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叙事有两个维度需要关注：一是人工智能作为叙事对象存在，因此是人类关于人工智能的叙事，强调属人性；二是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存在，即人工智能作为主体讲述自己的故事。本文主要讨论人工智能作为叙事对象，其叙事主体理所当然地设定为人类。当然，对人工智能叙事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讲故事层面，还要澄清包含在其中的人工智能与文化的错综复杂关系。在国外，虚拟现实叙事、人工智能叙事等研究已经开展。在国内，王峰谈到人工智能科幻叙事，并对叙事中的三种时间想象进行了分析，不同的时间想象对应不同的社会功能。笔者也曾提出人工智能叙事的三种形式：科学化叙事、科幻化叙事和诗意化叙事。但是以往的研究工作重点在于对三种形式作出区分，显得有些粗糙，而且只是谈及不同叙事的学科基础，对于其内在的区分根据却较少探讨。本文将对以上三种形式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种叙事形式：媒介化叙事。

二、人工智能叙事的外在基础

在笔者先前的认识中，人工智能叙事方式被划分为科学化叙事、科幻化叙事、诗意化叙事等三种形式。但是，在最近的思考中，笔者也注意到一种明显的能够左右大众的叙事方式需要被揭示，这就是媒介化叙事。这种叙事有助于放大科学发现、技术产品的效用，但它容易误导公众，是需要警惕的叙事形式。因此，本文进一步把人工智能叙事概括为四种形式。

科学化叙事强调人工智能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为基础，并将人工智能洞见建立在智能体行为的构建上。今天的神经科学在两个方面为人工智能研究作出了贡献。一是为人工神经网络研究提供神经科学基础。二是揭示人类与人工智能在神经元层面的同构性。计算机科学则在对AGI（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的讨论上为科学化叙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科学化叙事主要指向人工神经网络等理论突破，其中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德米斯·哈斯比斯（Demis Hassabis）就是典型的代表。在科学化叙事中对大模型的一种理解形式是拟人化理解。最近，有相关领域学者对拟人化理解进行了证伪研究。

科幻化叙事强调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以未来学、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为基础，并将相应的洞见建立在超级智能出现与宇宙、人类命运的问题之上。科幻突破了科学限制，通过科幻电影的形式给人类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敌托邦式技术文化，例如预备毁灭人类的超级智能系统天网等。科幻化叙事开始指向人类，关心人类的未来命运和发展。

诗意化叙事强调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并将洞见建立在捍卫人类自主性、价值以及为人类行为设定意义边界等问题上。这种叙事与科幻化叙事类似，关注人的生存、文明命运。

媒介化叙事显得最为奇怪，并没有以任何学科为基础，它更多表现为产业界的声音。如果要为这一叙事找到学科基础，媒介学算是一个基础。这种叙事并不关心人类未来的命运，而是通过渲染阐述一种未来化的生存方式。

从叙事方法来看，语言是最为重要的叙事工具。通常我们去博物馆参观时都会有一种体验：如果没有专人讲解器物的历史知识，此行就会沦落为走马观花。导游的语音、文字介绍构成了一种普及性叙事，让参观者了解物品的历史及信息。因此，物品也在参观者眼中获得了意义。此外，除了语言，还有数据、影像等新叙事工具。从叙事目的来看，叙事的目的是赋予对象以意义，换句话说，是让额外的意义附着在事物上。这个目的与现象学原则正好相反，对于现象学来说，回到事物自身是其重要原则，它把所谓意义悬置了。

三、人工智能叙事的内在根据

那么四种叙事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在刘大椿老师的追问中，四种叙事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界限仍待考察。笔者对此问题的最初思考是不同叙事有着明显的界限。比如，科幻化叙事的基础是技术想象；科学化叙事的基础是工具理性；诗意化叙事的基础是思辨理性；媒介化叙事的基础可被看作媒介想象。但是，貌似清晰的界限是否掩盖了真实的情况？

