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特朗普政府冻结全球卫生援助资金的行政令作出了出人意料的裁决：由特朗普本人提名的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携手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与自由派法官共同否决了这项试图暂停发放数十亿美元对外援助的行政措施。一时间，媒体形容这是对特朗普政府“令人震惊的打击”。更耐人寻味的是，巴雷特此举被认为与她的“保守派”标签相悖，她先后在多个关键案件中未能如特朗普所愿般“站队”，而是根据其司法理念独立裁决。

此案不仅打乱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节奏，也凸显了当下美国行政与司法之间日益复杂的互动关系：即使是总统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在面对具体法律原则时，也可能展现出与总统利益并不一致的“独立性”。在政治愈发极化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最高法院判决背后的法理基础，又应当如何理解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正成为观察当代美国宪制运作的关键视角。

2025年3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裁决驳回了特朗普政府冻结全球卫生援助资金的决定。此举引发特朗普支持者的强烈反弹，其中保守派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因投下关键反对票，成为右翼舆论猛烈抨击的焦点。

这是巴雷特继此前两个月内第二次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以及自由派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卡根（Elena Kagan）和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联合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要求。此案反映了巴雷特在最高法院保守派阵营中的“摇摆”角色，她曾在诸多重大保守议题（如推翻罗诉韦德案、终止高校招生中的平权行动）中支持保守立场，但近期却多次在关键案件中未能按照特朗普政府期待投票。

3月4日，特朗普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左）、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中）和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正在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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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几个关键案件中，巴雷特还多次加入“自由派阵营”，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例如，在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前几天（2025年1月），她曾参与拒绝特朗普要求推迟其在纽约被定罪后的判决。近期法院还裁决特朗普不得立即解雇保护告密者的独立监督机构负责人。在这起案件中，巴雷特虽然未公开她的投票倾向，但没有支持同为特朗普任命的大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的反对意见。在环保议题上，巴雷特也曾多次与自由派大法官联手反对限制联邦环保署权力的保守派意见。

特朗普政府的保守派盟友随之对巴雷特展开激烈批评。右翼活动家迈克·塞尔诺维奇（Mike Cernovich）在社交媒体X上怒斥巴雷特“邪恶”（evil），并指控她的大法官任职是“身份政治招聘”（DEI hire）的结果，暗示特朗普之所以选择她只是因为她是女性。特朗普的政治盟友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等人公开批评巴雷特是“暗藏的民主党人”（closet Democrat），将政治斗争直接带入司法领域。此外，一些右翼人士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还刻意解读巴雷特的肢体语言，宣称她在特朗普演讲时表现出“不满”，试图煽动公众对法官的不信任。

前联邦法官杰里米·福格尔（Jeremy Fogel）则为其辩护认为，虽然法官难免带有个人哲学与经验，但期待法官根据政治偏好做决定是不合适的。福格尔强调，“巴雷特只是在履行法官的职责”，但当前高度党派化的氛围使得这种司法独立不被认可。

巴雷特在援助资金冻结案中的立场表明，保守派大法官并非总按特朗普预期裁决。保守派法官通常坚持其司法理念和法律原则，而非对任命他们的总统个人效忠。在公众舆论和媒体报道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裁决往往被简单地划归为“保守”或“自由”，但实际上更精准的理解方式是法官司法理念之间的对立，即“原旨主义”（Originalism）与“活宪法主义”（Living Constitutionalism）之间的根本分歧。

原旨主义主张，宪法文本的解释应忠实于制定者当时的初衷或原始含义，反对随时代变化对宪法内容进行灵活调整。原旨主义认为，法官必须忠于宪法条文本身的语言含义和历史背景，而非依照个人或社会价值观念去调整法律。与之对应的是“活宪法主义”，它认为宪法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现实变化的文献，法官需要根据时代变迁、社会需求与价值观演变，动态地诠释宪法的内涵，推动社会进步。

巴雷特即被视为典型的原旨主义法官，她曾师从美国司法保守派标志性人物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巴雷特曾支持推翻1973年设立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体现的正是原旨主义的司法哲学，即认为宪法本身并未明确赋予女性堕胎权，最高法院1973年的裁决是超越宪法原本含义的“立法式”司法行为。因此，她投票推翻“罗诉韦德案”，不是简单因为她个人持反对堕胎的“保守”立场，而是因她从原旨主义出发认为宪法中不存在明确的堕胎权。

1986 年 6 月 17 日，里根总统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斯卡利亚（左）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来源：美联社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冻结全球卫生援助资金的案件中，她却投票反对特朗普政府，与自由派法官一致，这同样源于她的原旨主义逻辑：根据《1974年预算冻结控制法》，总统无权擅自冻结国会已拨款的资金，除非经国会批准。但特朗普未获得国会批准便径直冻结资金，这直接挑战了美国宪法中“国会掌控预算”（power of the purse）的基本原则。

