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复旦之声 | 一周经济热点观察 (2017.04.01-2017.04.07)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4-11 15:00:23来源:+收藏本文

三层关系成为中国引领全球化关键

沈建光     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全球化势头出现逆转态势,市场对逆全球化态势对中国的影响产生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放弃全球化战略对中国是好事,中国可以扛起全球化的大旗,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过去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的进程高度相关,一旦形势反转,中国前进的道路将举步维艰。

逆全球化态势不符合经济规律,中国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有助于中国引领全球化的进程:

首先是处理好中美关系。近年来中美两国不仅在高科技贸易限制、南海争端、网络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不断,中国前期沉稳应对,通过稳定汇率,避免了落人汇率操纵口实。未来应该加大开放国内市场,增加对美国进口而非限制对美出口,进一步开放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积极和美国谈判双边投资协定;

其次,应该处理好全球化与国内改革的关系,当前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化、环保、国企保护、国家补贴、专利保护、利率汇率市场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改进需要,改革也需要持续推进,才能更好适应与引领全球化;

最后,要处理好项目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加速开放的最佳体现。但“一带一路”应避免急功近利。

 

雄安新区在推出时机上像1992年小平南巡

李迅雷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导师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引发举国上下热议。通知称,“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北京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近70年的发展历史。然而,北京在超常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尽管规划建设雄安新提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中并未隐含“迁都”的意思,且认为这是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探讨。但如果目标仅限于此,则与通州模式类似,雄安成为北京或首都的副中心,那就称不上千年大计了,甚至还比不上当年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力和历史意义。称之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应该是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未来的雄安新区,将“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来建设”,“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三年半了。尽管不少领域的改革在顶层设计上已有了雏形,但要落实到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改革会触及不同阶层的利益,而当前中国各阶层的利益已经逐步固化,这就给改革带来阻力。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是否可以模仿当年的深圳和浦东,通过建立特区或新区的方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在一张白纸上实践,这样就会减少阻力。当这些改革方案生根落地之后,再向全国推广?习总书记提出的雄安新区七大重点任务的最后两大任务看,确实与改革有关。从宣布设立雄安新区后当地政府所采取的举措看,也确实有别于其他新区,如当地已对房地产市场采取了限制措施,冻结了全部房产过户,也严禁房地产中介进行房地产买卖交易。从上世纪80-90年代初价格双轨制下的全民经商,到如今的全民炒房,其本质原因是改革滞后,这也导致了经济脱实向虚。对于白纸一张的雄安新区,必须阻止地产商、炒房客进入,防止新区建设的房地产化。唯有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雄安新区方能建设成为中国开放的新高地和对外合作的新平台,吸引高端高新产业项目和各类人才流入。

造就另一个深圳的概率有多大?

上海浦东和深圳的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设立的时间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和经济增长阶段;二是享受了国家政策优惠,具备虹吸效应,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内资、人才和廉价劳动力;三是得益于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经商环境,可以利用土地财政来招商引资。

当前的雄安新区,从时机上看,是在中国经济已处于下行阶段时设立的,不是顺势而是逆势,税收上很难有特殊政策,由于不允许搞房地产,故招商引资的吸引力有限,更多将依靠中央的行政性命令来获得外部资源。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区域板块的成功案例看,成功的区域大多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这是因为一个区域的发展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资金的流入和人才的流入,而中国的北方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在此方面优势不明显。因此,雄安新区的发展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央将给予多大力度的支持,也将取决于资金与人才的流入情况,这同样需要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现在断言雄安新区的未来为时尚早,因为优势和劣势不能简单相抵,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故还需走一步看一步。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需要改变污染型投资结构

马骏    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校友


按照现行的二氧化碳排放速度预测,2060年前后,地球会出现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严重干旱,很多物种将会灭绝。若要避免此种现象的出现,则现行经济发展结构必须转变。要改变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二氧化碳排放过多的状况。改变污染型的投资结构是关键。污染型的投资结构事实上是由对污染投资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要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绿色产业,包括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绿色产业。

绿色金融体系要达成三个目标:第一,要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与融资可获得性;第二,降低污染性项目的投资回报与融资可获得性;第三,强化企业和消费者的绿色偏好。

在国际合作方面,去年的G20杭州峰会,在中国的倡议下把绿色金融纳入了议题,而且发起成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提出了在七个方面共同推动全球的绿色金融发展,并写入G20峰会报告,形成了全球的共识。此外,还在“一带一路”的绿色化,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到境外,尤其到伦敦发起绿色债券,在中法合作中推动环境信息披露,建立中美绿色投资基金等等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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