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海派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承

作者:李天纲 发布时间:2021-09-06 来源: 书城杂志+收藏本文


作者: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刊于《书城》2021年9月号


如何传承文化遗产,守住文化遗产;很多建筑是拆,是留,还是转型改造,这涉及上海各个区的很多案例,而且又跟今天的很多热门话题,比如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连在一起。讲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有一条贯穿线索,两者之间有连续性。江南文化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成型,非常发达。一九八六年,谭其骧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说:宋明以后,“江南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收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文化的中心在明清时期已经转移到江南。“苏松熟,天下足”,苏、松并重,经济上有此说法,文化也可以这么说。松江府不可轻视,它在明中叶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最近,我们好几项研究都可以证明,明万历年间以后,多种文化活动,如刻书、藏书、科举、结社等,从苏州向松江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从明末“复社”的崛起,到清初“吴中七子”的扬名,再到清中叶“守山阁丛书”刊刻、松江府各县的文化活动在“五口通商”,以前都是很活跃的。明清上海是松江府的巨县,万历年间经济就在江南达到鼎盛,乾隆年间苏松太道署移到上海,文化进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当然不是明清“江南文化”中的例外。

海派文化是从上海开埠以后才开始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人讨论上海社会风尚的时候用起来的术语。“海派”一词虽然不只是用来形容上海文人的,但鲁迅、沈从文等人在介入和讨论文学界的海派、京派之争时,使得这个词的含义是简单明了的。过去说“侬人老海派的”(上海话),含义还是蛮复杂的,有点羡慕嫉妒,有点批评揶揄,也有点表扬赞美。当时上海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在“京海之争”中海派就基本上是负面的,是一种道德立场,一种外来眼光,是说这人做事夸张浮华,不守信,喜欢讲排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是一座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大都市”,什么现象都有,只用一个标签来形容上海文化,哪怕只是其中的“文学”现象,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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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街头的咖啡馆,摄于1909年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海派”变成一个标签,要拿它来代表一种上海的文化精神呢?一九八五年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讨论时候,上海历史学界的学者,如唐振常、陈旭麓、朱维铮、吴云溥、魏承思、周振鹤和我们一些人,提出来为“海派”正名,去除对上海文化的偏见,解释它的合法性,然后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大家都赞成把“海派”推出来,作为上海文化的一个标志,把很多问题澄清一下。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一两代人说下来,现在真的拿“海派”说事了,道理上是顺的。海派文化在虹口区,那里是上海最早的五方杂处,中西融合,这是确定的,当年的海派研究是这么说的。现在徐汇区提出自己也是“海派之源”,也没有问题,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派”融合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西方文化,徐家汇是欧洲文化与江南文化融合的先锋地区,这个也是没有疑问的。虹口的社会生活、市民生活比较发达,徐家汇则是宗教生活、文化教育比较突出。



一、上海文化的源和流



上海文化,“江南文化”是源,“海派文化”是流。受十九世纪欧风美雨的冲击,使得这个“流”更显壮大,更显重要。毫无疑问,上海文化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近代文化,而不是一句殖民地文化、外来文化就能批倒的。“江南文化”成功地在上海地区转型为“海派文化”,讲明白海派文化在江南文化中的地位,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存在很多误区。有一些误区是过去留下来的,比如我们一直把上海定义为一座近代城市,以前没有什么历史,即便有一点的话也不重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宽先生做过上海博物馆馆长,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六大古都(西安、南京、北京、洛阳、开封、杭州)、七大古都(加上安阳),没有上海是可以的;但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82)评出二十四个,其中没有上海是说不过去的,上海在明清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杨宽先生是青浦人,是中国古代都城研究领域的权威。上海文化的起源在哪里,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关系到上海的城市性质,也关系到上海的城市遗产和文物保护,是要认真讨论的。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开埠,因为中外贸易,上海文化发生了重大变革。二十世纪上海文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形成压倒性优势。曾有一句话说:“三千年的历史要看西安,八百年的历史要看北京,百年历史看上海。”这样说大致也是对的,但把上海说成好像就是一座近代刚刚崛起的大都市,此前没有历史文化,这就不对了,可惜今天还有好多人是这么看上海的。