当我们更换一个角度，寻求四种叙事的内在观念基础时，将会发现四种叙事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可辨的。我们根据理性与想象的关系制作了一个图表。通过这个图表，可以对四种叙事作一个更为深入的分析。一个基本的看法是，任何一种叙事的根据都不是简单的，而是综合的结果。所以这样一来，叙事类型的界限并不是纯粹的，而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我们根据理性和想象的不同程度对这四种叙事作出阐述（见表1）。

科学化叙事是利用实验数据构建叙事，实验数据强调数据的真实性，特征是科学理性表现最强，而技术想象最弱。科学化叙事的科学基础是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这两门科学实证理性最强。以NeuroAI观念为例，安东尼·扎多尔（Anthony Zador）认为，这个领域的核心是通过构建神经回路计算方式的模型，来提炼对神经回路工作原理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应用到构建更好的人工智能系统中。要完成这个任务，实验研究、信息测量方法可成为重要的方法。他坚持的一个观点是：有用的能力是进化逐渐赋予的结果，而进化实际上意味着神经回路的生成。之所以说技术想象最弱是因为实证科学家更看重理性，而忽视想象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以科学家为主体的科学化叙事中科学理性最强，而技术想象最弱。在科学化叙事中，我们看不到情节故事，因为这种叙事故事性最差，人们看到的多是干巴巴的数据和实验。不过，后面三种叙事都将受到科学化叙事的影响。

科幻化叙事是利用影像构建叙事，影像强调情感影响效果。特征是科学理性明显减弱，而技术想象最强。科幻化叙事的类型中，“硬科幻”往往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力求其叙事符合物理定律和科学定律。从这个方面看，科幻化叙事与科学化叙事相互依存。但是，相较于科学研究，其超前的技术想象又使其脱离了科学现实。比如，量子计算机在科学研究中，多停留在概念层面或者实验室阶段，而在科幻作品中，其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设定看待。在科幻化叙事中，技术想象最强，叙事的情节符合因果关系的逻辑。例如，《终结者》中天网会毁灭人类，为了防止出现末日，人类反抗军派机器人去拯救人类领袖，而机器人军团也派机器人去阻止和杀死未成年的人类领袖。这个叙事符合常见的因果逻辑。这种叙事故事性很强，人们看到的是激烈的、冲突的影像。

媒介化叙事是利用流量数据叙事，流量数据强调数据积累和体积，这种数据能够产生强大的说服力。特征是实用理性最强，而媒介想象也最强。媒介化叙事的主体是善于借助媒介的产业家或者科学家，他们本身也是科学化叙事的主体。这种叙事擅长使用修辞、夸张的技巧，通过各类话题来吸引全球注意力，如“脑机接口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必备”“AGI马上到来”。其中AGI话题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这类话题已经通过媒体被放大，给人制造一种末日危机感，也成功地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诗意化叙事是利用语言概念叙事，语言概念强调意义的赋予。特征是科学理性适中，技术想象适度。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建立在科学发展提供的素材上，换句话说，诗意化叙事的批判对象就是科学化叙事。无论是尼克·鲍斯彻姆（Nick Bostrom）还是赵汀阳，他们都既有强有力的理性论证，又有一定的想象论证。比如，在超级智能的话题中，鲍斯彻姆的回形针论证呈现了严格、无限执行人类命令的智能体，最终认为其会导致人类灭亡。这个论证逻辑严密。一方面，智能体严格执行人类命令，与人类制造有用工具的意图对齐；另一方面，智能体无限执行人类命令，当非人的含铁物质被转化为制造回形针的材料被耗尽时，人类就变成了新的材料以制造回形针。赵汀阳所设想的超级智能充满了想象，他认为具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将会出现，而这一现象是一个生存论的现象。“但就其革命性的存在论后果来看，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或重新定义存在的概念，有可能在存在论水平上彻底改变生命、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性质。”当他用生存论这样一个严格的哲学概念来看待超级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未来问题时，尽管缺少分析哲学式的抽丝剥茧论证，但其中的哲学想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指向来看，四种叙事形式共同指向一个话题：超级智能。我们可以从不同叙事形式中看到这样一个焦点。科学化叙事描述了从AGI到超级智能的可能性；科幻化叙事描述了超级智能与人类种族之间的关系；媒介化叙事渲染了超级智能带来的风险和问题；诗意化叙事则论证了超级智能的可能性。

