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近年来的右翼总统及其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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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整理自各国国家选举机构、总统府及官方公报

近年来的拉美新一轮崛起的右翼政治力量，在执政理念与政治动员方式上与传统建制右翼存在一定差异。学界通常将其中一些领导人归入“新右翼”或“民粹主义右翼”的范畴。总体来看，这些领导人在反建制叙事、强调公共安全以及依托社交媒体开展高度人格化传播等方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共同特征，但在政治出身、治理风格与经济政策取向上又存在一定差异。为便于比较，本文将近年来拉美部分国家执政或影响力显著上升的右翼政治力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一）拉美右翼间的共性

首先，否定前任政府的治理绩效，是近年来不少拉美右翼候选人的重要动员方式。在不少案例中，右翼候选人的选举动员更多依赖对前任政府治理失败的批评，其政策纲领则往往被压缩为恢复秩序、稳定经济或重建国家能力等高度概括的承诺。以智利总统卡斯特为例，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他2025年的竞选策略是刻意回避此前两次败选中最具争议的同性婚姻、堕胎等社会议题，转而将竞选叙事几乎完全聚焦于治安与移民问题，以此最大化利用选民对前任博里奇（Gabriel Boric）政府的不满。¹此外，无论是米莱针对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政府恶性通胀的批判，还是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竞选中不断援引佩特罗执政以来治安恶化与经济信心下滑的论述，都是依照了否定前任以提升自己支持率的逻辑。这种叙事逻辑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较强的反应性特征，这也是区别于经典建制右翼、更接近民粹主义动员逻辑的关键特征。

其次，安全议题的中心化以及强调秩序的安全治理模式构成了近年拉美右翼另一个突出的共性。其中，作为强力安全治理的典型案例，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就任以来对帮派暴力采取了大规模打击行动，并自2022年3月起开启了例外状态（régimen de excepción）。在布克尔执政期间，该国的谋杀率从2018年的每10万人53起降至2023年的每10万人2.4起。²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同样以国内武装冲突为由多次颁布例外状态并授权外国军队介入国内治安行动，还于2026年6月签署法令宣布政府寻求“消除所有构成威胁的势力”，并接受国际合作以加强行动。³同时，秘鲁的藤森庆子、智利的卡斯特、阿根廷的米莱等右翼总统均在竞选或执政期间着重强调以强硬手段维护公共安全。这种趋势意味着传统意义上定义右翼的经济自由化议程，在一些案例中已经让位于治安与秩序议题，安全议题逐渐承担原本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动员功能。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见诺沃亚

（2026年6月15日，图片来源：https://www.infobae.com/america/america-latina/2026/06/19/noboa-declaro-el-conflicto-armado-interno-en-ecuador-y-aprobo-el-despliegue-de-militares-extranjeros-con-inmunidad/）

最后，若干右翼领导人倾向于使用高度人格化、绕开传统政党与主流媒体中介的传播策略。其中，阿根廷总统米莱以政治局外人的身份与普通民众直接建立联系，在大选中依靠个人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收获大量支持者，通过社交媒体塑造了“金刚狼”、“狮子”、“挥舞电锯”等形象从而显著提升了知名度。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在政治活动中也不依赖特定政党，他在2017年因政党内部矛盾被开除出解放阵线（FMLN）后自行组建“新思想党”（Nuevas Ideas）并宣布参加2019年总统选举。后又因“新思想党”未按时完成注册程序，他于2018年7月作为议会第三大党民族团结大联盟（GANA）候选人参加大选。同时，这一策略并不完全局限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素人，藤森庆子出身秘鲁著名的政治家族之一，但她的竞选传播同样使用个人化叙事与直接诉诸选民情感的社交媒体动员。

