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人」1961年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经典城市研究书籍影响了我们整整60年。专栏作家 Rana Foroohar最近在FT Times上撰文，借助对当下城市内部空间和活力的讨论，帮我们重温了雅各布斯对城市的思考。

来源：Gomel, Bob. “Writer Jane Jacobs walking on streets of New York.” Getty Images, 1 January 1963, www.gettyimages.com/detail/news-photo/writer-jane-jacobs-walking-on-streets-of-new-york-news-photo/50329492.

1958年，城市活动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为《财富》杂志写了一篇题为《Downtown is for People》的文章。就像她在三年后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样，这篇文章旨在呼吁那些心系城市的人行动起来。她在文章中写道：“今年（译者注：1958年）对城市的未来至关重要，”这一年将为“后浪们”塑造城市特性。

我们现在正处于雅各布斯所说的其中一个轴心点上。纽约是我居住的地方，这座城市正重焕生机。公园熙熙攘攘，餐馆座无虚席，人们情绪高涨。但房价和犯罪率也逐渐抬头。这一情况在美国的一些大都市地区都出现了。在纽约，曾以豪华公寓和大手大脚的外国人而闻名的部分地区，如今人去楼空。突然间，一些不那么前卫的地区开始蓬勃发展。疫情期间，纽约房价涨幅最高的地方是温莎台（Windsor Terrace）。这是一个不起眼的爱尔兰裔意大利人社区，离我住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在这里，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和设计师们正把护士和消防员挤出社区。过程虽然缓慢，但确实在发生。纽约的精髓在于变化永不停歇，如今就好像这一精髓被压抑了好几个月，现在迸发出来，方式有好有坏。

来源：“Welcome to Windsor Terrace.” Compass, www.compass.com/neighborhood-guides/nyc/windsor-terrace/.

城市景观的特点已经改变，还将继续改变。疫情促进了变化。在九十万失业人口中，约40%的人已经恢复工作。但许多饭店、商店和办公室仍大门紧闭。不过，曾经的街道交通堵塞，现在则挤满了顾客。他们将餐馆订到爆满，涌向人行道上神似巴黎咖啡馆的有顶空间中。很多人都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延续，也希望那些音乐家能继续在公园里练习、希望公交不再那么拥挤、希望能够继续远程办公。

犯罪率又要另当别论了。在上个月的市长初选中，犯罪问题（不仅仅是治安问题）自1993年来首次成为主要议题。这说明，人们对激增的暴力行为感到焦虑。纽约警察局5月份的统计数据揭露了一个恐怖故事：纽约总体犯罪指数同比增长22%，其中抢劫案增长46.7%，重大盗窃案增长35.6%。被枪击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6月的数字更糟糕：犯罪率较去年增长了30%以上，枪击案达到三倍。同时，美国其他一些城市的暴力犯罪率也在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部分原因肯定是疫情将人们逼到了崩溃点，不管是在经济上、生理上、情感上还是文化上。疫情前，“黑人的命也是命”在我的社区就有很大影响力。形式一般是欢快的集会和游行，伴有音乐和舞蹈。如今，这项运动已经完全颠覆治安，让每个警察都明白暴行已经无法容忍。不用说，这肯定是件好事。