法学界普遍认同，这种做法不仅非法，还严重破坏了国会和行政之间的权力平衡。前白宫法律顾问、后转任大法官的罗伯茨本人也曾在1980年代明确指出：“在正常情况下，总统无权冻结国会已批准的资金”，并称预算掌控权明确属于国会。因此，即便此举对特朗普政府的意识形态目标（例如财政紧缩或减少外国援助）有利，巴雷特依然认为该行为超越了宪法赋予行政部门的权力界限。

由此可见，将巴雷特等原旨主义法官简单地称作“保守派”，其实是一种过于简化且并不精准的政治标签。这种标签化倾向于忽略他们司法理念中的深层次差异，也无法准确捕捉他们判决背后的核心逻辑：这些法官更关注的是如何严格遵循宪法条文本身的含义和规则界限，而非单纯迎合某种政治意识形态。他们既非特朗普政府在司法领域内毫无保留的支持者，也并非媒体或部分公众期待的特朗普政府公开的反对者。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捍卫宪法文本与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体现的是司法独立性和原旨主义原则，而不是简单地沿着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政治轴线进行裁决。

尽管巴雷特、罗伯茨等法官一再强调司法独立，努力坚持原旨主义的法律理念，但在美国日益极化的政治环境下，法官们正承受着来自自由派与保守派双重夹击的巨大压力。

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内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影响司法体系，其司法策略显著且具有争议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快速改组联邦法院：特朗普在四年任期内提名并任命了3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200多位联邦法官，几乎相当于奥巴马八年任期任命上诉法院法官的数量。通过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密切合作，特朗普大幅“重塑”了联邦司法结构，以确保司法分支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保守倾向。这些终身制法官的人事变动被视为特朗普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最高法院中，有6名大法官由共和党总统任命，构成了6:3的多数格局，他们被传媒称为“保守派大法官” 

来源:CNN

特朗普对司法的影响不仅限于人事任命。他多次公开批评乃至抨击做出不利裁决的法官和法院。例如，他曾指责阻止其移民政策的联邦法官为“所谓的法官”，还抱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具有政治偏见。当一名奥巴马任命的法官驳回其移民庇护限制政策时，特朗普称其为“奥巴马法官”，引发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罕见地发表声明回应：“我们没有奥巴马法官或特朗普法官…有的是一群奉献尽职的法官”。这场总统与首席大法官之间的公开争论被媒体称为“非同寻常的公开争执”，因其触及司法独立原则而引起广泛关注。

除了言论层面的施压，特朗普政府还探讨过通过结构性变动来削弱对其不利的司法力量。例如，他曾表示“绝对”考虑过拆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因为该法院多次裁决阻碍其行政令实施 。第九巡回法院辖区广阔且长期以自由派见长，保守派早有意重组之。特朗普借用保守派话语，批评有人“挑选法官”（judge shopping）专找第九巡回法院起诉，并夸大称该法院有“80%的案件被推翻”。虽然拆分联邦巡回法院须经国会立法且未获实行，这一表态显示特朗普不惜考虑改变司法体系架构来规避不利审查。

此次特朗普政府冻结外国卫生援助资金案件，也体现出其通过新颖法律策略来规避司法约束的尝试。特朗普政府并未正面回应总统冻结资金是否合法的问题，而是转而主张联邦法院不应发布全国范围内有效的禁令（nationwide injunctions）。如果这一主张获得最高法院认可，意味着未来每个受到政府政策侵害的个人或团体都必须单独进行法律诉讼。这种法律策略表面上属于程序性争议，但实质上被视作试图大幅限制法院对总统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行政部门影响司法，必然导致民主党和自由派的强烈反弹，反过来也可能激励反对派采用同样的激烈手段反击。《纽约时报》社论作者杰西·韦格曼（Jesse Wegman）曾撰文认为，罗伯茨坚持的“超越政治”的司法立场在高度极化的时代已经无法实现，甚至显得天真且脱离现实。 作者宣称，罗伯茨法官在一系列涉及特朗普的重要裁决中，始终试图表现出司法的独立性，试图使最高法院裁决看似超越党派之争，但这种做法却忽略了社会与政治的现实。作者举例说，2024年7月，最高法院以6比3裁决，赋予前总统（包括特朗普）在履行核心宪法职责时的刑事豁免权，在职责外围行为则享有“推定豁免”，但不包括个人非正式行为。该裁决由包括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戈萨奇和卡瓦诺在内的保守派法官主导，巴雷特部分赞成。该决定延迟了特朗普涉及的联邦刑事诉讼进程，间接帮助了他的总统竞选，被自由派人士视为司法干涉政治的案例。同时也因最高法院两位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和阿利托的伦理丑闻引发了更多争议。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当时在内部会议中宣称，这种裁决必然被公众解读为“法院干涉政治，严重损害法院公信力”。

