。

1917年，复旦开办大学本科，下设图书组。一年之后，戊午级学生在毕业前夕集议每人捐款2元购置图书，成立戊午阅书社，由学生轮流管理。1922年，复旦搬迁至江湾新校址，图书馆占奕住堂楼下二间。曾任复旦校董的聂云台捐赠《四部丛刊》一套约2100册，形成复旦图书馆之雏形。

在此期间，各个科系也相继建立图书室、资料室等藏书之所，学子们得以在书海中遨游。1923年，郭任远在复旦创建了心理学系，也带来了复旦第一个系资料室。由郭任远募资兴建的子彬院几经变换，在院系大调整后将二楼变更为数学系资料室，依旧不改阅读空间本色。

1930 年 6 月，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1930 年，第 35 页）

复旦人对读书的热爱，即使在烽火中也不曾断绝。

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内迁至重庆北碚。1939年，复旦创始人马相伯逝世，学校决定在北碚校园兴建相伯图书馆，并于1943年落成。

相伯图书馆常有“挑灯夜读”之盛景。据校友胡宇杰回忆，“当时晚自修，都是每人一盏小菜油灯”，图书馆则悬挂着六盏“汽油灯”，二百人的大阅览室亮如白昼。于是同学们争先恐后，在吃晚饭前便去抢位置。因于右任先生所题的草书“相伯图书馆”，远看与“四百圆水馆”极为相似，同学们常戏称“替我到‘四百圆水馆’占位置”。占座的人蜂拥而至，馆门也数次因被挤破而重修。

深夜，上百盏灯在相伯图书馆里发出“如花生米大的光亮”。同学们默默研读，对着那“花生米”追求真理，苦中有甜。当时的校长章益也常常微笑着说：“只要你们认真用功，我不会珍惜灯油费的开支……”于是不仅是图书馆，教室、礼堂也处处有人点着油灯读书。而即便如此，“仍有人满之患”。

同一时期，上医则迁至重庆歌乐山。山中的医药科研条件十分艰苦，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一连几月在油灯下伏案写作，先后写成了《磺胺类药物》《青霉素和链霉素》等书，并通过周恩来同志赠送给解放区的医药界，为抗战的后方支援做出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复旦师生回沪，仙舟馆得以修复并恢复原貌。复旦老校友邵梦兰曾在《复旦通讯》上著有《仙舟馆记》，载曰：

“仙舟馆”字匾初为篆体，后由复旦校友、“当代草圣”于右任题写，为草书，其形类“傻瓜”二字，故在同学中又称之为“傻瓜馆”。有位同学甚至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床头：“宁去傻瓜馆，不入百乐门”。

这样的“傻瓜”精神，是复旦大学教育救国的初心，是复旦人团结、服务、牺牲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复旦行游至今的“仙舟”。

1950年9月，校内建筑重新编号分配，旧名称改为数字编号，仙舟图书馆故改称为“700号”。“仙舟”改名了，但它依旧是“傻瓜”们最爱去的图书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校园里亦洋溢着淳朴厚重的学风。在当时的师生们看来，“读书”是一件理所应当、甚至你追我赶的事情。

“当时图书馆都是人满为患的，大家都是早早去占座，然后读书。我们很多人都随身带本小字典，边读边查边记。” 1957级历史学系学生、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郑宝恒介绍道，“有老师，也有学生，起得早就往图书馆里的图书阅览室、期刊阅览室跑，各个系自己的资料室也是很好的选择。”

在那人人读书、争先读书的年代，增加书籍、增辟阅读区域是一直延续的焦点。

1954 年3 月1日，为满足学生需求，图书馆调整和扩大了图书阅览室，由 3 间增开到 8 间，座位从 240 席增加到 430 席。期刊阅览室、资料室的座位总数亦相应增加。1955年9月，图书馆还专门创设教师研究室，供教师研习。

纵是如此，图书馆里可用于阅读的位置还是供不应求。于是，相当多的“平房阅览室”应运而生。这些阅览室大多都很简陋，有的甚至只是用棚子搭起来的，当中陈设也无非桌椅、书橱、电灯而已，却极大地便利了广大学生的阅读需求。一时间，在“平房阅览室”里读书蔚然成风。“那时候最喜欢里面的电灯，晚上有灯光就能继续读书了。”郑宝恒说。

1958年6月，6440 平方米的新图书馆（现称之为理科图书馆）建成。其中书库面积 2,260 平方米，阅览室面积 2,370平方米，目录厅 200 平方米。

新图书馆刚刚落成，但由于原来藏书都保存在老图书馆、杂志期刊保存在子彬院，怎样将图书完好无损又高效地转移到新馆就成了学校师生的当务之急。光凭图书馆工作人员，这些书要至少三个月才能搬完。于是，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杨西光决定，发动全校力量，齐心协力完成书籍搬运工作。为此，一场协力同心、奋力搬书活动在校园里上演。