而警方也相当小心翼翼。媒体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后穷追猛打，警察改革因变化多端而难以实现，许多人沉迷于执法规范：如何使用武力，如何接触（或者避免接触）某个对象，甚至如何精确用词。巡警因此面临不确定性，变得谨小慎微，这也是我采访过的许多警官和市民认为罪犯有贼胆的原因。以上种种都凸显了一种分裂感：我们虽已摘下口罩，但彼此疏远，对未来没有把握。几年后我们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雅各布斯对此有千言万语想诉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于1961年，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理性主义”规划者愿景，表达了抗议。这些规划者希望城市区域能够简化、美化、更有效率。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是19世纪英国城市学家。他打造了首座“花园城市”（译者注：garden city是由霍华德提出的绿化城市理论，主张理想城市应兼有城市和乡村的优点。霍华德曾在距伦敦56公里的地方打造了首座花园城市莱奇沃思）。与霍华德等前辈一样，“理性主义”规划者认为城市实际上是可以规划的。霍华德为郊区安排了商业中心、精心设计的绿化地带，甚至还规定了居民的最大数量。与此同时，在大城市工作的美国规划师从勒·柯布西耶（译者注：Le Corbusier，20世纪著名建筑大师，致力于推广钢筋、水泥、玻璃等现代建材，提出“光辉城市”理念：高层住宅楼的底层将全部被架空，高速公路以网格状分布在楼宇之间，城市地表作为连续型的公园）那里获得了灵感，建造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令其凌驾于熙熙攘攘的底层商店之上。霍华德和勒·柯布西耶的学生都认为，人口密度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霍华德的“花园城市”

来源：“From garden cities to data cities.” Data Cities, data-cities.net/from-garden-cities-to-data-cities/.

雅各布斯的观点正好相反：密度是决定城市生活魅力的关键。将城市居民彼此隔离是为了减少摩擦，而摩擦正能让城市如你所想。霍华德等人身处1898年，他们环视伦敦的工业区，不喜欢他们“所闻到、看到、听到的”，这情有可原。但在雅各布斯看来，“霍华德计划的城市是真正意义上的舒适小城，前提是你很温顺，没有自己的规划，也不介意与那些得过且过的人共度一生。正如所有的乌托邦一样，规划重要事情的权利，只属于手握重权的规划者”。

雅各布斯不善于拐弯抹角。在她去世之前，我发现自己成了她批判的重点。当时我还是《福布斯》杂志的菜鸟记者，正在对杂志里一篇关于城市规划的报道进行事实核查。不过，她把真正难听的话留给了她的眼中钉罗伯·摩斯利（译者注：Robert Moses，纽约前州务卿），这个几乎建立了现代纽约市的人。摩斯利为我们建造了桥梁和高速公路，比如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我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这条路上度过，往返于家和机场之间。他还将纽约与大片的滨水区分离，造成了死亡地带，花了数年和数不清的钱才得以恢复。

罗伯·摩斯利

来源：Dunlap, David. “Why Robert Moses Keeps Rising From an Unquiet Grave.” The New York Times, 21 March 2017, www.nytimes.com/2017/03/21/nyregion/robert-moses-andrew-cuomo-and-the-saga-of-a-bronx-expressway.

摩斯利等理性主义者希望重塑城市，特别是市中心，以应对零售额下降、税基降低、公共交通挫败和犯罪率上升。至少在纽约，这没有奏效。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山姆之子”（译者注：大卫·柏克威兹，连环杀手，出没于1977年夏天的纽约城，专门狙杀约会中的情侣）占据了头条新闻；白人开始“逃往”郊区；福特总统拒绝在1975年的财政危机中向纽约提供紧急财政救助——此事导致《每日新闻》写下著名的标题：“福特致纽约：去死吧”（“Ford to City: Drop Dead”）。

正如传记作家罗伯特·卡罗（译者注：Robert Caro，《成为官僚》的作者）所写的那样，摩斯利只在乎权力。雅各布斯更在乎人。她认为，城市和其居民一样，都是生命系统，只有在“有序复杂性”的背景下才能参透个中奥秘。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有几十种相互关联的事件发生。她在1961年的书中写道：“变量很多，但并不杂乱无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就像蝴蝶扇动翅膀、进而在地球另一端引发海啸的寓言一样，稍微改变一个因素，就足以撼动整个系统。

她认为，市民互相保障安全——即使他们不比警察做得更好，那也和警察旗鼓相当。“首先要理解的是，城市的公众安宁（人行道和街道治安）主要不是由警察维持的，尽管警察也很必要。城市的公众安宁主要由一个错综复杂、几乎是无意中出现的网络来维持的。这种网络由人民自发管制、自发设定标准，并由人民自己执行。”然而，这个系统是以信任为前提的。