2024年4月25日，在特朗普诉美国案口头辩论前，人们在美国最高法院外示威，该案涉及特朗普是否享有总统刑事起诉豁免权 

来源：POLITICO

枪支管控领域的裁决被指责为“同样凸显法院的党派倾向”，法院将立法者限制枪支暴力的权力严格限定在1791年（第二修正案制定）时存在的类似规定内，极大限制了现代控枪法律的可能性。自由派人士还指控，最高法院拒绝解决明显有损民主的选区划分不公问题（“杰利蝾螈”现象），并在政治资金监管案中大幅放宽监管标准，使得如马斯克之类的超级富豪对政治产生巨大影响，进一步“削弱了民主制度”。

因此，民主党内有声音主张，基于其所认定的法官党派化倾向，应推动大幅度改革，废除大法官终身任职制，因过去三十年内民主党总统所任命的大法官人数远低于共和党总统。如哈里斯曾在竞选中提出，实行大法官任期限制，如18年任期制，每届总统任期内任命两位大法官（任期第1年和第3年）；同时强制实行与联邦低级法院一致的伦理规范，增强司法透明度和问责性；并否定前总统在白宫任职期间享有犯罪豁免权，强调“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特朗普则明确反对任何对最高法院的结构性改革，坚持最高法院维持现有的9名大法官人数，反对民主党任何扩大法院的企图，认为民主党推动的最高法院改革是“非法”和“违宪”的，意图通过改革削弱法院的独立性，并进行政治干涉。历史上也曾出现类似的情况：1937年，罗斯福总统因最高法院连续否决其新政立法，提出增加大法官人数的“法院填塞”计划，试图掌控最高法院。这一事件虽然以罗斯福失败告终，但却成为美国历史上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经典负面案例。当时公众与政界的强烈反对表明，强行干预司法的行为，不仅难以实现预期效果，还将严重损害行政部门的政治信誉与司法独立的公信力。

作为联邦司法体系的顶端，最高法院在特朗普政策议程的成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回顾第一任期，特朗普任内的一些重大政策往往在联邦法院遭遇法律挑战，最终由最高法院裁决定夺。总体来看，最高法院有时支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权限，但也多次阻碍或限制了其政策实施。

在国家安全和移民领域，最高法院给予特朗普政府重要支持的案例是著名的“旅行禁令”裁决。特朗普上任不久颁布针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入境限制令，引发法律挑战。一、二审法院曾以涉嫌宗教歧视等理由冻结该禁令，但2018年最高法院以5比4的多数支持了特朗普的第三版旅行禁令。

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裁决认为，总统在移民和国土安全方面拥有广泛权限，禁令并非公然歧视穆斯林而属于合法行政权范围。这一裁决被视为特朗普政府的重大胜利，巩固了行政部门在移民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特朗普对此表示“深刻的证明”，庆贺最高法院确认了总统保护国家安全的权力。

然而，在其它多个重要政策上，最高法院展现了与上述不同的态度，对特朗普政府说“不”，从而深刻影响了其政策议程。一个典型例子是DACA移民项目：特朗普试图终止前任奥巴马建立的“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但2020年最高法院以5比4裁定，特朗普政府结束DACA的方式“武断草率”，违反了《行政程序法》，因而予以阻止。这一裁决维护了约70万DACA受益人的权益，也迫使特朗普政府寻求其它途径或更充分理由来废止该项目。

2020年6月，活动人士在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前举行示威，抗议法院驳回特朗普政府撤销童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举措 

来源：NPR

同样地，在人口普查政策上，特朗普政府试图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增加公民身份问题，被批评可能导致移民人口少报。最高法院在2019年以5比4否决了这一动议，认为政府给出的理由“牵强”且程序违规。令人瞩目的是，在该案中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加入自由派阵营，认定商务部增加公民身份问卷的解释不可信，因此暂缓了这一举措。特朗普对此裁决非常不满，甚至扬言要推迟人口普查以等待更有利结果，但最终其政府放弃在问卷中直接询问公民身份。

在国会两院和白宫均由共和党强烈掌控的背景下，未来最高法院对行政议程的影响力只增不减。在特朗普任命的三位大法官加入后，最高法院保守派长期占据多数。特朗普的许多政策主张将在最高法院获得相对有利的审查环境。然而，但法官没有按照特朗普喜好的方向做出裁决时，可能会迎来更猛烈的结构性进攻。