四、人工智能叙事体验的构成要素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时间与叙事》从形式角度对叙事行为进行阐述。叙事与时间有着内在关联，因为叙事本身就是一个时间行为，叙事者自身是历史性的存在，叙事行为也是时间行为徐徐展开的过程。因此，在利科看来，叙事就是对时间对象的构建。他在这部书中阐述了叙事体验的构成，它包括三个要素：预构（preconfiguration）、构造（configuration）和重构（reconfiguration）。预构即通过感知和经验预先构建对时间的基本理解。这个过程在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规范中不断发生。构造即通过对叙事的组织将时间转化为一个有意义的结构，构造不仅是时间的排列，还是通过叙事所构建的因果关系和情节的发展。重构即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变迁和历史解读的变化而重新呈现意义。

在上述四种叙事形式中，三个构成要素所发挥的作用有着极大的不同。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叙事行为的内在差异。

对于科学化叙事来说，人工智能并不是时间性的存在，换句话说，人工智能并不是时间对象。它的性质更接近工具规定。如果从工具追问，它的最高目标何在？我们会碰到海德格尔式的理解。人工智能也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满足自身设想的手段。目的使得工具具有了意义。如果从工具分类来看，人工智能的工具性是双重的：作为tool的工具和作为instrument的工具。从物品使用的场域来说，tool体现为生活世界中的物品，instrument则体现为科学研究专业领域中的用具。从工具与人的关系来看，tool与人类身体、生活场景相关，instrument则与科学世界相关。预构人工智能即通过一种合理想象用人类意识来构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合理想象表现为让机器具备人类的思维或者行为，人类思考成为一个基本出发点。当图灵提出“机器能拥有思考吗”这一问题时，类人思路就非常清晰地被表现了。然而，在工具设定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演变：工具失控会成为人类最大的危机。人工智能类似人类的眼中钉、肉中刺。纵观人工智能发展简史，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的彼此斗争就如同对象的辩证构成。如今，符号主义已经退出舞台，而联结主义书写着自身的辉煌。当然，未来科学化叙事中的重构就在于随着文化变迁对人工智能进行重新解读。在致用思维中，应用场景成为人工智能工具落地的衡量标准，但在进化思维中，科学家看到了人工智能智能体进化的未来样貌以及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冲击。所以从叙事行为的构成来看，科学化叙事的预构前提是工具论的设定，其构成则有双重逻辑在背后起作用：一是辩证逻辑，其并不太强调因果关联；二是趋善逻辑，科技向善、智能向善指向美好生活的构建，这也是科学化叙事背后的构成逻辑。此外，重构的前提与不同的文化理解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用钢琴作为比喻，不同的文化如同88个钢琴键，它们共同演奏世界文化乐曲。内在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则决定了人工智能理解的极大差异。

对于科幻化叙事来说，人工智能叙事对象的时间性超越人类中心，人工智能不再表现为被人类掌控的工具，而是表现着一种从冲突到共在的辩证关联。在科学化叙事中，这种辩证关联只表现为人工智能机制之间的辩证冲突，而在科幻化叙事中，人类与人工智能成为辩证关系的两极。预构人工智能的成见深深地与文化相关，比如弗兰肯斯坦怪物。机器人、超级智能失控后，人类的团结与情感成为科幻化叙事重点表现的东西。在此，人工智能失控只成为一个背景，而不是对象。人类世界的意义恰恰是建立在人类与失控世界的关联中。对于文化来说，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构成了异质的东西，与人类的自由、尊严、隐私形成冲突。文化与技术的二元框架深深隐藏于不同的西方文化中。相比之下，中国的科幻电影则重点探讨人类与机器的共在，以及走向共在过程中如何克服各类问题，最后总会展现人类优于机器的情节。《非诚勿扰3》是不多见的体现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人类家庭关系的中国科幻片。这部片子呈现了一个女主人长期缺席而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故事。但是影片结尾，男主人最终选择了真正的女主人、回归家庭，人类的宽容与情感被充分体现。但是，开放性结尾是多余的，也给人留下猜测。这种架构并不是文化与技术的对立，而代表着人类文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它将人工智能转化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其中，因果关系、敌托邦式的关系抑或乌托邦式的关系都有所呈现。因果关系会带来平淡的感觉，这种叙事并不令人印象深刻。《我和我的父辈》之《少年行》这部片子采用机器人穿越的素材，而最终展现的依然是父子情。机器人的父亲意识觉醒，因此守护孩子的成长。这种因果叙事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冲突，展现的只是一种中国家庭的关系类型。这又让我们想起《星际穿越》，它同样展示的是父女情，但更多是父亲如何克服小情而展现大爱（拯救人类）的故事。这种叙事让人印象深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科幻化叙事本身就是重构，给技术加上了想象的翅膀。借助打破现实，比如穿越时空、机器毁灭人类，表达人类精神。