上海仅仅是一个近代城市吗?它的明清历史是怎样的?有没有来源、有没有传承?它的地位是怎样的?这些我们都没有说清楚,以致说了很多错话,做了很多错事,拆了很多不该拆的文化建筑。所以讲起源的时候,我们要讲两面,不单单要讲近代的上海,即“维多利亚式”的上海,也要讲明清时期江南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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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史》(第一卷)

[英]兰宁  [英]库寿龄著  

 朱华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




近代上海是五口通商城市中发展得最顺利的大都市。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从朝廷来看,这五座城市中,上海的行政级别最低。广州和福州是省城,厦门和宁波是府城,上海只是县城。不过,上海是苏松太兵备道的驻地,行使海关、海防和海运等多项职能。兵备道移沪,说明江南地区的海洋事务集中到了上海。上海在五个口岸中处于最北面,外国人称为“北华”(North China)。洋商喜欢上海,说是上海人脾气比广东人温和,无非是开埠爽快,乐意做生意。另外,上海城市富裕,货源充沛,水路发达,拿货最方便。五口通商后,外国人集中到上海交易。十年后的一八五三年,上海港的进出口总额就超过了广州。《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后继续开埠,沿海港口自北向南,旅顺、天津、烟台、青岛、温州、汕头,长江港口一路往西,镇江、九江、汉口、重庆,连苏州、杭州,都开埠了。开埠城市都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先驱,上海则是上一次中国现代化的表率。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影、汽车在上海首先使用,工业GDP、进出口总额、工厂总数、汽车拥有量、报刊发行量、大学数量等,都位列中国第一。举电气化的例子,一八七九年,工程师毕晓普在乍浦路用蒸汽机试验发电,点亮了路灯,和爱迪生在纽约试验电灯是同一年。一八八二年,中国第一座发电厂在南京路营业,比巴黎的第一座商业发电厂只晚了三年,和纽约的营业电厂几乎同时。工业革命第一波——蒸汽机的时代,上海没赶上;电气时代上海就赶上了,早早地实现了电气化。马建忠家族在远郊的朱家角镇投资建电厂,一九一二年就有了路灯,用电机来打谷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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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的上海古地图,

载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刊《上海志》


近代上海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在电气化时代,与全世界主要城市相比也是不相上下。当年领先于新加坡、香港、曼谷、孟买这些亚洲城市就不说了,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相比,上海也不差。西方城市花了二三百年建设的市政规模,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赶上了。以英租界最初范围,即外滩、洋泾浜、苏州河、河南路四至内的密集楼宇来看,不亚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线城市,上海达成了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再全球化,是第二次。第一次城市化留给我们这一代很多文化遗产,而我们却不太容易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拆了好多。

  


二、建城七百三十年:

“南吴壮县”是“国际大都市”的基础


上海作为一座城市至今已有近七百三十年的历史。一二九二年上海镇从松江府华亭县划出来,设立上海县。中国历史研究把县作为基本城市单位,设县可视作城市历史的开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县以下的市镇就没有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相反,江南地区很多市镇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比如青浦的文化遗产,朱家角镇比城厢镇多。一二九二年是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和北京一样,也是一个元代的城市。上海一直是县城,但乾隆《上海县志》就说它是“南吴壮县”,不比一般的县城,这不是夸张。上海地处吴越之间,土地高亢,土壤里的盐分还没有退尽,稻作条件并不优越,但上海人巧用地利,明初就建立了晒盐业;万历年间又兴起了棉纺织业;乾隆年间兴起了沿海沙船航运业。沿海产业造就了发达经济,“南吴壮县”的格局,为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上海开埠”一词,大多是说“五口通商”。其实乾隆年间正式撤销“海禁”,重新启用上海港,也说是“开埠”。这两个“开埠”意义不同,后者是近海开放,允许国内交通;前者是远洋开放,开始全球贸易。乾隆时期的“开埠”,恢复了这座城市的航海精神。聚在十六铺的上海人、宝山人、川沙人、崇明人、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在康熙年间就筹建了商船会馆。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东南沿海开禁。乾隆鉴于运河淤塞,决定漕粮不再漕运,改作海运,上海港扬帆出海的机会又来了。“五口通商”的机会降临后,上海人就加入到与欧美商人的全球贸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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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十六铺码头