副总统JD·万斯曾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法官无权控制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力”。他将司法干预比作法官对将军发号施令，暗示法院不应干涉总统施政。而当有联邦法官裁定限制埃隆·马斯克参与政府项目时，特朗普斥责该裁决“荒谬”，称“根本不应允许任何法官做出那样的决定”。同时，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拯救国家之人不存在违法”，意即只要号称为了国家利益，总统的行为就不应受法律限制。

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引用拿破仑的名言“拯救国家之人不存在违法” 

来源：X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特朗普在一次被问及是否会遵守法院裁决时声称“我一直遵守，然后提起上诉”，但他的表态伴随着对法院拖慢政策推进的抱怨，称遵守裁决给了“那些不正派的人”时间来阻挠。

万斯的言论预示特朗普2.0可能调整与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法院的互动模式，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对抗”。首先，政府可能对联邦下级法院的不利裁决不再乖乖执行，而是选择拖延、绕行甚至公开抗命。在短短执政一个月内，就已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针对特朗普政府冻结联邦资金的计划，法官下达了禁令要求立即解冻款项，但政府并未完全遵守。罗德岛联邦法官约翰·麦康奈尔指出，特朗普政府在临时禁令后继续冻结资金，违反了法院命令，并再次要求政府立刻恢复拨款。这一事件引发了各界担忧：特朗普政府似乎正有意形成“不认可就不执行”司法裁决的模式。

与最高法院的关系也可能更加微妙和紧张。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会加速上诉，将法律战推向最高法院，以寻求保守派多数的大法官支持。这种策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已初现端倪——政府频繁要求最高法院介入推翻下级法院的全国性禁令。而未来特朗普团队可能更加倚赖最高法院来解禁政策，甚至试图削弱下级法院的制衡作用。

进一步假想，特朗普政府存不存在不遵守法律判决的可能性？美国历史上总统藐视法院裁决的情况极为罕见，但并非没有先例。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对最高法院Worcester v. Georgia案判决的无视。当时最高法院裁定佐治亚州无权管辖切罗基族保留地，杰克逊却拒绝执行这一裁决，继续默许佐治亚州对切罗基族的压制。相传杰克逊不以为然地说道：“约翰·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做出了判决，让他来执行吧。” 无论这句名言是否原话属实，杰克逊确实没有履行最高法院判决，其结果是联邦司法权威遭到削弱，印第安人被强行迁徙，酿成“血泪之路”的悲剧。

另一值得注意的历史例子是水门事件期间的对峙。1974年，法院命令尼克松总统交出白宫录音带，尼克松起初抗拒，但在最高法院一致裁定他必须交出录音后最终还是遵从了裁决 。尼克松明白，公然违抗最高法院将引发立法和司法两界的强烈反弹，可能立即触发弹劾危机。最终他选择交出证据并辞职收场，以避免更深的宪法危机。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下行政权与司法权冲突的例子。南北战争初期林肯总统曾在Ex parte Merryman案中无视法官签发的人身保护令（要求释放被扣押者），以坚持战争期间的特别措施。但需要强调的是，林肯的行为发生在国家存亡的紧急状态下，且事后经国会授权弥补了法律程序。这种非常时期的争议并不构成日常治理的典范。这表明现代以来每当总统与法院发生重大冲突，最终都以对法治的确认告终，除非有极端或紧急状态。这凸显了特朗普政府若走到不执行法律这一步，将跨越一个自杰克逊时代以来极少触碰的界限地带，抑或是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打破日常的治理规范。

而倘若面对行政部门可能的藐视，最高法院和整个司法体系能够采取的直接手段相当有限。司法机关本身没有军队或警察来执行命令，只能依赖法律程序和行政执行。通常来说，法院可以宣判相关机构或官员涉嫌蔑视法庭（藐视法院）。民事藐视通常通过罚款施压：对拒不执行裁决者处以日积月累的高额罚金，以逼迫其就范。然而正如宪法学者迈克尔·多尔夫所指出的，如果行政一开始就主观上决定违抗法院，那么也可能无视罚款等制裁措施。

刑事藐视则要求司法部提起诉讼并由执法机构执行监禁等处罚，但鉴于司法部归总统领导，这在总统违令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真正实施。美国法警局虽然负责执行联邦法院命令，但同样隶属于总统管辖的司法部。因此，如果总统下令不执行，法警也陷入两难。这些现实约束决定了：当总统和行政部门蓄意抗命时，法院即使宣布其违法，也缺乏强制执行的武力。美国法治架构的稳固性正面临考验——最终能否守护司法独立与宪法原则，很大程度上仍将依赖政治力量、社会舆论和国会行动的合力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