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日报》:李天纲,项宇:温州的文化自信在哪里?

作者: 发布时间:2017-11-28 15:57:29来源:+收藏本文

       李天纲,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博导、主任,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乡贤研究与慈善推广专项基金主持人,专著有《跨文化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文化上海》《人文上海》《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心同东西》《马相伯与近代中国思想》(英文)等。

  项宇,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乡贤研究与慈善推广专项基金主持人。

  本文为作者参加本周陈傅良诞辰880周年暨孙锵鸣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而提交的论文,全文一万多字,风土版予以节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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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衣言、孙锵鸣祖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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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锵鸣致宋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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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文献丛书之《孙锵鸣集》



  李天纲项宇

  当我们探究温州为何成功的时候,往往众说纷纭,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一般民众,以及国外人士都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温州人民勤劳、精明、奋斗、抱团,较早出国闯荡,又乐意在成功之后造福乡梓是当代温州崛起的原因。是的,这些原因或多或少地都是有现实依据的,有很多案例可以证明。但我们还是要说,这些原因都还是不完整的,甚至不是根本性的。当代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个更加久远,更加关键的原因,那便是文化因素。这里讲所说的“文化因素”,包括了学校、教育、科学、技术、新式产业、外事交流、社会团体等等,在这些领域,温州(尤其瑞安)地区在120年前就在江浙区域一马当先,领先发展。瑞安地区早期的新式文教事业和近代事业,是当代温州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发祥基地。另外,如果想要对“温州学”进行研究探讨,这些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


  1.早期现代化与现代温州人

  温州地区的现代化,并非是从1980年代才开始,而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由一大批乡贤人士举办新式文化、教育、市政、产业事业肇端的。简单地讲,就是由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宋恕、陈黻宸、项氏兄弟等倡导而来的。他们不但是瑞安与温州地区的文教大族,是大学者、学政、经学家、数学家、山长、教授,而且身先士卒地倡导和举办新式产业、现代商业和文明市政,使得瑞安的学校、工厂、公司、邮政、码头次第兴建,即使是在当时现代化事业中“开风气之先”的江浙地区,瑞安也是“敢为天下先”,而走在大部分州、府、县之前。

  相比由“改革开放”开始的“现代化”,近代中国已经经历过一次相当强度的“现代化”。比如今天上海的上海中学,就是当年瑞安乡贤孙锵鸣执掌十年山门的龙门书院的薪尽火传;今天瑞安的瑞安中学,则是由孙氏、项氏开创的学计馆、方言馆的直系传承;上海的复旦大学,是由马相伯、瑞安项骧、胡敦复、于右任、黄炎培等师生,加上上海、宝山的地方士绅合力创办的。与改革开放以后的现代化相比较,清末民初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堪称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

  当时瑞安所处的温州地区交通不便,没有租界,早期并不对外国人开放,也没有大量的外来知识分子聚集到本地。但是,瑞安的文化、教育、工业事业肇端很早,在本地造就了一批新式机构和人才的大量向外输出。瑞安的“新文化”“新教育”,虽不像沪、宁、汉那样地处人文荟萃的中心城市,但本地培养的人才,并不亚于江苏、浙江的任何府城。当年的瑞安,只是个普通的县级城市,瑞安县所属的温州府,夹在福州和宁波两大对外通商口岸之间,相对闭塞。瑞安的外语教育(方言馆,1896)虽然晚于上海、宁波的教会学校,但在华人自主办学研习外语和科学方面,却早于杭州的方言学社(1901)和绍兴的中西学堂(1898)。总之,近代瑞安地区现代事业的强势崛起,并没有多少“天时”“地利”因素,有的只是一大批矢志不渝,自强不息的先贤人物,他们筚路蓝缕地艰苦创业,打开眼界,增进知识,编织网络,这才有了“走出去”的第一代现代温州人。瑞安地区一百多年来的成就,靠的就是“人和”。

  近代瑞安,像喷泉一样涌现出一批文教型的先贤人物。例如著名经学家、维新教育家孙诒让,明年是他的诞辰170周年,逝世110周年;新派文人、南社骨干洪炳文,明年他诞辰170周年,逝世100周年;实业家、慈善家项湘藻,明年是他诞辰160周年,逝世100周年;著名经学史家、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明年是他诞辰120周年;著名音乐家缪天瑞,明年是他诞辰110周年。