（二）拉美右翼间的差异

在政治出身维度上，可以将这批领导人区分为局外人与建制内两类。布克尔、米莱、德拉埃斯普列亚代表前者，他们均以独立候选人或新兴政治力量身份进入政坛，缺乏传统政党的组织基础。诺沃亚虽然在2023年代表“国家民主行动”党参加大选，但其从政经历也相对较短，长期从事商业，亦属于局外人类型。而阿斯富拉作为洪都拉斯民族党资深人物、前首都市长，藤森庆子和帕斯作为家族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劳拉·费尔南德斯作为前任政府重要官员则代表后者。其中，卡斯特属于相对特殊的案例，他虽然于2002年至2018年间一直担任众议员并多次参与大选，但因其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边缘位置，直到2025年大选才获得决定性胜利。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局外人型领导人在缺乏党内制衡与既有政治网络约束的情况下，往往表现出更强的个人化决策倾向与制度突破意愿，而建制内领导人即便意识形态激进，其治理行为仍会受到既有政党结构与政治联盟关系的一定约束。

在治理风格维度上，可以区分为弱化体制与制度内运作两类。布克尔、诺沃亚、德拉埃斯普列亚明显倾向于弱化传统制衡机制。其中，布克尔在2025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一次性修改五项条款，取消总统连任次数限制、延长任期、废除第二轮选举，被批评者认为是权力集中化的制度化操作。⁴诺沃亚同样通过反复颁布武装冲突例外状态扩大行政权限，厄瓜多尔宪法法院此前已多次裁定其援引的“国内武装冲突”理由缺乏充分依据、不符合宪法要求。⁵相较之下，帕斯、劳拉·费尔南德斯、卡斯特虽然政策立场同样强硬保守，但其执政路径总体仍在既有宪政框架与制度程序内运作，尚未表现出弱化制衡机制的倾向。其中，据路透社报道，卡斯特任命的内阁官员多拥有专业背景，包括任命拥有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基罗斯（Jorge Quiroz）为财政部长，以及任命地区首席检察官施泰纳特（Trinidad Steinert）为公共安全部长。⁶

在经济政策维度上，这批领导人呈现出一定的光谱分布。其中，米莱代表最激进的一端，他当选后即公开表示将大幅度、一次性财政调整设定为执政主线，执政两年多以来的“电锯”式紧缩政策，使公共开支削减规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主要削减对象为对各省的转移支付、社会项目和公共投资。⁷包括阿斯富拉、劳拉·费尔南德斯、德拉埃斯普列亚、帕斯、藤森庆子以及卡斯特在内的大部分右翼领导人则代表较为温和的财政整顿路径。以帕斯为例，其“全民资本主义”（Capitalismo para todos）纲领明确排斥极端自由主义道路与激进的改革措施，提议通过减税、增加信贷渠道、实行分级燃油补贴制度以及将预算下放至各省和各部门来克服该国的经济危机。⁸而布克尔、诺沃亚这一类案例中，经济政策论述本身在竞选与执政议程中的权重相对有限，很大程度上被安全议题所取代或掩盖。因此，将拉美右翼领导人笼统归为新自由主义右翼可能掩盖了他们在经济治理逻辑上的实质性差异，对某些案例而言，经济自由化甚至并非其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安全治理绩效才是真正的执政根基。

 米莱采取激进的“电锯”式紧缩政策

（2023年11月20日，图片来源：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argentina-elects-a-far-right-chainsaw-wielding-president/）

拉美右翼的崛起受到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经济治理困境、治安秩序危机与跨国意识形态资源扩散三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近年来右翼力量上升的政治环境。其中，前两点构成了选民反对左翼的国内结构性基础，第三点则解释了这种国内不满为何能够被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具体可复制的右翼政治方案。