近代上海的崛起,“以港兴市”是一个重大机遇,工商业贸易传统也是一种先天优势。明清江南和全国市场格局有两个重要的交换关系,助推了上海的崛起。第一个交换关系是江南地区的“米布交易”,因为松江府各县大量输出棉布,“衣被天下”;同时又需要购入稻米,补充粮食供应。这样,就在上海西部各市镇形成了米市和布市,朱家角、枫泾、罗店、泗泾、七宝等都是米布交易镇。第二个交换关系是上海港承担的“南北枢纽”功能,因为上海往北是黄海滩涂沙岸,要用平底沙船;往南则是东海陡峭岩岸,福船、广船吃水很深,不宜北上,需要在上海卸货换沙船。如此一来,上海港就成为东南航路上的一个枢纽。南洋(闽、粤)的“南货”在上海销售,又把上海人从北洋(津、鲁)带回来的“北货”运回南方,这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货贸易。而且,从上海,东洋(日本)、西洋(东南亚)都可通达。“米布交易”通过吴淞江、黄浦江、太湖及其分湖、运河、长江等水路交通,把上海和江南市场联系在一起;“南北枢纽”则是通过海运,把上海与东部沿海港口团结在一起,且具有中心地位。在十八、十九世纪“早期现代化”时期,水路是农业、手工业乃至大工业初期发展的主要交通。世界上最早发达的地区都是依赖水路交通,比如十九世纪的尼德兰、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十八世纪的波罗的海沿岸城市。上海也有此地理条件,它在明清时期的繁荣和十九世纪的崛起与此相关。

明清上海有三大支柱产业:棉、盐、船,在江南甚至在全国都处于支配地位。“棉”指纺纱织布。宋朝人穿的是葛衣、麻衣、葛布,但到了元朝以后,穿的都是棉布,因为产量高、成本低。经济史学者估计,万历年间上海地区的棉布的产量占了全国的八成。这八成不单单是上海县的,还包括松江府以及苏州府东面的几个县。上海三个县嘉定、宝山和崇明是从苏州府划过来的,另外七个县是松江府自己的,青浦、松江、奉贤、南汇、金山、川沙、闵行。这样就组成了上海。说“衣被天下”,是说在洋布畅销之前,本地的土布已经卖到全中国,乃至于上海在万历年间就是江南最富裕的一个县。上海的盐场在金山、南汇、川沙,“团”“灶”等地名都是遗迹。金山区最后的盐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停产。古代食盐专卖,利润颇丰。上海海运发展起来后,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上千条沙船聚集在十六铺码头,丹凤楼下,百舸争流,这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景象。上海、青浦、崇明出现了几十个船王,如宝山朱其昂就发起成立轮船招商局,担任总办,从传统沙船业转向现代航运业。

老上海的一些社会机制,对“五口通商”后的顺利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什么上海人更愿意与外商贸易?是“五方杂处”为“华洋杂居”做了准备。“华洋杂居”是指中外人民混合居住,这是《南京条约》开始的。“五方杂处”乾隆年间已经有了,十六铺住了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上海本来是一个各路商人混居的城市,多些西洋人进来,只要官方不计较,市民之间问题不大,何况还有生意做。今天保存着一些同乡同业会馆,如商船会馆、三山会馆、钱业会馆,都是城市早期融合性发展的见证。然而,更多的会馆都被拆掉了,如广肇会馆、四明会馆……

上海老城范围之内,明代遗产只剩下两处,即北城潘氏豫园和南城徐氏故居,当年被称为“潘半城,徐一角”。这两处足可以证明上海在江南文化中地位的文保单位,一处修缮完好,誉称海外;另一处却坍塌危殆,面临拆迁。潘家三代为官,做的都是布政使、工部尚书、刑部尚书,营造出一座豪园。豫园曾占了老城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历经潘氏家族衰败、小刀会破坏和“文革”,园林学者陈从周先生在最近一次修缮中将它完美呈现。

徐光启出生在太卿坊,故居“九间楼”在南城一角。南城是做米、棉交易生意的地方,相当于万历年间的南京路。光启南路至今只七八米宽,还是明朝格局。一九六○年因为方行先生的努力,九间楼和徐氏祠堂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一直没有升级为“国保”,也不修缮,与徐光启文渊阁大学士、“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地位很不相称。前几年老西门拆除,小南门内的光启南路、乔家路就是最后一块保存明清文化的地方,前景未卜。