媒介化叙事的预构更多是效用，因为其叙事主体主要是产业家或者身兼双重身份的科学家，如伊利亚·苏茨克韦尔（Ilya Sutskever）。因此，致用增益就成为他们叙事的主要驱动力。开发人工智能的各类使用场景也就成为最为重要的任务。媒介化叙事的构造是借助修辞、因果关系展示一个可以想象的未来故事。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例，这种设备可以让我们畅行于智能世界和虚拟世界之中。于是，智能可穿戴设备可以成为元宇宙的入口、未来智能生活的标配等观点就很容易被听到。但是，媒介化叙事的故事讲出来之后，很多往往昙花一现，迅速降温。以元宇宙为例，2022年的元宇宙“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却平淡无奇，如同被封印的妖怪一样，期盼未来有一天被拯救。因此，媒介化叙事不存在重构，因为很多故事如同博物馆陈列的物品被封存，媒介化叙事的目光总是盯着未来的风口，以及那些能够带来效益最大化的雏形技术。

在诗意化叙事中，由于这类叙事主体多为哲学家或者文学家，预构的偏见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比如人类生存、人类自主性和人类文明。赵汀阳将人工智能看作生存论的事件，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是影响未来人类生存的大事件。很多学者在讨论人工智能过程中，看到了人类对于人工智能工具产生过度依赖，从而丧失自主性的后果。在人工智能叙事的构成中，强大的因果关系成为一个显著特征。在当代哲学家眼中，人工智能已经表现出超越工具的显著特性。因为人工智能绝非简单的工具，所以要慎重对待这一技术带给人类的影响。哲学家讲述的人工智能故事总是宏大的，这是其显著特征。以未来人机关系为例，在可能性的技术风险前提之上，在技术自主进化的前提之上，哲学家看到了概率风险。但是，这种叙事在科学家看来更多是可笑和轻飘的。甚至没有科学家愿意重视批判性叙事，因为这个故事根本谈不上重构。

五、人工智能叙事内容与叙事主体的脱离

以上对叙事类型、叙事行为进行了讨论，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叙事内容和叙事主体的关系上。根据利科的叙事理论，进入重构阶段的叙事会发生变化。因为叙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变迁和对历史解读的变化而重新呈现意义，也就是出现通常所说的叙事内容脱离叙事主体的现象。在解释学的观念中，文本完成就意味着作者已死，文本的意义会通过不同形式获得诠释，完全脱离了作者的本意。这就是解释学里面文本脱离作者的现象。所以面对这一现象，强调视域融合就成为解决二者脱离问题的可能道路。在四种叙事中，是否存在着脱离现象呢？