第一，部分左翼或中左翼政府经济治理绩效持续承压，既体现为通胀与治理效能的短期危机，也体现在吸引外资、融入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的结构性困境。就短期危机而言，阿根廷是最显著的案例，在前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执政末期，2023年阿根廷全年通胀率达到211.4%，创三十余年新高，使阿根廷一度逼近全球通胀率最高国家之列。⁹同时，在玻利维亚，前总统阿尔塞（Luis Arce）执政末期爆发持续的美元荒，外汇储备从2014年超过150亿美元骤降至不足20亿美元，2024年底累计冲突事件达563起，多数与美元短缺、燃油供应异常及通胀有关。¹⁰就结构性投资困境而言，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5年报告，拉美与加勒比地区2024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同比下降12%，其中智利、哥伦比亚、巴西等经济体的降幅尤为明显。¹¹在部分国家，这些经济困境削弱了左翼政府以社会分配和民生改善为核心的执政合法性的叙事。短期通胀危机让选民感受到国家治理存在问题，而外资流失这类结构性困境虽然显现较慢，但决定了左翼经济模式能否为下一代提供可持续的增长前景。当两类问题相互叠加时，部分选民的关注重点会更多转向实际治理绩效，也为右翼候选人以恢复经济稳定、改善治理能力等议题争取支持提供了社会基础。

第二，有组织犯罪对合法经济结构的渗透，使治安问题本身演变为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经济失灵与治安危机相互叠加，共同使民众更愿意接受强力安全治理模式。厄瓜多尔是这一逻辑最典型的案例，2023年发生的7787起故意杀人案中仅有584起案件告破，123起案件仍处于逮捕令执行状态。¹²如此低的侦破率意味着犯罪网络已能在几乎不受追责的情况下运作，实质上形成了与合法经济并行的结构，影响了投资信心与日常经济活动。同时，据拉美学者露西娅·丹默特（Lucía Dammert）指出，民众对于恢复秩序的诉求之所以能转化为右翼的政治资本，是因为左翼政府虽然同样重视治安但不愿赋予警察、军队等安保机构较大的权力，从而使其安全治理效果有限。¹³在诸多拉美国家，当人身安全成为最稀缺的公共品时，选民更倾向于恢复社会秩序，强力安全治理模式也因此更容易获得支持并在不同国家扩散。

第三，在跨国意识形态扩散与可复制模板效应下，特朗普政府与拉美右翼间形成日益制度化的合作网络。一方面，特朗普自其第一任期开始就致力于通过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搭建与拉美右翼的联系，使该平台逐渐发展成为包括米莱、布克尔、博索纳罗、卡斯特等右翼势力在内的保守主义联盟。该会议自2019年开始多次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举办，汇集了拉美各国以及美国的保守派人士，为拉美地区新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构建了联盟平台基础。¹⁴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诸多政策为拉美右翼提供了政策实施的模板。例如自2025年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任期并将驱逐非法移民作为其首要政治议程之后，米莱政府于2025年5月发布行政令收紧公民身份，大幅降低了遣返非法入境及轻微罪行移民的程序门槛。¹⁵此外，卡斯特于竞选期间就表示强硬的移民政策将促使更多非法移民离开智利，还称“美国是驱逐非法移民的鲜明案例，智利驱逐非法移民的比例将高于美国”。¹⁶拉美右翼力量之间日益频繁的跨国互动，正在推动政治理念、政策经验和动员方式在不同国家之间传播。这使得近年来拉美右翼力量的上升难以完全用单一国家的政治周期加以解释，也需要从跨国保守主义网络及其区域扩散的视角加以观察。

 卡斯特在边境宣布采取强硬措施阻止非法移民

（2026年3月16日，图片来源：https://apnews.com/article/chile-border-barrier-jose-antonio-kast-trump-immigration-crackdown-fbd8b92131fa05c8b3b5cbeddbc4816b）

