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从一个简单却深刻的视角出发：我们的居住选择并不仅仅受工作和工资驱动，更关乎某个地方能提供的“生活质量”——而这种生活质量的定义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

作者利用了美国国家青年纵向调查（NLSY）、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TUS）和消费者支出调查（CEX）等数据，揭示了一种清晰的迁移模式。高技能工作者，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在20多岁时更倾向于迁往高便利设施城市——那些充满夜生活、文化热点和社交机会的繁华都市。但进入30多岁和40多岁后，许多人开始转向便利设施较少但房价更友好的地区。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迁移数据上，也反映在人们对本地便利设施的消费上。数据显示，人们在生命周期中的便利设施消费呈现出U形曲线——年轻时支出较高，中年时下降，而到了晚年，又重新回升。这意味着，20多岁的年轻人愿意为城市的灯红酒绿买单，而中年人则更关注住房成本和家庭环境，而到了晚年，文化活动和休闲设施的吸引力再次回归。

换句话说，年轻时，我们渴望大城市的繁华与刺激；中年时，我们更看重安稳和性价比；等到人生的后半段，我们又开始回头寻找那些让生活更丰富的体验。这种周期性的排序行为，塑造了城市的人口流动，也影响着不同城市的发展格局。

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教育塑造了人们的迁移轨迹和生活质量的变化。

大学毕业生在20多岁时更倾向于奔向高便利设施的大都市，并在30岁左右达到“巅峰”——他们的生活质量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0%以上。相比之下，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则很少经历类似的跃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峰值不仅更早到来，而且到了30多岁时，甚至回落到青少年时期的基准线以下，甚至更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 作者认为，这不仅仅是收入问题。高技能工作者更容易被那些让他们能在户外享受闲暇时光的城市吸引——比如高档餐厅、剧院、音乐会，或者风景优美的公园。这些城市不仅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化和社交活动，还符合高技能人群的生活方式。

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往往有不同的闲暇模式。数据显示，他们更倾向于在家休闲，比如看电视、社交媒体或休息，这些活动并不需要昂贵的城市环境来支撑。因此，即使他们迁往大城市，也不会像高学历群体那样充分利用城市的便利设施，导致他们的生活质量提升有限，甚至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换句话说，大城市的灯红酒绿，或许更是“高技能年轻人”的游戏——他们在这里尽情享受，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转折点：孩子的到来，往往彻底改变人们的迁移选择。

研究表明，养育孩子会推动家庭，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迁往更便宜、便利设施较少的地区。为什么？因为孩子意味着更高的时间和空间成本，而在高便利设施的城市，这些成本尤为昂贵。

首先，时间成本——育儿需要大量的精力，从换尿布、哄睡，到接送上学、课外活动，这些都挤压了父母外出享受城市便利设施的机会。那些曾经热衷于周末早午餐和剧院夜晚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连睡个整觉都是奢侈。

其次，空间成本——孩子需要更大的房子，而在城市中心，宽敞的住宅往往意味着天价租金或高昂房贷。与其在市区蜗居，不如搬到郊区或小城市，换取更宽敞的居住环境和更亲子友好的社区。

研究利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了这一变化，发现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六年内，家庭往往搬到生活质量评分较低的大都市区。与此同时，那些从未生育的人则更长时间地留在高档城市，继续享受城市的便利设施。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生育与否正在加剧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方式差距。对于无孩一族来说，大城市的活力和文化仍然是吸引力所在，而对于有孩家庭来说，现实的考量最终让他们选择了另一种生活。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Albouy和Faberman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模型，融合了位置选择、闲暇时间和消费。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创新：将闲暇时间分为两种类型——家里休闲（如刷Netflix）和享受本地便利设施的时间（如去听交响乐）。他们发现，本地便利设施的丰富程度与外出时间之间存在强烈的“互补性”——简单来说，城市提供的便利越多，你就越想去体验它们。他们的估算表明，这种联系非常显著：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评分可以将人们享受便利设施的时间增加三倍。然而，当孩子加入家庭时，这段时间会大幅减少，促使家庭搬到那些不会为他们无法享受的便利设施支付溢价的地方。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有趣。首先，它挑战了城市聚集（高技能人群聚集在城市）的静态观念。根据他们的研究，集聚是随着生命周期起伏的，在青年时期达到顶峰，在中年回落，而孩子则起到刹车作用。这也暗示了为什么一些城市繁荣而另一些城市停滞不前：年轻、受过教育的人群推动了对城市便利设施的需求，但家庭生活可能会将他们拉走，除非城市做出调整（比如提供实惠住房或适合家庭的公园）。其次，对个人而言，他们的研究提醒我们，优先级会随着时间变化——20多岁时追逐刺激，到了40多岁可能更注重实惠。

* 完整论文获取地址：http://www.nber.org/papers/w33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