讲到徐光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地位,正好说明“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在中西会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江南和上海的经济在十六世纪就和全球贸易连为一体。外商住在澳门,进入广东,再经过江西、湖南、浙江,漫长商路的目的地是江南,采办的是茶叶、丝绸和瓷器。日本滨下武志教授证明葡萄牙人在江南、日本和澳门之间,串联起一个东亚三角贸易;还有多位学者考证十七、十八世纪的荷兰人、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大西洋方向对华贸易,输入白银,买走欧洲人喜欢的中国制造,这是“大三角”贸易。其次,江南文化已经接触到“意大利文艺复兴”,这就是徐光启、利玛窦“翻译、会通、超胜”事业带来的效应,著名成果就是《几何原本》。明清江南的经济、文化,已经进入“早期全球化”,这是“江南文化”向“海派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三、开埠五十年:

外来文化对海派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形的“海派文化”是影响至今的主要文化,那我一直坚持认为“海派文化”之前,还有一个“维多利亚文化”。一八三七年到一九○一年的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世界经济高速发展,进步主义风靡全球,正好也是上海开埠后国际化,奠定现代城市制度的时期。因为租界制度的引入,上海与西方经济、文化、政治高强度交流。英租界在外滩,美租界在虹口,法租界在城北面。一九○○年,英美两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意思就是各国籍居民都可以进来。法国人不愿意合并,法租界一直保留。法语在法租界,英语在公共租界是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租界章程、条例和文书都会用英语/法语以及汉语。所以说,上海的“西方文化”至少有两种,一种是英语的英美文化,另一种是法语的欧陆文化。维多利亚时代,英语是国际语言,法语失去了十八世纪时的优势地位。在上海,英语也以商业性强取胜,一九○五年震旦学院的教学要把英语改成法语,学生就不答应,而独立出复旦公学。

维多利亚时代很多新兴城市都采用了英国式的城市制度,尼尔·弗格森《帝国:不列颠如何缔造现代世界》里列举英国向世界输出的多项制度,其中包括:英语,英格兰式的土地租约制度,苏格兰和英格兰式的银行制度,公共法,基督教新教主义,体育运动队,受限制的或称为“看更人”的政体,代议制的议会等。上海租界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道台和领事共同签发“道契”,汇丰银行用英格兰簿记,会审公廨参照英美法,各大教会约束侨民、推动文化事业,青年会YMCA引进各项体育运动,工部局召开董事会、纳税人会等,相当程度上引进了一套现代城市制度,运行了五十多年,奠定了城市文化的基础。这一套城市制度不用多讲,只要举例YMCA提倡的体育活动就可以理解了。今天南京西路上海市体育局大楼,原来是西侨基督教青年会,里面有上海体育历史陈列,可见篮球、乒乓球、足球、排球、板球、体操、举重、田径等现代体育用品,都是他们以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名义在上海普及开来的。在当时的上海,不但是诸如沙逊、哈同这些从伊拉克、土耳其、印度、东南亚来的大英帝国海外属地侨民认同英国文化,上海租界华人居民也接受了这种文化。

上海的文化融合模式是双向的,一面是华人接受西侨引入的现代城市制度,另一面是外侨接受和认可上海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外侨来上海,开埠后最初两年内,都住在上海的老城里,这里已经是一座“东南通津”的港口城市,当然更加舒适方便,外商侨民是乐于接受的。然而,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根据清朝官方“华洋分居”的要求,领事馆和外侨搬出城里,按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签订的《上海租地章程》,开辟租界,到北郊乡下建设新市区。后来,法国领事敏体尼、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也得到了法租界(1848)、美租界(1848)。租界“北市”和华界“南市”分治,互相竞争。后来华人大量进入租界,但中外文化的融合就是由租界制度主导了。

租界和华界,在制度上就是分治,中外人种、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上并没有系统性歧视。文化上或有隔阂,但不会有严重的种族问题,也不可能严重,因为华人数量、市场规模和江南文化传统放在那里。一八五三年“小刀会”起义发生的难民潮涌入了租界,“华洋分居”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英、美租界引进十九世纪英国成熟的现代市政管理制度,与界内华人共享。与封闭、腐败的清朝体制相比,现代法制更能为租界内市民们接受,渐渐出现了现代法制体系下的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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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祝永清绘《上海城厢内外租界全图》(1888),