1958年8月18日，两条人力“传送带”，分别由700号楼和子彬院发出，延延绵绵排列至新图书馆。工作人员先将书按分类顺序捆好包装妥善，由人人接力的传送队伍，运送至图书馆。图书馆每层楼梯窗口都有人接应，书从窗口递入，再顺着“传送带”尾端抵达它们应有的位置。在校长陈望道的亲自指挥下，学校发动全校师生及家属四千余人，不到半天功夫就搬运了约一百万册图书，并且没有一本书被损坏，散置各处的库存全部按顺序妥善排列到书架。这样的盛况，烙印着五十年代特有的激情和干劲，令许多老校友至今记忆如新。

翌日，新图书馆在师生的期盼中顺利开放。

在1977级哲学系本科生、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的记忆里，80年代复旦只有一个图书馆（今理科图书馆），开架的图书也不多，但丝毫不影响同学们读书的热情。据他回忆，那时的寝室和图书馆的距离很近，短短一段路，“同学们不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就是刚从图书馆回来。”当时，各个专业的学生都会读各种哲学和文艺类书籍，一教楼下的新华书店每天中午都挤满了排队买书的人，图书馆也总是满座。

满眼韶华一片春的年代，对于知识纯粹、热烈的渴求造就了80年代学生扎实的学术积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4年底，哲学系77、78级的毕业生在3108举办了一次系列告别演讲，作为对将近7年学习生活的总结，吴晓明就是其中一员。这个系列讲座一共举办了十五讲，场面相当火爆，吴晓明多年后仍能清楚记得当时的轰动场面：“复旦校内的学生来了，一些青年教师来了，很多的校外的人也来了，他们都是来听演讲的。教室里坐满人，地下也坐满人，窗户上都爬满人，就是那样的一种盛况。”

在国家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80年代新一辈”如饥似渴地从书本中汲取知识，又从书本的海洋中抬头，走上广阔的社会人生，成为引领时代浪潮的“弄潮儿”，为推动国家社会发展作出了复旦人的贡献。

日居月诸，古韵新声。时间之河川流不息，百年复旦依旧是屹立在时代前沿的育人高地。

21世纪以来，复旦人阅读、学习的场所愈加丰富，图书馆、资料室、咖啡馆依旧是同学们爱去的场所，除此之外，各类研讨室、书院公共空间、小教室等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日益丰富的学术文化交流保驾护航。

对于枫林校区的学生来说，医科馆就是他们的常驻之地。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2020级硕士生陈天慧，在本科时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预约医科馆的研讨室学习。在研讨室里他们一起复习、一起聊天放松、一起把整本《寄生虫病》的思维导图画满整面白板墙。她常记得医学院的一位“神人学长”从前说过的话：“学习是快乐的。”但陈天慧也坦言，作为医学生，实在也有许多时刻觉得非常艰辛。“我们那个时候学累了，就会穿过马路到誓言广场去，坐在台广场的台阶上吹风，”天慧说，“看看医学生誓言、看看16位老教授，对着他们痛哭一番，然后哭完了、擦干眼泪再回到医科馆继续学。”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天慧每天都会去医科馆自习。在医科馆的每一天，即便是负伤带笑，也依旧傲骨峥嵘、熠熠生辉。她从2019年3月开始做马方综合征相关的研究，她所在的团队在两年时间里将马方综合征早期的诊断率从19％提升到了43％；到去年年底，她已经进入晶体脱位研究者世界排名前60位的名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间上下求索，无数次的崩溃与重生，治病救人、将医学前沿向前推进0.1毫米……这是复旦上医人一以贯之的努力。

2017年11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新地标“康泉图书馆”大楼正式揭牌。新医科馆位于大楼地下一层至地上七层，也相应迎来了全面升级。馆内导航系统、新技术体验区、智能书架等硬件设施极大地便利了读者，特色讲座、主题展览、创意活动等文化创建又丰富了师生的入馆体验。医科馆见证过无数复旦上医人艰苦奋斗的日日夜夜，日日夜夜都烙印着医学生矢志不渝的虔诚信仰。

如果说图书馆是文明沉淀的古老河床，那么书店就更像不断流淌的汩汩涓流。它鲜活，它渊深，它预告着一场场文化上的旧雨新知。

经世书局成立于1993年，是隶属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综合性书店，现有在售图书近1.7万个品种、5万余册，其中约七分之一是复旦本版的图书。南怀瑾先生亲题的“经世书局”四字见证了无数鸿儒硕学、读书君子攘来熙往。

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实体书店遭遇了艰难的寒冬期，但经世书局始终践行着它二十多年前的理念：“汇聚古今中外文化，学以经世而致之用”。 2020级历史学系本科生唐寅是经世书局的常客，他在经世书局“淘”到过许多复旦版的著作，也有不少冷门的好书。有些书在网上已如吉光片羽般珍贵、甚至绝版，但经世书局还有库存的新书。据书店经理介绍，“书店的动销率高达97％，但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书，一年才卖出去一本。”书局给了这些“冷板凳”上的书足够的时间去等待，等待喜爱它的读者来与之相见。

百年复旦星空下的经世书局，自始至终都拥有出类拔萃的学术气质，也承担着“经世致用”的教育使命。如今的经世书局，几乎每一天都会引入新的图书，也给校内外的读者提供了开放的、免费的阅读环境。唐寅也特别提到了书局一楼的阅读空间，“旁边一圈都是复旦版的书”，桌子宽敞、座位开放，好似书籍构筑起的栖身所，足以让书蠹诗魔坐上一整天。