  浙南地区的新派知识人数不胜数,他们结成了一个温州籍的学者网络,这一“温学网络”完全可以和世界各地的“温商网络”相比较。民国时期,温籍学者网络已经遍及全国各地的大、中学堂。以数学专业为例,温州籍数学家为二十世纪中国大、中学校做出了突出贡献,以致于全国数学界公认温州地区为“数学家之乡”。例如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谷超豪都是温州籍,他们的学术渊源,也都始于瑞安学计馆的师教薪传。

  这些以温州、瑞安籍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有一些普遍的特点:他们都和上海在洋务运动后出现的新派知识界、文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洋状元”项骧到上海后,与张经甫、蔡元培、马相伯交往,学问大长,一生成就突出;他们大多是从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古今中外的新旧知识,调谐会通,具有“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的品质;温、瑞籍的新式知识人,常常可以联通到由清末经学家、朴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瑞安学计馆和由乡绅实业家项湘藻、项崧兄弟创办的瑞安方言馆。也就是说,温州风气之开,当初就是由几位瑞安先贤率先和奠定的。


  2.温州学风与海派文化

  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士大夫意识到“洋务”的重要性,讲求“新学”。在五口通商以后,上海迅速崛起,取代北京的传统文化中心,超越广州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成为中国新文化、新思想、新生活和新教育策源地,即“海派文化”的起源。

  温州府的瑞安县,地处偏僻,办学不易,兴学全凭本乡本邑之力。以一邑之力,办时代之大事业,这等的决心决不是周围环境逼迫所致,而是几个士大夫“文教救国”“振兴乡里”的自觉意识所致,以“人和”之“君子自强不息”,弥补了“天时”“地利”所欠缺的因素,终于在温州地区发展起一个相当强大的新式教育事业,成为在东南沿海地区独树一帜的“新学”基地。

  瑞安学计馆和方言馆,是地方办学的先驱。186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举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的时候,其他城市并无兴办新学的举措。大多数的地方学校转型,无论是私塾、书院改为小学堂、中学堂,还是全新创办的中西、存古、方言、师范、法政、实业学堂及各类新式书院、公学、学院等,都开始于1905年前后,是为了响应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人《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1903)仓促举行的。“废科举”之后,各地要员急忙应付,这才形成1905年的全国办学高峰。然而,瑞安的情况很不同,据初步查证,学计馆和方言馆在1896年创办,比全国各地士大夫设立的新学堂提前了近十年,是地方士绅们在“废科举”之前就已经采取的自觉行为。

  清末的教育改革,有一种形式为北京朝廷的同文馆模式,最后完全失败;另有一种形式是上海民间的改良书院模式,在当时已经相当成功。瑞安的学计馆、方言馆,正是受到了当时上海租界内外办学模式的鼓舞,同时也联络和借鉴了龙门书院、梅溪书院的办学经验。这一点,无论是从学计馆、方言馆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还是从孙锵鸣、孙诒让与张经甫的个人关系,以及项氏家族与上海洋场的商业联系上都可以看出端倪。因此,与瑞安的“新学”事业相联系的,不是北京,而是上海;不是官场,而是民间。1896年,孙诒让的《瑞安新开学计馆叙》是响应上海变法运动的一项行动。近代以来,一大批瑞安籍学者如孙锵鸣、陈虬、宋恕、陈黻宸、项骧等人活跃在上海租界内外,“海派文化”与瑞安学者们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同光年间带动瑞安兴办“洋务运动”最为重要的人物,无疑就是孙衣言、孙锵鸣兄弟,他们就是在瑞安开“新学”风气的两位乡贤。咸丰三年(1853),孙锵鸣回到家乡瑞安,编练团练,保境安民。同时,他在家乡和孙衣言一起,倡导实业。光绪十三年(1887)起,孙锵鸣到上海担任龙门书院、求志书院山长,从此打通了瑞安与上海的联系。从他以后,不单是瑞安籍的文人士大夫如宋恕、陈黻宸、项骧等人到上海求学、教书、办报、建团体,而且有大量的瑞安籍士绅、商人、实业家到上海买机器,通商路,兴实业。瑞安的现代事业,与上海同步发展,与“海派文化”共命运,这在浙南山区各县份中是最为突出的景象。