彩色石印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


文化多样性,说简单了,就是各个地方的人都来了。来了以后,遵守同一个制度,但还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方言、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职业特征……过去苏州人、宁波人、广东人、福建人在上海都有各自的职业特征,说家乡的方言。今天的上海话,是由本地话、苏州话、宁波话,以及一部分的广东话融合形成的。说上海排外是没有道理的,最早突破地域限制,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就是上海。今天各地都有了异乡人带来的风味餐,但上海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餐饮多样化。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西餐,上海人不把西餐当外国餐,章太炎三天两头在福州路二十二号“一品香”吃大餐。一品香是中西融合派的澳门葡国餐,正是这个融合模式的并存与过渡。比如罗宋汤,是白俄从长春、哈尔滨带来的,已经是上海家家户户的日常菜。年轻人不识,说是香港菜,其实是从上海传过去,色拉、罗宋汤在香港的普及程度远不及上海。上海人可以本埠,可以客帮,也可以西洋,练就了各种“多样性”。

方言最表现“文化多样性”,上海就曾有各地方言。有各地方言在使用,就能培植出各种地方戏曲,于是各种地方戏,评弹、沪剧、越剧、锡剧、淮剧、黄梅戏……都是在上海诞生和传播的。有一个现象,现代地方剧很多不是当地产生的,是在上海、天津、汉口的租界里生成的。比如越剧,不是在宁波而是在上海形成的。今天这些戏都消失了,因为方言多样性没有了。戏曲演出早期在福州路茶馆、戏园,后期转移到虹口的影院、剧场。为什么说虹口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因为各地籍贯的市民分野鲜明,方言人口密集,文化认同多元,影院、剧场也集中在一起。日日夜夜地演出,一折一曲地学唱,就形成了上海的地方戏传统。如今,文化多样性正在消失,连滑稽戏的方言基础也在流失,这就引起了文化传承问题。



四、海派文化:融会与持守



一九八六年,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上海史研究倡导者唐振常先生提出“海纳百川”的说法,形容上海再一次“对外开放”,或即现在我们讲的“再全球化”。“再全球化”是加州大学华志健教授和我一起讨论提出来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外滩》和《大上海》都用了这个概念。后来,市政府把“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标注为上海的城市精神。再后来,新一届市政府又延伸出“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成为现在所用的“十六字诀”。

“海纳百川”出自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以为“海纳”是融会,“壁立”就是持守。上海既要以包容、接纳和融会来扩大自己的文化阵营,更要以梳理、持守来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两者不可偏废。上海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一个传统,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坚守自身,我们把它叫作“壁立千仞”,就像大山不被动摇,有尊严、有原则地传承下去。

上海的开放是两面,一面是对世界的开放,一面是对内地的开放,两者缺一不可。上海要双循环,只讲内循环就不是“海派”了。上海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决定它要更加注重对外开放。你看外滩,整个外滩,北外滩、南外滩、东外滩,它的岸线都是到全世界去。外滩像敞开的双臂,是“海纳”;南京路和外滩垂直,沿南京西路愚园路虹桥路三一八国道,一路往西,到江苏、浙江,通往“江南文化”腹地,把江、浙和内地的资源带到上海来,再输送到世界,反之亦然。

“海派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化解和吸收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上海的族群关系模式,还是各界融合。海派文化的特点,不是对立,而是融合。一定要给“海派”作一个定义,我会说它是一种“贯通古今,融会中外,吴越文化为基色,华夏文化做主体,吸纳东西方的文明,在近代商业社会下培育起来的、多元的城市文化”。“海派”没有出现在同属“江南文化”的苏州、杭州、扬州,或者南京,原因就是只有上海处理了“融会中外”的复杂而艰难的关系,形成模式。

上海不但融会了英美商业文化,还消化了更加精致、更强调生活和艺术的法国文化。上海的音专、美专,以及派生出来的音乐、舞蹈、美术生活,开始是在虹口,后来就移到了更加适宜的法租界。法国、俄罗斯、犹太、奥匈、葡西籍的艺术家带出了一批华人艺术家,从任伯年到周湘、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樑、张充仁都深受熏陶。法租界之外还有徐家汇土山湾,徐悲鸿称“土山湾乃西洋画之摇篮”,中国的油画、水彩画、水粉画、雕塑、彩色玻璃最初都是从这里传授的。徐家汇土山湾不单单是海派文化的发源,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发源。所以徐家汇土山湾也是上海文化的一个源头,也可以说是海派文化的源头。徐家汇的“摇篮”很多,天文台、气象台是一八七六年建的,中国和亚洲的第一座;土山湾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印刷机构;博物馆也是最全国第一个,后来送给了震旦,变成了震旦博物馆,后加入了上海自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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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山湾画馆