在雅各布斯鄙视的“花园城市”郊区，信任以同质化和部落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多元的大型城市地区，信任源于与陌生人之间的偶然互动，这正是格林威治村（译者注：Greenwich Village，纽约市西区的一个地名，住在这里的多半是作家、艺术家，雅各布斯就住在这里）“错综复杂的街边芭蕾”的核心（译者注：街道上发生的种种活动与互动）。

曼哈顿单调的城市景观

来源：Arutyunova, Sasha. “A View of Midtown Manhattan from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The Financial Times, 8 July 2021, www.ft.com/content/59c1b256-d05c-4366-b12b-7dbe38b5a873.

在她所在的哈德逊街，她会在八点过后一会儿出现。“我会出去放垃圾袋，这当然是一件再平淡不过的事，但我喜欢我的角色：当一队初中生从舞台中央走过，扔下糖纸时，我就会扔出手上的垃圾袋，发出清脆的‘叮当’声 ”。还有一些“早间仪式”，比如哈尔珀特先生打开洗衣房小推车的锁，把它推向地下室；乔·科纳奇亚的女婿把一些空箱子搬到熟食店的外面叠起来；理发师把折叠椅搬出来；戈尔茨坦先生收拾电线——五金店开门了。

我在我自己的社区里找到了这样的芭蕾。像科纳奇亚一样，我社区的杂货店老板会留着钥匙，供那些在我们外出时想借用地方的人使用。当我14岁的儿子来买苏打水时，他会告诉我，我儿子已经和一群狐朋狗友打成一片。我到两个街区外去理发时，如果我忘了带现金，又赶时间，理发师就能让我赊账回家，下回再付钱。满头发卷的老太太坐在折叠式草坪椅上监视着街道。我隔壁的邻居是位七旬老人，她从小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她能告诉我某个年代的前房主到底是怎么修理排水沟的。这就是皮特·哈米尔（译者注：Pete Hamill，美国作家、记者）所描绘的布鲁克林，也是他眼中的布鲁克林——他曾在街对面的公寓里度过了童年的某段时间。

为什么我的社区这样的地方仍然有这种信任？部分原因是，直到最近，这个社区还没有出现极端情况。2007年，我用伦敦北部芬奇利路（Finchley Road）的一套三居室公寓换置了我在布鲁克林公园坡（Park Slope）的家。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知道，如此我可以把我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可以住在绿地附近，去图书馆、医院、商店、乘坐公交都很方便。

这种“功用的多样性”在许多外区仍然有迹可循，但在曼哈顿的许多街区却难觅踪迹。就像伦敦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或任何其他全球城市的最昂贵地段一样，近年来曼哈顿已经变得极为分化。这里有太多“地标性”建筑，主要由俄罗斯或波斯湾俄的投资者所有，他们本人都不在纽约。这里也有太多不连贯的新开发项目，如哈德逊庭院（译者注：Hudson Yards，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项目，位于曼哈顿中城西，涵盖豪华公寓、购物商城、办公大楼、美食广场和艺术表演中心），这些地方公共交通不便，对大多数纽约人也太贵了。

哈德逊庭院

来源：Galai, Noam. “People walk near The Vessel at The Hudson Yards as the city continues Phase 4 of re-opening following restrictions imposed to slow the spread of coronavirus on July 31, 2020 in New York City.” Getty Images, 31 July 2020, www.gettyimages.com/detail/1263071642.

