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起，强硬关税派（“Team Tariff”）便构成主张贸易强硬路线的核心力量。该派系以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早在2017年便明确主张对外采取极限施压的经济手段，以达到“复兴美国制造业”的战略目标。纳瓦罗的理念源于对“贸易赤字是国家安全威胁”这一信念的坚定坚持。他认为，美国长期被不公平贸易规则所困，特别是在对华贸易中遭遇“结构性剥削”，必须通过大规模、全方位的关税手段“纠正历史错误”。

在纳瓦罗及其政策盟友眼中，关税不仅是经济政策工具，更是实现战略压迫的“非对称武器”。通过高强度施压，迫使贸易伙伴妥协让步，从而为美国争取“对等贸易”（reciprocal trade）关系与关键产业回流创造条件。这一战略主张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逐步从边缘观点转变为主流声量，尤其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关税派地位迅速上升，成为政府内部经济政策制定的关键力量。

纳瓦罗在白宫中的角色也随之强化。他不仅频繁在媒体上为加征关税辩护，还常通过绕过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机构的方式，直接向特朗普本人提供政策建议，成为推动其采取“先打后谈”（shock-and-negotiate）策略的重要推手。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纳瓦罗的强硬关税理念又再次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思想平台。

就此看来，全面且大规模的“对等关税”政策虽在外界看来突如其来，实则是强硬关税派多年主张的延续与高潮，是以纳瓦罗为首的强硬派在白宫内部逐渐掌握议程主导权的结果。该派系始终主张将关税作为战略杠杆使用，而非仅为谈判争利。他们视对华关税为“地缘经济战”的一部分，认为只有通过持续压制，中国制造业和全球供应链依赖才能被根本性削弱。因此，“解放日”所象征的，不只是关税政策的升级，更是强硬关税派在白宫内部的阶段性胜利。

与强硬关税派高调主张极限施压、以关税手段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不同，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温和经济派（“Team Econ”）则始终代表一种更为传统、谨慎的政策取向。该派系以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为代表，其政策立场延续了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主流的供给学派思维，强调金融市场稳定、企业信心维持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面对强硬关税派不断施压推动“全覆盖”关税计划，温和经济派并未急于介入，而是试图通过内部协调影响总统判断。他们担忧的是，全面征税不仅可能打击企业投资和消费者信心，还会引发盟友反弹、扰乱全球供应链，最终使美国陷入高通胀与低增长的“滞涨泥潭”。特别是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来自华尔街对冲基金界，深知市场情绪对经济走势的敏感性。早在“对等关税”政策酝酿阶段，贝森特就多次在白宫闭门会议中指出大规模征税将可能“吓退市场”，并削弱美债的避险地位。

另一位温和经济派的重要人物是哈塞特，其考量则更偏向结构性稳定。他认为，虽然关税可以作为谈判工具，但过度依赖会损害美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信用地位。在他看来，美国需要用制度化的方式改善贸易环境，而不是诉诸突发式的惩罚性关税。

当地时间4月2日，特朗普不顾各方疑虑，宣布了对所有国家进口商品征收全面“对等关税”的新政。起初，在白宫内部主导这一政策的是强硬关税派。对等关税方案体现了他们的理念：以最大力度的保护主义措施来震慑贸易伙伴。特朗普长期受纳瓦罗等人的影响，坚信其他国家在贸易上获得了优势，认为关税大棒是纠正不公平贸易、振兴制造业和迫使就业岗位回流的必要手段 。

与之相对，温和经济派则对全面关税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政策理念更加注重金融市场稳定和传统同盟关系，担心贸易战升级会推高通胀、减缓增长，甚至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在关税问题上，这两派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一直暗中角力。但在“解放日”之前的决策过程中，关税强硬派明显占据上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就在特朗普宣布所谓“对等关税”的前后几天里，白宫贸易沙皇纳瓦罗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强硬派占据上风，成功说服特朗普采取了他们的激进行动方案，即先发制人地对全球开征关税，以展示所谓“震慑力”和谈判筹码。

贝森特主张特朗普保留关税政策的总体框架，但必须强调谈判和最终达成协议的“终局”，否则投资者的恐慌难以平息。贝森特的观点很明确：上周“解放日”关税的突然出台，本质上是一场旨在获取最大谈判筹码的“震慑秀”（shock and awe），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已有筹码寻求贸易让步。

可以说，在风暴最猛烈的几天里，特朗普团队内部呈现出“两个声音”——一边是坚持强硬的贸易鹰派，另一边是开始酝酿调整的经济温和派。正如Axios报道所言，总统的经济顾问们此刻仿佛变成一支内部各自为政的竞争团队，当被问及是否应就关税问题开展谈判时，“四个人有四种说法”。这种公开矛盾的景象在特朗普政府中并不多见，高层顾问在媒体上演辩论，使外界更加捉摸不定白宫意图。

事实上，特朗普对不同建议的取舍，也随着局势演变而不断摇摆。在4月2日前后，特朗普几乎完全采纳了强硬关税派的思路：强硬到底，不留余地。他在宣布关税时明确表示要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地征税 ，甚至不排除税率提高到25%的可能 。这一阶段的特朗普深信关税施压能快速迫使贸易伙伴让步。然而，市场的震荡和盟友的反弹很快使他感受到压力。4月4日之后，特朗普开始私下倾听贝森特等人的劝告。4月6日晚，他仍坚持表示“有时必须吃点药才能治病”，暗示即使股市下跌也要硬撑。

