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落幕：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最高法院右倾提前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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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纽约客。

对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而言，被粉丝称为“臭名昭著的金斯伯格”（Notorious RBG）的金斯伯格法官是一个明星级的人物。

作为本届最高法院年龄最大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在去世前已经担任大法官27年之久。在年轻的时候，金斯伯格考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在男性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美国法律界，金斯伯格在整个求学和求职过程中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在学校，学院院长质问她和其他女生“为什么来这里取代本应该属于男人的位置”；在毕业之后，因为她是一名女性，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愿意雇佣她……受到性别歧视的经历使得金斯伯格将性别平等的追求当成她的终生职业追求。

1963年，金斯伯格成为了一名法学院的教授，并在1970年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合作建立了妇女权利计划。此后她一直活跃于争取公民权利、促进性别平等的第一线。在此期间，她六次作为辩护律师出现在最高法院，抵制广泛存在的、或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法律或行政规定，

金斯伯格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行为为其带来了良好的声誉，1980年，卡特总统提名她为哥伦比亚上诉法庭的法官；1993年，在克林顿总统任内，金斯伯格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最高法院的女性大法官。

金斯伯格宣誓就任大法官。图源：BBC。

进入最高法院之后，金斯伯格在“美利坚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成功推翻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原本只招收男性的政策，一战成名。而此后最高法院的法官构成日益保守化，自由派的金斯伯格在其中变成了一个激烈的“异议者”：她那句著名的“我反对”（I dissent）已经成为了其身份标签之一。譬如2012年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面包师拒绝为一对同性恋情侣制作婚礼蛋糕一案，最高法院以7比2通过判决支持面包师的决定，并认为这是其“宗教信仰自由”。但金斯伯格在少数派意见中激烈反对，认为“关键在于面包师不会像给异性情侣一样给同性情侣提供服务，那这就是歧视。”

金斯伯格对“少数派建议”的信念是明确的，她认为“异见代表的是未来”。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多数意见会作为判决书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但少数派意见也会被作为判决书的一部分保留下来，成为判例的一部分，成为未来可能的新的法律或是判决的引用依据。在金斯伯格法官的生涯中，类似的事情就出现过：2007年的一项跟职场性别歧视有关的案件中，金斯伯格在少数派意见中表示“妇女同工同酬必须由法律保护”，两年之后，国会在这个案件的基础上通过了《公平薪酬法》，保护妇女权益。

金斯伯格“伟大的异议者”的身份和其为争取美国妇女权益不懈追求的精神使其成为了年轻人的偶像，她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拥趸，她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甚至有粉丝以她的形象制作成周边物品售卖。

在金斯伯格去世后，多位政要表达了对她的深切哀悼。前总统克林顿称，“美国失去了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大法官之一”；前总统奥巴马称其为“不屈不挠的诉讼人和敏锐的法律家”；前国务卿希拉里悼念称，“金斯伯格大法官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女性铺平了道路。再也不会有像她一样的人了。”；现任总统特朗普在声明中也肯定了金斯伯格“法律巨匠”的贡献。

图源：时代周刊。

不过除了对金斯伯格的悼念之外，大法官的空缺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事实上，金斯伯格的健康状况一直牵动人心。当然，金斯伯格本身的“人气”只是原因之一，背后更核心的原因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作为美国司法界最重要的职位，在美国政治天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首届联邦法院大法官马歇尔为联邦最高法院法院争取到了“合宪审查权”：最高法院可以通过裁定一项法律或法案“不合宪”来“驳回”一项法律，除了法律之外，行政机关（即政府）的行动也在联邦法院的审查之内。

因此，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职能极大地加大了美国司法权的权威性，在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多次通过这一权力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涉及女性选择权和婴儿生命权之争的罗伊诉韦德案、涉及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涉及到美国第一修正案规定的新闻自由界限问题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在美国判例法系的传统下，联邦法院的判决已然成为美国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学者抱怨称其每次判决都是“九个人召开的制宪会议”。

金斯伯格去世前本届最高法院合影。图源：Getty Images。

在联邦最高法院权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大法官的人选便成为了一场最重要的政治博弈。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且终身任职。因此，当总统和参议院是同一个政党的时候，便可以较为轻松地推动与其意识形态接近的法官的任命，譬如特朗普在上任后就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支持下分别通过了对戈萨奇和卡瓦诺的任命。而当总统的政党未能控制参议院之时，任命大法官就会举步维艰，2016年的奥巴马就因为麦康奈尔的阻挠未能在卸任前任命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而对于可以自己决定退休时间的大法官们来说，根据在任总统的意识形态和任期选择退休时间便是这场博弈中的关键：如果年事已高，但在任总统与自己意识形态相近，大法官可以选择“战略性退休”，让更年轻的人接任；如果在任总统与自己不对付，则尽量“撑”到下一任总统。

因此，金斯伯格大法官的选择则不是孤例，事实上，历史上大法官在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悖的政党执政时为了不让其有机会任命大法官，选择在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下坚守岗位的例子层出不穷：1975年中风的威廉·道格拉斯法官为了不让福特总统有机会任命保守派法官，曾坐着轮椅、带着尿袋出庭工作了十个月之久。

虽然金斯伯格的遗愿是“由下一届总统任命新的大法官”，但特朗普和共和党显然已经对又一个大法官位置“垂涎已久”。在她刚刚去世不到一小时，此前以“奥巴马任期即将结束，应由下一任总统任命大法官”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声称“如果特朗普要任命新的大法官，参议院会进行投票。”

这一与四年前截然相反的言论自然激起了民主党极大的不满，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发推特称“应该由美国人民来决定下一个大法官是谁，所以这个空缺应该由新总统来填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现任总统候选人拜登等都反对在大选仅剩46天时进行大法官提名和任命人选。

不过，麦康奈尔和其他共和党人看起来已经下定了决心，纽约时报讽刺称“对麦康奈尔来说，羞耻感已经不能阻止麦康奈尔把整个最高法院推向极端的保守阵营了。”对现在的美国来说，既然“特朗普会不会任命下一个大法官”已经确定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谁会是下一个”了。

早在2019年，《经济学人》就刊登文章预言称：“如果特朗普再次获得提名新的大法官的权力，坚定的反堕胎权法官艾米·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大法官）。”

巴瑞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巴黎圣母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其在2017年被特朗普任命为第七巡回法院的法官。在美国司法系统中，界定法官的政治光谱是自由还是保守的重要指标就是对于女性堕胎权和公民持枪权的看法。显然，在公开演讲中多次强调“生命起源于受精”的巴瑞特是生命权的支持者，而她在诸多涉及枪机的重罪案件审判中的“少数派意见”也体现出了其对公民持枪权和第二修正案的坚定支持。而最让自由派担忧的事情是，这位法官在自己著作中曾声称“如果先前的判决在实际上对其想解释的法律或者宪法规定存在误解，那么这一判例就应该被推翻”——这似乎暗示着，在巴瑞特的理念中，之前存在大量争议的“罗伊诉韦德案”同样应该被推翻。

巴瑞特法官在发表演讲。图源：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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