  3.乾嘉学派与现代学术

  瑞安方言馆、学计馆以外语和科学教育为先导,以“西学”为号召,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方向之“东西合璧”和古今结合的重要范式。表面上看来,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是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开始,这一点是确凿无误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表象,并非当时主办者的全部想法。这体现在孙诒让等人举办方言、学计教育的时候,不仅仅是主张引进“西学”,还主张恢复“古学”,即以天文、历算、推步、测量为代表的古代科学传统。为此,他们认为需要提倡的并非仅仅是“西学”,而是光复传统的“新学”。由于保守势力的惰性,清朝外语、算学的普及在北京一无进展。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北京排斥西方文化、视洋人为仇寇的保守风气。而上海的“新学”事业则比较顺利,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江浙地区有一大批懂得传统“汉学”的儒生士大夫,如冯桂芬、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衡芳、马相伯、马建忠、孙锵鸣、陈黻宸、陈虬、宋恕、章太炎等人来到上海,他们懂得一些天文、历算知识,决心要把古代学术中的“格致”传统发扬光大。民间学者和官方学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主张,因此在行为和态度上也非常不同。上海和江浙的民间学者主张“中西会通”“古今并存”,并不认为“西学”会毁灭中国,而是认同传教士所说的“西学正所以救儒学”是一条可行的路线。

  “算学”,在清代是“经学”的一个门类。幸运的是,清末瑞安正好有一支“经学”特重算学,其来有自,传承有序,是乾嘉学派的一脉。瑞安当地的乾嘉算学,是从陈润之(菊潭)开始的。陈润之钻研清初徽州学者梅文鼎的历算学,受到了邻县平阳知县黎应南的影响,黎应南则是清代最重要的数学家李锐的学生,而李锐则是钱大昕的学生,许多上海“新学”学者如李善兰、华衡芳、张文虎等人的学术渊源都可以追溯到李锐。林调梅算学师承陈润之,后被孙诒让等聘为瑞安算学馆总教习。从项傅霖(几山)到孙诒让一辈,孙诒让的数学知识,来自于陈润之、林调梅的传授,和清末滞留在上海租界历算学家李善兰等是同一渊源。这样的学术渊源使得瑞安的算学非常强劲,发展很快。按孙诒让的说法:“吾乡自宋元迄明,惟忠毅精通历算,而未有传书。道咸而后,几山项先生、菊潭陈先生始研治宣城梅氏之书,以通中西之要。迩来颖伟之士,又广涉代微积之学,以究其精眇,盖彬彬盛矣。”孙氏的概括,点明了瑞安“新学”的活水源头,也开辟了瑞安“经学”的崭新天地。

  算学之外,瑞安的经学考据学传统也流传到了上海和北京。当时,瑞安经学的代表人物是经学大师孙诒让,其学问在全国范围内都被推崇。孙诒让不但做到了“诗书传家”,还因为一生“经世致用”,将自己的学问用来培养家乡后人,追赶时代进步。1902年,孙诒让与章太炎一起,参与了蔡元培在上海主办的“中国教育会”,可见这一代经学家的学问已经汇入了上海民间学者的新学术潮流。

  瑞安“新学”进入上海之后,复旦大学周予同开创的经学史研究,是中国现代学者中间最能继承瑞安孙诒让经学的。周予同的“经学史”是自己独创的,与“经学”并不相同,但是“经学史”的基本知识还是“经”,周先生在课堂上经常提到孙诒让的经学成就。周先生幼年就读于孙氏蒙学堂,他的经学史研究既继承了瑞安孙诒让的经学,又吸收了钱玄同、章太炎、俞樾、陈奂、段玉裁一脉的江南传统经学,更吸收了现代西方文、史、哲各门类新学,开拓出融会古今的现代经学史研究。

  瑞安的经学(包括算学),有两条线索通往复旦大学——一条是主流经学的路线,即周予同的治学,其将孙诒让、章太炎坚持的古文经学,与皮锡瑞等人整理的今文经学真正融合起来,成为现代经学史,是复旦历史系影响重大的重要专业;另一条是经学中的数学路线,通过孙诒让的学计馆,温州籍的苏步青、谷超豪等师承发展成为现代数学,并融入复旦大学数学系。这两条路线最初都是从乾嘉学派中延伸出来的。

  瑞安“新学”进入复旦大学,其实还有第三条路线,就是在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时期,马相伯的主要助手项骧,参与制定了《震旦学院章程》并主持院务,这对后来的《复旦公学章程》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两部现代大学的“大宪章”中,项骧协助马相伯设计和落实了外语、哲学两个专业的课程,提出一些学习外国语文和欧洲哲学的方法,这是一条更加迫切的“西学”路线。为此,项骧把瑞安方言馆的实践和心得带到了上海,交给了震旦,以及复旦。