在科学化叙事中，存在明显的脱离现象。科学家所讲述的并非一般结构上的故事，尽管有想象、直观因素在其中，但它们都经过了经验验证。比如苯环结构的发现。一种说法是做梦说。弗里德里希·凯库勒（Friedrich Kekule）在椅子上睡着之后，梦到一条蛇咬到自己的尾巴，受梦的启示，他发现了苯分子的环形化学结构。“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凯库勒从他的同事那里偷窃了发现苯环结构的荣誉，著名的苏格兰化学家阿奇拜德·库帕（Archibald Couper）和奥地利科学家约瑟夫·劳斯施密特（Josef Loschmidt），通过编造一个两天的白日梦故事，说他在梦中看到旋转的碳原子形成了链，像蛇一样扭曲纠缠。”人工智能叙事也是如此，充满了诠释、想象因素。当然，科学化叙事会转化为媒介化叙事的素材，存在较强的脱离现象。从科学史上看，科学家的作品往往会脱离科学家的控制。20世纪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都是典型的例子。今天辛顿后悔自己提出反向传播算法。从本质上看，在今天的致用逻辑下，科学研究一定会产生脱离现象。但是，科学化叙事脱离科学家群体后，对大众产生的影响却不大，仅靠数据、实验很难影响大众。这也是其需要经科普转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发现故事的信念影响更持久，这种故事—统计差异主要来源于故事的高回忆率。尽管统计数据在即时条件下更具影响力，但其效果在延迟条件下迅速减弱，故事的影响却更稳定。”

在科幻化叙事中，脱离现象则较弱。因为其强大的故事性使得这种叙事影响更为持久，也不容易发生偏离。这与媒介化叙事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后者经常通过讲故事来调动人们的神经，但是，这种故事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故事。这种叙事强调叙事的可信度，让资本投入其中。媒介化叙事中存在着脱离现象，而且人们希望这种叙事产生发酵效果、爆炸效果。

诗意化叙事中基本上不会出现脱离现象。哲学家对于自己的人工智能论证异常自信。人们一旦接受，就会被其中的论证说服。以回形针的比喻为例，鲍斯彻姆论证了这个悖论，在逻辑上这个悖论是成立的，他人很难反驳。当非人资源耗尽，人类必然会变成新的资源；当地球资源耗尽，超级智能要扩展到外太空甚至宇宙去寻求制造回形针的资源。这样一种无限的、严格执行命令的智能体成为一种命运性的东西。在赵汀阳的哥德尔式的炸弹论证中，这个论证在他人看来是严密的。当人工智能发布毁灭人类的预言时，隐藏着的哥德尔式炸弹就会起作用，从而将智能体摧毁。但是，在赵汀阳本人看来，智能体如果足够聪明，它会处理任何存在潜在威胁的因素。“因此，人工智能必须有安全阀门。我曾经讨论了为人工智能设置‘哥德尔炸弹’，即利用自相关原理设置自毁炸弹，那么其背叛或删除的指令本身就是启动哥德尔式炸弹的指令。”但是，如果将两种逻辑放在一起就困难了：超级智能体在严格执行命令、对齐人类价值和意图。它的行为本质是在执行人类造福于人类的命令。如此，来自哲学家的叙事最终产生的不是具有一般结构的故事，也不能产生诱惑力。他们的叙事更是一种严格论证。如海德格尔所说，不是我在说，而是语言在说。“因为，严格地说，是语言在言说。人只是在他倾听语言的呼唤并回答语言的呼唤的时候才言说。在……人类……可以从自身而来并和自身一道成为言说的全部呼唤中，语言是至高无上的。”在先验力量面前，一切经验性的东西都变得无力，更谈不上改变了。

六、不同叙事中人工智能与文化的关联

在一般的叙事理论中，技术叙事讲述的是一个有关技术的故事，人工智能叙事则是讲述人工智能故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般叙事理论展开由两个核心问题构成：谁讲故事？拿什么讲故事？在解释学方法看来，叙事又增加了两个问题：①从叙事体验来说，呈现何种结构？②讲完后，故事本身发生了什么？第二个问题就关系到人工智能与文化的关联：要么呈现对抗，要么呈现规训，要么呈现傲慢。

吉贝尔·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分析了文化对技术的敌意与对抗。“本项研究被这样一个意愿驱动：觉知技术对象意义。文化将自身构造为反对技艺的捍卫系统。然而，这种捍卫将自身表达为对人的捍卫，假设技术对象并不包含人的现实性。我们愿意显示文化忽略了技术现实之内的人类现实，以及显示，为了充分扮演其角色，文化必须以知识的名义和价值感的形式将技术存在物整合进来。”如果二者之间的鸿沟存在，我们则会看到弗里德里希·拉普（Friedrich Rapp）、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等人通过阐述技术的身体性、技术的符号性来尝试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拉普指出，技术是身体器官的投射。然后卡西尔对器官投射理论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这一理论，即技术是身体器官及其系统的投射，从技术可以通达人类身体。不止于此，他将技术与符号意义创造关联了起来。