坐落于北区亚洲青年交流中心的青书馆（“A YOUNG BOOKSTORE”）则与经世书局南北呼应。这是一家完全由复旦学生自主经营的校园书店，自2019年4月23日开放以来，张文宏、王升远、沈语冰、梁永安、张怡微等多位学者在此开讲，党史讲读会、电影讨论“青影会”、天台音乐会等近百场活动落地，带给复旦师生丰富的文化体验。2020级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刘雨翩是目前书店的负责人之一，她表示：“每次活动都是名额刚放出来就立刻被抢空，颇受师生喜爱。许多老师、同学、社团也会主动找到我们。”灵感集散、思想往来，在这座精神岛屿上，登岛者就像青鸟，收获了无数丰盛的籽芽。

同样深受师生喜爱的，还有青书馆店员们在北区运营的另一个学术空间——阿加德默。

阿加德默外墙上绘着的宇航员、登月火箭和星际漫游，让每位初访者都眼前一亮。这是由两间学生公寓改造的咖啡馆，暗物质、赋比兴、或与非等六个学术主题空间免费开放。因为独立的小房间允许讨论、面试，阿加德默吸引了许多访客。据店员统计，自2019年阿加德默启用“微茶厅”预约系统以来，共有学术讨论、社团活动、面试会议等4629场活动在此开展，服务过全校近1.6万师生。

位于北区的阿加德默

2020级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本科生吴双是复旦远征社的社长，去年，她负责的“公共课堂”（江湾点）对接浙江一所山区学校三年级的孩子，每周二下午，志愿者们都会预约阿加德默的房间给孩子们上课。吴双说：“阿加德默像个宝藏地，每次社团有线上支教活动，下意识就会选择阿加德默，有种莫名的安全感。”

这是阿加德默的第六年，也是远征社“公共课堂”的第十年。当学术融入生活、生活弥漫文艺气质、文艺经受了思想与实践的反复打磨，这片土地上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永不落幕。

四月初，青书馆和阿加德默开启了“不插电阅读计划”。同学们在周六的夜晚进入线上会议室，打开摄像头、关闭手机、拿出纸质书，安安静静地沉浸在阅读的世界里。有同学在阅读中获得了生活的力量；有同学身在隔离酒店，却在线上共读时感受到了与他人的实时联系，“莫名觉得很安心”；也有外校的同学慕名加入，为了有安静的阅读环境而坐在风中读《纳兰词》，将阅读的力量从复旦传递到了其他高校。

“很高兴看到阅读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在不确定的日子里，我们依然能找到前行的方向。”这一活动的负责人、2020级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生于润欣说。

2021级法学院本科生王明庆则在一个线上读书交流群中体验到了别样的趣味。读书群是由复旦学生自发形成的，来自工科、技科、中文、医学、生物工程等各个专业的同学共读《资治通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爱的艺术》等作品。据王明庆介绍，群里定期还有打卡活动，这种新颖的形式既能够促进同学间的相互交流，也可以督促自己每天读书。此外，一些相互“眼熟”的同学还有一个小群，除了专门的交流和讨论之外，群友间也经常分享日常的生活触动，与书籍文本相互映照。隔着屏幕，他们反而更坦然、包容地与彼此建立起了联系。“在这里我感觉很温暖，每个小伙伴的思想、性格，都在促使我去思考人类的共通性是什么。”一位群友分享道，“志向的建立需要触动心灵的事情发生。去实践，去交往，去思考，去让周围的人和事情让内心的情感丰富起来。”

云上沉浸式自习室、“Forest专注种树小组”、读书小组……类似的线上活动还有很多。在足不出户的日子里，阅读和学习依旧能让我们与他人产生最深刻的联系，带领我们反思过去、审视当下，在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拥有最坚定的力量。

百年复旦，百年书香。戊午阅书社和仙舟图书馆流风未沫，嘉陵江边、歌乐山上弦歌不辍，3108回响着昨日的激情澎湃……在复旦，学术与生活、思想与实践总是相互碰撞、交融的；在复旦，也许你听过一百场讲座，读过三百本书，探讨过无数关于人类起源、世界真理的问题，但最终，你一定会想起那句早已铭刻于心的训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是嬗变的空间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不管何时、无论何地，都在复旦人的基因中传承与延续着。

参考资料：

《复旦大学图书馆百年纪事（1918-2018）》

《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

《烽火中的复旦》

《名医名师 | 张昌绍教授：为中国药理学奠基的人》

《桃李灿灿 黉宫悠悠：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

《沉沉历史层层馆：记邯郸校区理科图书馆的起、兴、转》,《复旦人》总第21、22期（合刊）

《复旦图书馆：在历史的公转中自传》,《上观新闻》2018年11月14日

《俞兆鹏： 追忆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和同学》,《世纪》2021年第6期

《恢复高考40年口述史｜吴晓明：从“农业工人”到复旦哲学教授》

《3108的记忆——告别演讲》,《复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