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融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24-10-31 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收藏本文
2024年10月23日晚，第201期“金融学术前沿”报告会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会议室举行。本次时事报告主题是“制度与繁荣——浅谈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FDFRC）组织举办，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主持，报告人为孙教授研究团队成员张志睿。本文根据报告内容、公开材料以及现场讨论，从热点回顾、热点分析、专家解读以及深入讨论等几方面展开。
01
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公布。获奖者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理由是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所作的贡献。
诺贝尔奖委员表示，“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而三位获奖者则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Daron Acemoglu
教育背景：
1989年：约克大学经济学学士
1990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硕士
1992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任职情况：
1992-1993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讲师
1993-1997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1997-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2000-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2004-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教授
2010-2019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基里安（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教授
2019年至今：麻省理工学院校聘教授
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理论等
荣誉表彰：
2004年获“沙尔文·罗森奖”（美国劳动经济学会的最高奖）、获芝加哥大学首个“舒尔茨奖”、2005年获美国经济学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12年获美国西北大学“内默斯经济学奖”、2013年当选土耳其科学院院士、2014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8年获“让·雅克·拉丰奖”、2019年获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全球经济奖”、202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Simon Johnson
教育背景：
1984年：牛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学士
1986年：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硕士
1989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
任职情况：
1989-1991年：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学院初级学者
1991-1995年：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助理教授
1995-1997年：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副教授
1997-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创业学副教授
2001-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罗纳德·库尔茨（Ronald A. Kurtz）创业学副教授
2004年至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罗纳德·库尔茨（Ronald A. Kurtz）创业学教授
2006-2021年：历任华盛顿特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BaselineScenario.com联合创始人、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小组成员、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系统性解决咨询委员会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等
研究领域：
早期主要集中在金融，尤其是金融危机问题（揭示了金融机构如何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和过度冒险行为加剧系统性风险，进而导致金融危机）；后期逐渐转向制度和长期经济增长
荣誉表彰：
因支持结束“大而不倒”的公共政策而被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ICBA）评为2013年度“街头英雄”、201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Jamieson教学卓越奖、202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James A. Robinson
教育背景：
1982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理学学士
1986年：华威大学硕士
1993年：耶鲁大学博士
任职情况：
1992-1995年：墨尔本大学经济学讲师（期间认识了Daron Acemoglu）
1995-1999年：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1999-200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政治学与经济学副教授
2004-2015年：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
2015年至今：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芝加哥大学皮尔逊（Pearson）全球冲突问题与解决研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
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
荣誉表彰：
2013年获埃克尔斯奖（Eccles Prize）、2017年获威廉·瑞克奖（William H. Riker Prize in Political Science）、202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书籍：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2006.）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2.）
《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2019.）
《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2023.）
论文：
《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实证调查》（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05).）