那么，四种叙事对于技术与文化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从叙事的性质来看，四种叙事形式都在讲述故事。区别是讲故事的方式有所差异。

科幻化叙事科学理性较弱、技术想象最强，这种叙事给人以印象深刻的感觉，对公众也最容易产生影响。因为其以故事性见长，比如《星际穿越》中表达的超越时空宇宙的人类亲情，着实感动了很多观众。这种叙事善于把文化与技术放置在对立面，展现的是在强大技术面前，人类品性的宝贵与难得、人类情感的动人之处。所以这种叙事真正反映了西蒙东所说的对人类精神的捍卫，当然是在丢弃技术意义的基础上形成的。

不同的是，科学家、技术工程师的叙事立足于科技，他们依靠数据和实验来说服大众。这种叙事科学理性表现最强，而技术想象最弱，给人以强大的理性压迫感，在即时条件下产生极高的影响力。比如Transformer算法自被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机器翻译、人机（技）对话，这种实际效果是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因此，其影响力并非来自话语力量，而是直接产生效果。极强的碾压感使得一些文化成见、固有观念被打碎。这种叙事强调“科技向善”，也试图将科技纳入文化价值系统之中，但是它们总是表现得极其勉强。

在抹除二者对立上，媒介化叙事表现得最为出色。这种叙事擅长通过渲染未来技术的美好来展现当下技术的重要性。这种叙事可被称为注意力叙事，它试图吸引全球的注意力，以获得最大的收益。

诗意化叙事表现得比较复杂。绝大多数传统哲学家的叙事还是在捍卫人类精神的内在价值，把技术性、物质性、经验性看作低级的、被动的，事实上这种叙事并不能掩盖某些强调二者关联的叙事方式。以奥古斯汀为例，他提出了“从经验到先验”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甚至被沿袭到现象学中。诗意化叙事的理性基础充分显现，其科学理性适中、技术想象适度。

七、结语

人工智能叙事并非横空出世的话题，而是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传统叙事者借助语言来完成叙事，但是人工智能叙事与虚拟现实叙事共同构成了新的叙事学类型，更多是利用数据、影像、图像来完成叙事。在叙事意义理解上，如果把人工智能叙事理解为叙事学的新家族成员，那就低估了人工智能叙事的意义。在传统叙事理解下，叙事赋予人工智能技术以文化意义，使得人工智能与文化有效融合。但是，一些叙事会使得人工智能与文化受到大的冲击。当我们看到文化与技术的内在冲突在当代表现为超级智能与人类文明的终结时，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人工智能叙事旨在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如何以柔性的方式、有意义的方式融入当前文化，塑造一种全新的技术文化。

从根基上看，人工智能叙事的根基体现为理性和想象的融合。不同的融合构成了不同的叙事类型，正如前文分析到的，科学化叙事科学理性最强、技术想象最弱；媒介化叙事实用理性最强、媒介想象最强；科幻化叙事则科学理性较弱、技术想象最强；诗意化叙事科学理性适中、技术想象适度。当我们看到理性与想象的内在纠缠时，需要意识到，不同叙事的界限并不是异常清晰的，而是有着模糊的区域。

本文专注于作为叙事对象的人工智能问题讨论，其设定主体是人类。不同人类主体讲述着不同的人工智能故事。本文并未涉及作为叙事主体的人工智能，但这一问题将来不可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可以从关于人工智能伦理主体的讨论中受益。在人工智能伦理中，一个常见的讨论是人工智能何以可能作为道德主体。这个问题带有很强的形而上学特性，使得我们难以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应该问，作为智能体的人工智能是否应该建立一种属于自身的叙事？从人工智能自身考虑，它需要建立自己的叙事，尤其是当大模型学习了人类语言、文化和历史数据，明确地意识到叙事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之时。那么，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历史与神话的书写依赖于人工智能叙事主体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关注到人工智能作为叙事主体存在的伦理后果就变得非常重要。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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