“外滩源”和“徐家汇源”,一东一西,十多年前命名,体现了“海派文化”的融合能力。外滩源保存了公共租界的英美基督教文化,徐家汇源保存了欧陆天主教艺术,都被吸收到上海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协进会、青年会、浸会、广学会等总部大楼都在外滩源,它们支撑了上海出版、教育、新闻、医院、学校等,留下来的机构今天都在使用。徐家汇源的天文台、气象台、藏书楼、博物院、徐汇中学仍然重要。徐家汇还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一八九六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一九○三年的震旦学院,一九○五年的复旦公学,都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

我们说“海纳百川”是包容和融会,“壁立千仞”是梳理和持守,那什么是“海派文化”应该持守的原则呢?一个文化总是会有自己的稳定的特征,以及可以持守的原则。什么是“海派”,什么是上海人?这种问题太难回答了,但是有些特征还是可以梳理,可以解释。比如说方言,以前大家都说家乡的苏州话、宁波话、苏北话、广东话,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慢慢融合成上海话。伴随着语言、习俗、信仰的趋同,知识背景、历史事件、社会危机的共情,自觉的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就会出现。一种积极的共同体身份意识,可以帮助建立文化自豪感、维护文化传承,珍视生活,凝聚社区。上海文化的主体意识一直是开放的,它不会形成保守的、排外的观念。开放的意识下的主体意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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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天文台,摄于20世纪初

“海派文化”中哪些原则是需要持守的?人们甚至会问,上海的市民精神中是否还有一些积极原则,不是说海派就是小市民文化吗?我们当年选择用“海派”定义上海文化时,就不认为“海派文化”是小市民意识了。上海文化蛮大的,大城市、大工业、大历史,是“大市民”,是有现代底蕴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上海市民的内底是法治的、现代的东西。我想把一九三三年讨论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个定义拿来说一下,当时工部局请了一位英国大法官费唐,他定义上海租界有四个原则(Four Principles),说的是自治(Self Governance)、法治(Rule by Law)、自由(Freedom)和安全(Security)。法制观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提炼出来,写在城市原则里面。这样的市民精神,说小是小,说大是大,我认为上海是有“大市民”的。

上海为什么在一百年中崛起?根本原因是现代市政制度。工部局、公董局、会审公廨、总商会、马路商会,这是一个系统。法治环境下,租界判案采用英美习惯法,华界虽然用内地律例,但也受了很多影响,做了不少改良。现代法律精神扩散到南市、闸北、江苏、浙江,整个江南文化也受到影响。法官和律师由东吴大学法学院培养,已经融会到本土教育中了。东吴法学院在上海是不亚于交大、同济、圣约翰、震旦、复旦的一块招牌,一九四五年东京审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都依靠了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上海和江、浙,是香港之外最熟悉英美法的城市和地区,比较容易和国际事务接轨,市民精神中也有较多的习惯法意识,这是容易察觉的。

还有很多的案例可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持守,有乐观,有悲观。外滩源和徐家汇源是成功案例,效果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更早进行保护的话,情况就会更好。徐汇滨江、杨浦滨江已经完工了,我也认为当初可以在杨树浦路、平凉路、扬子江路、黄浦路上保留更多的文化遗产。目前严峻的挑战是北外滩,那里可真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怎么传承海派?如何持守文化?巨大的城市更新运动面前,我们的文化如何重建?我们的城市意识和身份认同又如何优化?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总结一下,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大都会城市(sophisticated metropolitan city),既是五方杂处,又是华洋杂居;既有多元文化,又有普遍认同;既开放胸襟,又强调主体意识。上海文化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从地方认同,慢慢扩展为全球认同,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既要讲自己的独有的文化价值,又要讲全球化的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上海的全球化是一种有地方特色、有本地限制的全球化,就是一直讲的“全球-地方文化”(Glocal Culture);没错,“海派文化”曾经是,也应该是“海纳百川”,但放在今天“全球化”受挫,又要坚持的环境下,我们还应该同时用上林则徐这副著名对联中的下联,即还要有一种“壁立千仞”的态度,对全球化做出修订和补充。“壁立千仞”是一种有原则、有尊严、有态度、有选择的包容,目的是开展一种有效果的融合,形成良性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