《命运的逆转：地理因素和制度对现代世界的收入的贡献》（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04).）
《欧洲的崛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James A,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03).）
《权力、精英和制度的持久性》（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01).）
《为什么新技术与技能互补？导向性技术进步与工资不平等》（Daron Acemoglu. “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4).）
02
根据以上对三位获奖者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到他们的学术研究离不开制度这一关键词。他们三位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典型人物。究竟什么是新制度经济学？他们又做了什么突破？在介绍具体的成果之前，我们需要先回顾下此前经济学家在制度领域的研究历程。
首先，对于制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包括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他们揭示了运行中的经济，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制度基础及其演化的性质。在这个时期，对制度的研究基本是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没有很成型的理论，也很少有将制度和经济联系起来的观点。
后来，一些社会学家也推动了制度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杜尔凯姆和孔德，他们的社会学传统提供了一些实证方法，比如杜尔凯姆在他的著作里面归纳了一些制度学的研究方法。
在启蒙思想家和一些社会学家的推动下， 随后，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在1833年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被认为是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源头。它认为，经济学家不应通过抽象和演绎获得结论，他们必须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最广泛的历史和统计研究上。由此来看，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不是空泛的，它离不开历史的眼光，也离不开对数据的把握。
随后，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思对制度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考察，尤其是对资本主义，他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领域），他是把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来考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观察作为总体的制度。并且马克思也首先提出了产权理论，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分析框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制度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按照其理论基础、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等，可以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的基于的就是历史学派的研究，研究方法主要就是经验总结。根据卢瑟福的划分，旧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纲领分为很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凡勃仑和康芒斯。
凡勃仑认为，制度是一种思想习惯。它认为社会存在两大利益集团的对抗：一是思维习惯或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保守因素，这也对应着他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的有闲阶级；二是受现存制度制约的从事工具性的职业集团，他们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因素。（他在书中论述了有闲阶级的产生、有闲阶级如何阻碍制度改革、有闲阶级观念的影响等等）
不同于凡勃仑对制度理解为思想习惯，康芒斯则强调了产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正式和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如何实现控制就通过法律制度。他也编写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尽管这两种旧制度经济学的纲领对制度的概念、以及分析框架有所差异，但它们在方法论、理论倾向、价值偏好上都具有一致性——他们都强调经验观察（而不是演绎推理），他们都关注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他们都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最大化”进行了抨击。
但是，旧制度经济学依然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经济学家缪达尔曾评价，“旧制度学派只是一种天真的经验主义”；也有社会学家指出“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且具有历史特殊性”；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曾经评价“旧制度学派的研究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
简单来看，旧制度经济学它的局限性在于：1、老制度主义在进行制度分析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它主要吸取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一些基本思想；2、老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一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经济系统依赖于上一时期历史的因素，如凡勃伦认为制度变迁既没有方向又没有目的，强调从发生学的角度去把握正在展开的过程。因此忽视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变化。
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就诞生了。不同于旧制度经济学没有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它就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追求普遍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能力处理文化或历史特性等现实性问题，尤其无法满足转型国家的需求。于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做了一些改良，包括继承了稀缺和竞争假设、以及提出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以及引入了时间因素等等。
经济学家科斯的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成为新制度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其贡献在于将交易成本这样的市场摩擦因素引入了经济分析中。