拉美右翼的崛起不仅是一场国内政治力量的更替，也正在从制度、地缘与治理模式三个层面对拉美乃至更广泛的国际格局产生外溢效应。

首先，部分右翼领导人表现出的突破既有宪政边界、扩大行政权限的倾向，可能对国家的制度制衡机制造成削弱。拉美右翼执政后表现出的权力扩张往往通过宪法赋予行政部门的例外性工具实现，这使得传统民主倒退研究中依赖的“违宪-合宪”二元判断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一项原本被宪法设计为应对紧急例外情形的权力，一旦其援引门槛被反复降低、援引频率被大幅提高，就有可能取代立法机关的常规审议职能。阿根廷即是一个典型例证，据研究机构统计，米莱在2025年全年共签署35项必要紧急法令（DNU）和74项授权法令，而国会仅通过13项法律，宪法学者指出这一比例体现出米莱政府正在影响行政与立法之间的权力平衡。¹⁷由此可见，部分拉美右翼领导人主要通过反复、高频地动用宪法留给行政部门的例外工具，把例外状态变成常态治理方式。

其次，这批右翼领导人上台后倾向于推动本国在安全与政治方面向美国靠拢，这一转向对多数拉美国家而言是一种基于自身利益计算的现实选择。其中，厄瓜多尔的案例较能说明这种利益权衡的复杂性。诺沃亚政府一方面持续深化对美安全合作，2025年11月接待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视察曼塔（Manta）空军基地，探讨设立美军基地的可能性。¹⁸但另一方面，诺沃亚政府也于2025年6月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还在2026年3月公开为对华经贸关系辩护。¹⁹这说明，即便部分拉美右翼政府在安全领域更加重视对美合作，在经贸领域仍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实际利益维持对华合作，并未因此形成整体性的“选边站”格局。这是一种在美国持续施压背景下，各国基于自身安全需求、经贸依赖程度与国内政治合法性诉求做出的现实选择。

最后，强调秩序的安全治理模式的扩散速度超前于对治理有效性与人权代价的充分评估，为拉美法治与人权状况留下了显著的不确定性。通过强力安全治理恢复秩序的模式在拉美的快速扩散，其本质并非单纯的政策学习或经验借鉴，而是一种典型的“治理绩效先行、制度评估滞后”的政策扩散机制。其关键在于治安绩效具有极强的政治可见性与短期兑现性。相较于经济结构改革或制度建设需要数年才能显现成效，大规模羁押与例外状态能够在数月内带来凶杀率的下降，这种即时反馈使其成为政治人物竞选周期内最具性价比的政策工具。秘鲁2026年大选中，藤森庆子与卡洛斯·阿尔瓦雷斯（Carlos Álvarez）两位右翼候选人不约而同地将复制萨尔瓦多布克尔政府实施的安全模式作为竞选核心，这一竞相效仿的现象本身就说明该模式已经脱离了具体国情评估，演变为一种不需要额外论证的默认答案。²⁰同时，已经先行实践该模式的厄瓜多尔与洪都拉斯，其应用效果却暴露出明显问题，有分析指出在缺乏司法保障与制度建设的情况下，强力安全治理正从承诺安全的工具异化为纵容人权侵犯与暴力延续的空洞承诺。²¹ 

总体来看，当前拉美右翼回升既延续了地区政治左右交替的周期性特征，也呈现出安全议题突出、政治传播人格化和跨国保守主义联动增强等新变化。就对华关系而言，巴西学者奥利弗·斯图恩克尔（Oliver Stuenkel）指出鉴于拉美地理上毗邻美国、经济上与中国往来日益密切，以及历来对限制战略自主的长期结盟持警惕态度，拉美国家领导人倾向于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试图与两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²²更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右翼亲美意愿本身也面临美方政策的结构性消解。尽管在意识形态上高度合流，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关税政策与拉美右翼所期盼的自由贸易、外资引进之间存在明显冲突。智利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罗萨莱斯（Osvaldo Rosales）就直言“美国已不再遵守自己的贸易协定，甚至践踏多边主义与国际法的根基”。²³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已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仍不同程度受到美方加征关税措施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其推进贸易伙伴多元化的现实需求，也为中拉深化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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