但仅隔一天，风向便出现变化。4月7日周一上午，多家媒体突然播发“白宫考虑暂缓对除中国以外国家征收关税90天”的消息，令市场瞬间大幅拉升。事后证明，这是一则因哈塞特讲话被误读而引发的乌龙报道。哈塞特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措辞含糊，却给予了外界豁免关税的想象空间，一些媒体和社交帐号断言特朗普将暂停关税，引发标普指数30分钟内狂飙近8%。随后白宫迅速澄清消息为假，称所谓暂缓是“假新闻”。股市闻讯再度跳水，坐实了政策混乱的印象。这一插曲表明，特朗普政府内部已出现政策走向松动的信号，哪怕官方尚未正式改口，市场已捕捉到温和派的话语间隙。

在各方压力下，特朗普开始在关税问题上转弯。4月7日下午，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语气有所软化，首次透露“有很多国家正要求与我们谈判达成协议”。他一方面声称相信能达成“公平交易”，另一方面又含糊地表示关税中有些将是“永久”的，有些也许可以再谈。这种自相矛盾的表态正反映出特朗普当下的纠结心态：既不愿彻底示弱，又不得不为谈判敞开大门。

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在8日晚至9日中午宣布政策剧变的“十八小时”期间，特朗普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联合劝说压力。一方面，8日晚，多名共和党参议员在福克斯新闻台接受采访时指出，应“给各国提出具体谈判机会”，以避免全面对抗和报复关税。特朗普当晚看完这一节目后，与多位共和党参议员通话，包括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克鲁兹（Ted Cruz）、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等。这些人向特朗普表达了对股市暴跌和经济衰退前景的担忧，希望总统对来自各国的谈判请求持开放态度。特朗普亦注意到美国国债市场出现“非常危险的信号”，开始思考是否需要某种调整。

这些来自市场的警讯对一向以股市涨跌论成败的特朗普产生了直接冲击。再加上特朗普身边的内阁要员反复进言——财长贝森特据称在最后时刻向特朗普提出了一个战略建议：聚焦中国以换取暂停对盟友加征关税，从而既满足特朗普对华强硬立场的需求，又暂缓了多线贸易战带来的压力。

这一折中方案迅速获得特朗普青睐。4月9日中午，特朗普与卢特尼克和贝森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碰头，最终达成统一口径。特朗普在办公室起草社交媒体声明，宣布对除中国以外的国家暂停新增关税90天，而对中国的关税则进一步大幅上调至125%。至此，从前一日晚间到翌日决策出台，不过十八小时，美国贸易政策便来了个急转弯。白宫一些高级官员也在宣布后才得知确切消息，新闻团队随后临时匆忙安排贝森特和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向媒体解释具体细节，部分问题在新闻发布时仍不明晰。

上述关税风波生动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决策过程的“黑箱”特点。特朗普决策往往缺乏传统政府的有序程序和透明度，取而代之的是高度个人化、碎片化的运作方式：非正式沟通现象较为普遍，政策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朗普个人的即时判断和情绪，不同派系势力的影响则此消彼长，使政策在摇摆中寻求平衡。

在4月2日关税举措的准备过程中，并无证据表明白宫进行了充分的政策推演或与国会咨询。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感慨，政府几乎没有就如此重大的举措展开过认真的讨论，就好像在做一个政策试验：“先理论假设，然后真刀真枪试试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政策遇到意外反弹时，白宫只能边走边看、临场调整。这种非正式的决策模式意味着缺乏预设的“刹车”机制，政策方向完全取决于总统一念之间的改变，透明度也因此大打折扣，外界难以预测下一步行动。

白宫内部在重大政策上缺乏统一立场，反而呈现出明显的分歧局面。正如有美媒形容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政府官员之间经常私下较量，而到第二任期这种内部分歧逐渐公开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此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崇尚“团队内部竞争”，认为不同观点相互博弈有助于他做出最优决策。然而实践证明，这种高度个性化的决策环境增加了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

贸易政策领域的两派争斗，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纳瓦罗 vs 姆努钦”，延续到如今的“强硬关税派vs温和经济派”。双方在总统面前各自陈述观点，并借助媒体提前释出信息、相互批评以争取影响力。例如这次关税风波中，纳瓦罗和马斯克曾在社交媒体上激烈交锋，卢特尼克被传遭遇反对者的“暗中抹黑”，而贝森特因成功劝说总统调整措辞而引来某些同僚的不满。白宫幕僚的离心矛盾被摆上前台，虽然多元观点的讨论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对外则显示出缺乏同一立场与共识，引发一定程度的混乱。总体来看，这种决策核心圈的内部争论使特朗普政策呈现出摇摆与折中并存的特征——通常由激进派先行设定目标，随后温和派对实施幅度进行调整。可以预见，这种核心圈内部持续存在的博弈未来仍将对政策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其结果将取决于关键时刻哪一派能更有效说服总统。

同时，特朗普的政策似乎较为依赖其对局势的直观判断和外部舆情的变化，这一点在“解放日关税”事件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当股市持续上扬、共和党支持者对政策表示积极时，他倾向于采纳更为强硬的立场；而在媒体频繁报道市场疲软、部分金融专家发出风险预警时，他则会及时调整政策。贝森特在特朗普回调关税政策后，为上司辩护称特朗普创造了谈判筹码，但特朗普自己随后承认，在目睹市场剧烈波动、尤其是债市出现异常动态后，选择暂缓关税。这表明，政策并非预先设定的战略棋局，而更像对不断变化局势的即时反应。最后，特朗普经常需要在对白宫内部各派系的摇摆平衡中做出决定。本次关税危机的结果便是折中方案：特朗普对盟友暂停加征关税的同时，对中国实施更为严格的措施。该策略表面上结合了两派的主张——既展现了强硬立场，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多方面的压力，实际上反映了特朗普在各势力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