后来，斯蒂格勒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论文，以及阿罗关于适度报酬的论文相继发表，新制度经济学才开始破壳而出，成为解释现实世界的重要工具。
在这个时期，有一些新经济史学家，比如诺斯，开拓性地使用新制度经济研究方法解释了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并以制度经济史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各个类别结合起来。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依靠案例，与当下严格的实证分析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不足。
长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面临着一大痛点，就是缺乏实证基础。因为制度有时候是复杂的、难以量化的。随后有经济学家在制度的实证方面做了一些突破。其中比较典型的，比如罗伯特·巴罗，以及布拉德福德·德龙，他们都对制度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
那么，近年来随着实证方法更加成熟，以及跨学科的研究逐渐兴起，今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学术贡献。
比如，他们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将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框架。另外，他们研究的对象具有更大的时间、空间跨度和更强的整体性；最后，他们对技术手段的权衡和工具变量的寻找严谨而极富创意的。总之，他们巧妙地为诺斯的“制度至关重要”的命题提供了实证支持。
接下来，选取三位诺奖得主的几个主要的研究成果，详细展开描述。其中第一个，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性提供了制度阐释。
首先，我们先看几个反映全球贫富差距的现状。根据三位获奖者的统计，全球最富裕的20%国家的人均GDP，比最贫穷的20%国家高出约30倍。这个差距是一直存在的。
另外，获奖者在他们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上的Nogales这座城市，这里之前完全属于墨西哥，后来北边一部分划给了美国。自此之后，美国的那部分居民生活较为富裕，平均寿命较长，大多数孩子都能顺利完成高中教育，产权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墨西哥那部分居民的生活条件明显落后，犯罪率也比较高。从谷歌地图的街景图片可以看出，上边的美属nogales和下面的墨属nogales在基础设施方面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拥有相同的祖先，相同的地理位置，相同的文化基础，发展差异却如此大？这就引出了他们研究的主题——制度的差异。
图表2：全球最富裕20%的国家人均GDP比最贫穷20%国家高30倍
资料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图表3：Nogales南北两侧对比图
资料来源：google地图
关于各国人均收入差异巨大的原因，此前许多研究在制度方面做了解释。然而，这些研究缺乏对制度对经济绩效影响的可靠估计，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遗漏变量偏差、制度度量误差等问题。并且他们从历史角度的分析也不够深入。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在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论文《发展差异的殖民起源：一项实证研究》则从殖民地历史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三位研究者发现，欧洲人从16世纪开始向全世界开展殖民。殖民者的足迹遍布亚洲、非洲、美洲、澳洲。今天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被殖民的经验。但有些国家早已从阴影中走出，变成了经济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美国；而另一些国家却迟迟无法摆脱困境，至今仍挣扎在温饱线上，如刚果等一些非洲国家。
图表4：近四百年世界帝国动态殖民扩张史
资料来源：公开网络
这个经济增长差的差异是如何引起的？这篇论文指出，欧洲人在不同的殖民地建立不同的制度。在某些殖民地，殖民者的目标就是剥削当地土著、掠夺当地自然资源以获取短期利益，称为“掠夺性制度”。但在另一些地区，很多欧洲人选择在殖民地定居，为了自己和后代的长期利益，他们会把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照搬到殖民地，逐渐把殖民地建设成“新欧洲”，称为“包容性制度”。
该论文对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被解释变量是当前人均收入（用1995年人均GDP、1988年每个工人的人均产出衡量），解释变量是制度（分为当前制度、早期制度，分别用1985-1995年间的国家机构对财产被征收风险的保护、1900年对行政部门的约束衡量），他们也考虑纬度等控制变量，研究表明，制度对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具有影响。
但是，这样的模型可能存在一些内生性问题，比如可能当时殖民到富裕的地方建立好的制度，制度和人均产出的促进关系纠缠不清，于是该论文使用了一个工具变量，即100多年前殖民地第一批欧洲定居者面临的潜在死亡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欧洲人到某些殖民地之后多半难以适应，为热带病所困扰，曾导致殖民者大量死亡；而本地土著历代都与这些疾病共存，死亡率低。欧洲人面临高死亡率难以定居，就更有可能推行“掠夺性制度”；反之就倾向于推行“包容性制度”。
于是他们通过实证表明，历史上的制度对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具有影响，即使把纬度、地形、宗教、语言等其他各种因素都纳入考量，制度仍会显著地产生影响。其研究方法点燃了后继制度经济学研究者整理历史数据和寻找工具变量的热情。
图表5：当前人均收入与定居者死亡率呈负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进一步地，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一篇论文《命运的逆转：地理因素和制度对现代世界的收入的贡献》（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研究了前西方殖民地国家，在过去的50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种命运的逆转：西方殖民统治开始时期，曾经富有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如今均陷入贫困，而那时的穷国，如加拿大、美国，如今均极为富有。
该论文用1500年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作为经济繁荣的代理变量，发现它们与今天的人均收入呈负相关。这一 “财富逆转”的模式与简单的地理假说不符。论文认为这一逆转反映了欧洲殖民主义导致的制度变迁。在相对贫穷、人口稀少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倾向于大规模定居并建立鼓励投资的制度；而在原本繁荣、人口稠密的地区，掠夺性制度更有利可图。这种“制度逆转”可以解释500年间的收入逆转。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和工具变量法，作者证明了制度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图表6：1500年、1995年的城市化率与当今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呈负相关、正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诺贝尔奖官网
图表7：命运的逆转”图示
资料来源：《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诺贝尔奖官网
综上分析，阿西莫格鲁等人用诸多论文论证了“包容性制度”让经济变好，“掠夺性制度”让经济变糟的道理。进一步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其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做出了更深入的阐释。