  4.知识精英与乡绅社会

  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中,地方士绅在乡间承担修桥铺路、赡养鳏寡孤独等公益慈善责任,历来是得到鼓励和赞美的。在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百废待兴,洋务运动中新式事业需要创建,这些给了地方士绅一个极大的空间,不但可以为本地社会服务,而且还可以为国家事业出力,这样就大大地扩展了士大夫们的乡土情怀,把自己的责任感延展到了社会与国家。不同于原来捐助一桥一路,私塾书院,只是为了造福乡梓,孙诒让、项氏兄弟在瑞安举办学计馆、方言馆,并不是传统的乡土慈善,而是为民谋划,为国分忧的“天下”情怀。马相伯、马建忠、项骧等人举办学校,从“格致”“数学”“学计”和“广方言”开始,他们都不是简单的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倡导“新学”,启迪民智并长期地造福广大人群,这种“人和”精神和传统的体现,可在项氏家族勇于在瑞安中学的存废之争中“续歌”护校之举中可见一斑。

  在1860年代江南地区遭受“太平天国”毁坏,人民重建和复兴家园的过程中,各地都出现了一大批“乡绅”“乡贤”人物,他们用自己的财富、权力和知识,创办新式事业,造福一方百姓。这些人物,有南通张謇,丹阳马相伯,川沙黄炎培、上海穆藕初,在瑞安就是以孙诒让、项氏兄弟为代表者等。

  瑞安的氏族力量历来强大。宋恕《洪栋园寿诗序》说:“衡自幼习闻先君及邑父老谈瑞门第,必曰孙、黄、洪、项。”孙氏、项氏是瑞安的传统大族。按孙锵鸣《项宜人七十寿序》的说法:“吾邑南堤项氏,世为城中望族,南宋时第进士者十有八人。自是清德相继,历七百余年不衰。”瑞安的四姓大族,耕读传家,研习举业,原来都是儒家传统的升官发财之路。然而,孙诒让、项氏兄弟举办的学计馆、方言馆是另外开辟的新路,是儒家仕途之外的。这个事业和读书做官,心向魏阙的路线完全不同,它是面向社会,开导民生的新派路线。

  学计馆、方言馆以及合并之后的瑞安中学所兴起的“瑞安新学”,不仅为瑞安当地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使得温州荣膺“数学家之乡”和“人才大县(市)”的美名,更在温州地区人才留学国外,遍布全国,聚在上海,进入复旦,贡献文教等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远远优越于古时科举择贤制度的畛域限制。由于“学计”“方言”,以及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现代知识、理念、精神在一个江南偏僻县份的普及,为整个温州地区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一个“链接外界,走向世界”的有用网络。早在一百多年前,上海就是温州走向全国和世界的一个网络。不但使数以万计的温州籍劳工从上海登船到欧洲,而且使大量的温籍学子通过上海的各类文化机构到全国任职,到世界留学。总之,瑞安学计馆、方言馆开创的“新学”传统,确确实实为温州地区,乃至全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应该永远铭记,深入研究。

  回顾一百多年来瑞安先贤如孙衣言、孙锵鸣、陈黻宸、宋恕、项氏兄弟等人的功业,我们应该相信“经济要用学术做指引,文化要以教育做底蕴”,以瑞安先贤为激励,以瑞安新学为鼓舞,自强不息。

  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讨论,我们以为1980年代出现的温州发展路子并不是偶然的,当温州经济强劲发展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无缘无故的。温州人在从事现代化方面是有底蕴的,一点不落后的。外人既不能抹杀,自己更不必菲薄。温州的经济起飞的根本原因,就是此前有了近一百年的铺垫。温州的现代化是内部生发的,不是外来牵动的;温州的现代经济是有文化、教育做基础的,不是草根民众或是鲁莽、或是碰巧搞出来的。在当今温州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我们不必要对温州发展失去信心。相反,我们应该有更强的信心走出目前暂时的困境,这种信心就是:“经济要用学术做指引,文化要以教育做底蕴”,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精神。在仍然是“偏于一隅”地方属地,尽可能地抓住“天时”“地利”的一切有利机会,并更要像当年的先贤筚路蓝缕创办学计馆、方言馆、航运电力等实业公司那样,自强不息,“士、农、工、商”各阶层、各街坊、各家族之间联为一体,惟以“人和”而取胜。如此的温州便不会衰落,且能在二十一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原文链接:http://news.66wz.com/system/2017/11/24/10504506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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