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曾将纽约市称为奢侈品。雅各布斯会将此视为一个警告信号。在她看来，那些一骑绝尘的城市，往往是在自取灭亡。她写道：“垄断性的购物中心和标志性的文化中心，在公共关系的喧闹之下，掩盖着商业还有文化在私密而随意的城市生活中的式微。”利用标志性建筑时，要像对待关键的棋子一样谨慎，还要省着点用。这些建筑占据了太多的空间，减少了复杂性。而在她看来，复杂性正是成功社区的核心，每个部分都要为整体服务。

她自己更喜欢是新旧混合、商住混用的建筑。在此，短小的街区令密切来往成为可能，还有足够的人在当地生活和工作，有所供应，也有所需求。这就是一个“15分钟城市”，也即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推广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布鲁克林，而不是看到更多的曼哈顿。

与过于完美的静态社区不同，朝气蓬勃的社区在疫情前就已经成为纽约的一种趋势。现在，得益于工作和通勤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很可能成为永恒），这种趋势搭上了顺风车。远程办公不会消失：很多人都想远程工作，这种模式还将为雇主节省商业租赁的费用。在纽约，可用的商业空间已经达到17%，为三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水平是18%）。租期很长，这意味着打击不会是短暂而剧烈的，而是缓慢而持久的，或将持续多年。

这肯定会减少纽约的税收，但也可能为雅各布斯认可的那种“多功能多样性”创造更多的机会。对工业空间、仓库和物流中心的需求正在回升。除了在疫情期间需求大幅下降的多户型大公寓，纽约很多地方的住宅市场都在上涨。我预计，像布鲁克林、皇后区，甚至布朗克斯和斯塔滕岛（译者注：Staten Island，纽约市的一个岛屿，位于曼哈顿以南的纽约港内）这样的地方将逐渐自成一套经济生态系统，而不是成为曼哈顿的附庸。

这是一件好事。而吸引大雇主来到这些城市，会考验、阻止这一趋势。我们必须抵制这种压力。比如，对于亚马逊最终放弃将纽约市作为其第二总部，雅各布斯就相当满意。她强烈批评城市采取线性交易，即用税收优惠换取头条新闻上的就业增长。这是她的直觉，但后来的研究表明她是正确的。

纽约市皇后区长岛市的建筑工地上，针对亚马逊的抗议标语被喷在墙上

来源：Taggart, John. “Some New Yorkers were disappointed that Amazon’s decision to abandon a Queens headquarters meant 25,000 promised jobs will not arrive..” The New York Times, 15 February 2019, www.nytimes.com/2019/02/15/nyregion/amazon-new-york-reaction.

虽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这种商业补贴增加了两倍，但研究证明，城市为品牌雇主达成的多数协议终将倒贴。最初的就业增长不能抵消减少的税收，后者导致了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退化，而这正是当初吸引雇主的地方。

雅各布斯认为，正是“大城市的小”才令其广受欢迎。她写道：“一个大都市的中心之所以能被称作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汇集了大量的小元素，人们在街上就可以看到这些元素。”她会喜欢现在遍布纽约街道的户外咖啡馆，还会喜欢在过去15个月里存活下来的小企业所证明的创造力。

她毕竟是一个城市的乐观主义者，会对疫情后大城市将消亡的预测摇头。她在1961年的作品中的这几句话，在今天尤其能引起共鸣：“一个有活力的城市本身就有能力理解、交流、构思和创造战胜困难的武器。也许，这种能力最有力的一个例证，便是大城市在与疾病抗争中发挥的作用。”

“城市曾经是疾病中最无助、最凄惨的受害者，但城市最终成为了伟大的疾病征服者。庞大的财富，巨大的生产力，支持社会进步的人才（比如，运用科学，我们在一年内就成功研制出新冠疫苗）紧密结合，所有这些“本身就是我们整合到城市的产物，特别对于那些大而密集的城市来说。”

城市和人一样是混乱复杂。城市在自己的生命中也有跌宕起伏。纽约在恢复元气之前可能度过一段艰难岁月。然而，雅各布斯在书的最后一页反问道：“难道有人认为，要解决今天困扰我们的问题，答案都能从同质化的城市中找到吗？”

在我看来，答案就像展望公园的天空一样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