他们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分为包容性和掠夺性的。他们认为，包容性制度指的是一种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机会、保障权利以及鼓励创新的体制。掠夺性制度则集中权力和财富于少数人手中，通过剥削和压制多数人来维持少数人的利益。具体来看：
（1）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的，这就会使得经济出现持续繁荣。例如，包容性政治制度使得政治更加多元，很多群体在决策中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创造了条件。
（2）反之，掠夺性的政治制度和掠夺性的经济制度之间也会互相促进，产生恶性循环。这就导致市场主体没有动力去扩大生产经营和开展技术创新，经济最终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例如，掠夺性政治制度能够让精英控制选择经济制度的权力，几乎不存在约束或反对力量。
（3）此外，比如掠夺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是难以长期共存的，这就意味着只进行了经济制度变革而政治制度若没有变化，包容性经济制度也很快会因为政治方面掠夺性的存在而迟早会变成掠夺性的。
（4）最后，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掠夺性经济制度，这样的国家是几乎不存在的，因为政治制度已经是包容性的，政治决策能够听取多方的声音，经济制度就不会是掠夺性的。
在书中，作者也通过大量的历史案例和跨国比较，展示了不同国家制度如何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果，强调了制度对国家繁荣与贫穷的决定性作用。
图表8：政治、经济制度坐标系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那么，既然制度对经济增长那么重要，那原本采取掠夺性制度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自身发展的长远利益而转变为包容性制度呢？或者说，制度如何才能转变？制度又是如何决定的？三位获奖者也是从历史的角度在这方面做了很深入的分析。
关于制度的决定，在之前的经济学文献包含的观点主要有有效制度论、意识形态论、偶然因素论。
l 有效制度论：一个社会最终会选择富有效率的制度，剩余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配不会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
l 意识形态论：国与国之间在制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不同造成的。不同的社会选择不同的制度，是因为社会成员或领导者对“什么是好制度”有不同的看法。
l 偶然因素论：制度不是个人或集团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他社会行为交互作用或偶然性历史事件的结果。
阿西莫格鲁则否认了以上三种理论。他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政治科斯定理为何失效？》中指出决定制度的原因不在于效率，而在于各集团政治权力。不同的利益集团偏好不同，最终什么样的制度会被选择，就取决于该社会中政治权利的分配。掌握政治权力的集团会按照自身偏好来设计和实施经济制度，通过再分配政策（制度）来抽租。对于诺斯说的庄园制兴起，他认为根本原因并不是效率的提升，而是西欧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让劳动者的相对地位得以提升。
阿西莫格鲁的反驳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
对有效制度论的反驳：科斯定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作为第三方来界定和执行产权，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政治市场上恰巧缺乏这种第三方保证机制。
对意识形态论的反驳：尽管意识形态因素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决定中的作用不可否认，但将制度的差异不可完全归因于此。
对偶然因素论的反驳：制度在历史中确有延续，但这种延续却处于人们的选择之下。如果执政者选择制度变迁，制度的变迁通常都能实现。
既然制度取决于政治权力，如何由少数精英掌握政治权力的掠夺性制度转变为包容性制度呢？为什么很多国家当初没有实现这样的转变？阿西莫格鲁等的解释集中在政治权力的冲突以及统治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承诺问题上。
他们认为，精英和大众之间面临“承诺问题”。只要政治体系保持对精英有利的状态，大众就难以相信精英会真正执行改革经济体系的承诺。设想一个新的政治体系下，这个政治体系允许大众在自由选举中撤换不履行承诺的领导人，那么这个政治体系是真正有助于推动经济体系改革的。然而，统治精英担心在新体系下，他们不会得到大众对他们失去经济利益的补偿。于是导致社会陷入一个循环：一方面，掠夺性制度导致大众贫困，另一方面，统治精英则保持富裕状态。
但是，有时候在缺乏可信承诺的情况下，也会走向民主，那就是依靠革命。这是因为，即使在非民主国家大众可能缺乏正式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有数量优势，能够形成革命的威胁。在这种威胁最严重的时候，精英们面临一个困境：他们希望维持权力，并试图通过承诺进行经济改革来安抚大众。然而，这样的承诺缺乏可信度。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权力，引入民主制度（包容性制度）。
这一模型已被用来解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欧的民主化进程：如英国、瑞典等国选举权的扩展过程中伴随的普遍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图表9：政治制度演化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后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合著的《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书中，又进一步对其“政治权力论”进行了扩展。他们指出，要实现好的制度，就必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一种有效的权力平衡。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绝非容易，这就仿佛要达到自由和繁荣的彼岸，就必须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要找到这条走廊，并且顺利走完它，对于国家而言，都是一件不小的挑战。而很多国家一开始就走偏了，后续发展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越走越偏。虽然发展过程中充满试错和博弈，也有不同的社会力量想把方向导回走廊入口，但终究难以如意。阿西莫格鲁等悲观地指出，这条窄路不好走，一步错可能步步错，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世界。
在书中，两位作者用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取得权力平衡的重要性：
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由于国家并未完全掌握权力，社会能够通过议会和其他制度对国家进行制约，因而国家和社会之间碰巧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故最终成功穿越窄廊，形成了比较好的制度。
古代中国：由于国家力量强大，而社会力量则相对薄弱，因而在这种失衡之下，很难形成良性的制度。
津巴布韦：则由于国家能力欠缺，治理无效，最终导致了社会和经济的崩坏，造成了发展的停滞。
图表10：“狭窄的走廊”图示
资料来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几位获奖者的研究也是与时俱进的，尤其是近几年来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对于新技术影响的考察。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其他经济学家那样，一味地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唱赞歌，而是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抱有了一丝冷峻的批判，并努力试图用好的制度去引导新技术的发展方向。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新技术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
于是，阿西莫格鲁在他的论文《为什么新技术与技能互补》和《技术变迁、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中提出了一套“导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方向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现实中，技术进步并非对所有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等）同等有利，而是会倾向于提高某些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这种技术变革方向往往由经济激励决定，特别是市场规模、要素相对价格等因素。
市场规模效应：某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供应增加时，市场对这种要素相关技术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刺激企业和研发部门开发更多与其互补的技术。
价格效应：某种要素变得更昂贵时，技术进步会偏向那些可以提高这种要素生产率的方向，从而降低其单位成本。
根据该理论，阿西莫格鲁认为有时候那些偏向于技能的技术（Skill-Biased Technology）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很糟糕的经济后果。具体来说，当这些技术出现后，那些高技能的人会首先学会这些技能并从中获益，而低技能者则会因技术受损，于是收入分配就会出现恶化。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更多的人发现这一点后，他们为了使用新技术，也会努力提升技能，成为高技能者。而这会反过来促进技术朝着更偏向高技能者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循环之下，高、低技能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持续扩大，社会将不断向着不公平的方向发展。
该研究对当前就业市场的深刻洞察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不仅强调了技术进步在提升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警示了由此可能引发的潜在不平等问题。
图表11：技能供应和高等教育溢价的动态变化
资料来源：《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2023年，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合作出版了《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该书探讨了科技变革如何影响社会的财富分配和权力结构，并直面当前AI带来的挑战。全书的亮点在于透过千年的历史视角，揭示科技进步与共享繁荣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如何引导科技发展。
“权力与进步”的含义在于，科技进步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涉及权力如何在社会中分配。阿西莫格鲁等批评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生产力便车”理论）。书中指出，AI的崛起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问题——一方面，高技能的劳动者，如程序员和数据分析师，将享受到AI技术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许多低技能工种可能被AI替代，从而造成失业和收入下降。而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即使高技能者也会成为受害者。因为和过去所有的技术不同，AI发展的目标并不是成为一件与人类劳动者互补的工具，而是彻底取代人。最终，能从AI发展中受益的就只剩下那些研发AI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及拥有它们的顶级富豪们。这在阿西莫格鲁等看来显然是不公道的。
图表12：阿西莫格鲁等对AI的主要观点归纳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那么，如何去引导AI更普惠的发展？阿西莫格鲁等试图从历史的教训中找出一条引导AI等新技术更好发展的道路。他们指出，对技术发展的引导根本上是一个对权力结构的调整。在很多时候，技术的发展之所以会损害普通工人的权益，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方向被完全掌控在了资本方的手中。因而，要让技术发展能够惠及全体人，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的权力结构。
阿西莫格鲁等认为，只有实现“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Progress）才能让AI真正增进社会福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做好两点：一是让工人拥有发言权，能够参与到影响技术发展方向的过程当中；二是要确保技术的发展是与人互补，而不是完全取代人，以此作为技术发展的底线。——由此可见“包容性发展”其实就是“包容性制度”在技术发展领域的体现。
阿西莫格鲁等在书中还提出了很多更为详细的“进步议程”。包括：加强市场激励、拆分科技巨头、改革税收制度、加强对工人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加强对隐私和数据所有权的保护等。
加强市场激励：“政府该努力的是培养许多不同的发展路线，鼓励大家更重视辅助人类、给人类赋权的技术。政府应该做的是打定主意，愿意尝试各种以协助劳工与公民为目标的新技术。”
拆分科技巨头：“市场过于集中垄断，会让技术创新遭到扼杀，发展方向遭到扭曲。如果想要让科技发展重新导向，一项重要的做法就是拆分那些科技龙头，好创造出更多元创新的空间。”
改革税收制度：“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目前的税制等于是在鼓励自动化。透过税务改革消除这种不对称，就能消除公司继续推动自动化的动机。可大幅减低、甚至是完全取消工资税这个税目；并且适度提高资本税。”
加强员工培训：“共享繁荣之所以能在1980年代之前实现，为低学历劳工提供培训功不可没。可以透过体制方案与国家培训补助来解决。而且这些培训计划通常也有工会的支持与监督。”
加强隐私保护：“应该加强AI使用者的隐私保护。平台大量收集使用者的数据，会造成各种不利的影响；此外因为有太多数据被少数平台掌握，也就让它们与对手和使用者之间形成权力上的不平衡。”
第一，开辟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范式。获奖者学术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制度”为主线和归因，他们用历史、政治和宏观经济结合的多元化视角，以历史考察、经济分析、量化研究等相结合的方法，解析了制度与权力、制度与经济绩效、制度与国家兴衰、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等多组重要关系；还通过强有力的实证模型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打开了新思路。
第二，修正和发展了一些重要的主流学术观点。譬如，获奖者对“财富逆转”的地理假说的驳斥、对诺斯“政治科斯定理”的驳斥、对诺斯“制度与经济绩效”研究进一步深化（获奖者更强调制度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等。
第三，积极回应当下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获奖者始终关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全球民主化问题和国家治理的成败问题，该话题极具现实意义；此外，获奖者与时俱进继续在研究新的环境变化对经济增长治理模式（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影响问题，诸如对当下以AI为代表的科技变革如何影响社会的财富分配和权力结构给出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技术进步增进社会福祉的“包容性发展”之路。
第一，坚持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制度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的激励机制，包容性制度能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应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破除阻碍生产力前进的体制机制约束，坚持保护产权、鼓励市场竞争和确保法治，坚持推进人民利益至上、两个不动摇、反腐倡廉，通过包容性的制度设计使得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第二，在技术变革中促进劳动力转型。随着我国向智能制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转型，可能会对低技能工人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因此，应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技术变革带来的不平等。政府和企业可通过教育和再培训计划，帮助工人适应新兴技术岗位的需求，确保技术进步不会进一步扩大收入不平等。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完善治理体系。获奖者曾指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结合会带来新的经济格局和挑战。中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同时，一方面需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竞争和技术冲击；另一方面，应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平衡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合理化贡献大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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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早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理论，需要较长时间来验证这个理论正确与否。但现在的诺奖更年轻化一些，如今经济学研究与现实问题、政策关系非常紧密，都是与现实高度相关的问题，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法制改革，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司法改革、产权保护等改革，具有积极意义，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思考推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三位诺奖得主关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了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既然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那么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就必须不断破除阻碍生产力前进的体制机制约束，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短期内，经济刺激政策肯定是有用的，但是长期来看，仍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两者结合，才是真正的“标本兼治”。第二，制度的核心是保护产权和契约关系。而且，根据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产权制度是一阶的，契约制度是二阶的。因为包含产权需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是所有市场主体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相对而言，契约制度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当前，国家正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关键是保护企业家的“两权”——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惟其如此，才能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胡捷：或许有人会认为，今年这些诺奖获得者的研究结论过于笼统，甚至还带有某种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的研究论证了制度可以极大影响经济发展。这一学术研究的一大现实意义就是，要重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坚持全面深入改革开放、兴利除弊，才有可能实现更为包容性的持续增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文一：《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很兴奋，但是等我把中国的经济奇迹问题和欧洲工业化历史真正思考了以后，我觉得那个书里面的理论是错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失败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好的政治制度，他们提出的解决贫穷的办法很简单：实行普选民主……首先，这个逻辑体系和历史经验不吻合，欧洲列强当年崛起根本不是靠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其次，这个逻辑体系也与当代实践不符。当代的发达国家拿着这个理论企图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时候，把民主制强加给它们，不管这些国家以前是贫穷的农业国还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结果都不行……中国崛起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却无力解释中国的崛起。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董丰：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他们的研究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和政策争议。从跨国横向比较的视角来看，一些学者认为三位经济学家论文中所采用的“殖民者死亡率”变量构建中存在分类不清等情况，修正并调整样本后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在考虑亚洲其他国家的样本后，殖民者死亡率对于制度的影响便不再显著。从历史纵向的视角来看，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政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后保持民主制度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北美相比却日渐落后，这都与三位经济学家“民主制度是增长动力源泉”的结论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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