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申琦，复旦大学银龄未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教授，AI向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主任。

蔡耀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在读博士生。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将老年群体视为被抚养对象的传统认知已难以适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十五五”时期作为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窗口，亟需以生产性老龄化理念为引领，重估老年人力资源的战略价值。生产性老龄化不仅是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学理概括，也蕴含着生产、消费与民生三重属性。作为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深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对缓解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释放内需市场潜力、促进知识代际传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当前中国仍面临社会认知存在偏差、政策体系呈现碎片化、市场供需结构性错配及数字鸿沟制约等多重现实梗阻。为此，应立足本国实际并借鉴国际经验，着力构建以“制度集成保障为基石、终身教育赋能为支撑、多元参与渠道为牵引、社会认同重塑为依托”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路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老年人口从潜在的抚养压力转化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从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可持续的战略支撑。

关键词

“十五五”时期；生产性老龄化；银发经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人口高质量发展

阅读导引

一、生产性老龄化的时代命题与“十五五”战略机遇

二、生产性老龄化与银发经济的内涵辨析

三、生产性老龄化赋能银发经济的现实梗阻

四、生产性老龄化赋能银发经济的破局之道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直面的基本国情。在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老龄化的认知始终与人口和发展关系的动态调整相伴而生，即从早期将老年群体视为社会发展的负担，逐步转而将其视为社会财富创造者的重要主体。这一深刻转变，源于对人口发展规律、经济增长逻辑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反思。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中度老龄化向重度老龄化加速演进的转折阶段。如何破解“老龄化即风险”的认知局限，在经济社会体系中重新认识和定位老年群体的主体价值，已成为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议题。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此阶段的战略任务不仅在于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筑牢民生安全底线，更在于要突破工业社会形成的线性生命周期观念束缚，推动老年群体从经济社会体系的边缘走向参与中心和创造主体。这意味着，需要引导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口实现从被动消费者，到生产与消费价值共创者的角色转变，从而将年龄结构压力转化为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本质上，这是推动老龄化从经济增长的“减量因素”转化为“增量因素”，而生产性老龄化正是贯通这一过程的理论内核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阐释生产性老龄化赋能银发经济的内在逻辑、现实梗阻与实现路径，既是对“十五五”时期国家战略部署的学术回应，亦可为全球老龄化治理提供来自中国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参考。

一、生产性老龄化的时代命题与“十五五”战略机遇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要面临的长期性、基础性，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3%，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老年群体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推动银发经济从政策驱动转向内生增长，已成为“十五五”时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命题。而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正是破解这一时代命题的关键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拓展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工作岗位，深入开展‘银龄行动’”，“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表明，生产性老龄化已从学术理念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导向，故对其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亟待作深入阐释。

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来看，人力资本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任何经济形态的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然而，当前银发经济的理论研究与产业实践仍存在一定局限，大多侧重需求侧的养老服务与老年消费，而相对忽视供给侧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价值，未能充分认识和阐释生产性老龄化与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源开发的系统支撑，而生产性老龄化正是实现老年人力资本价值转化、激发银发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环节。生产性老龄化兼具生产、消费与民生三重属性。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个体就业意愿、再就业福利效应等微观层面，或聚焦银发经济中的养老服务供给、老年消费市场培育等需求侧视角，却较少在统一理论框架下阐释二者的内生逻辑与作用机制。为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十五五”时期，如何通过生产性老龄化，实现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旨在为“十五五”时期中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二、生产性老龄化与银发经济的内涵辨析

（一）生产性老龄化的理论脉络与本土化实践

生产性老龄化理念根植于人力资本理论，并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而不断丰富，成为指导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理论。1960年代，舒尔茨、贝克尔等学者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打破了“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核心动力”的传统认知，证实了对教育、健康与技能培训等的投资，能够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总产出增长，这为认识老年群体的潜在价值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19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传统“老年即依赖、退休即生产终结”的线性生命周期叙事愈发难以适配社会发展现实。在此背景下，罗伯特·巴特勒于1985年正式提出“生产性老龄化”概念，旨在扭转对老年群体的消极、固化印象，强调老年人可通过参与有偿劳动、社会服务等活动继续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而非仅仅是现代社会福利的接受者。此阶段的概念侧重于经济生产维度，与人力资本理论的生产属性一脉相承，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

1990年代后，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语境中生产性老龄化的内涵实现了全面拓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涵盖健康、教育等多维度的以人为本的“人类发展指数”。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则强调，发展的本质是扩大人的可行能力，而教育、健康、社会参与是提升个体自由与福祉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生产性老龄化的内涵突破了单纯的经济生产边界，从狭义的市场劳动参与，拓展至所有能创造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活动，包括志愿服务、家庭照料、代际支持、文化传承等。其价值考量，也从单一的经济增长延伸至老年个体福祉提升、家庭功能完善及社会包容性增长等多重维度。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提出以“健康、参与、保障”为支柱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进一步在全球老龄治理层面确立了生产性老龄化的核心地位，使其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政策议题转变为综合性的发展议题。

在中国语境中，生产性老龄化理念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深度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一方面，在理论内涵层面，中国自古就有“老有所为”的传统理念，改革开放后，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国内学术界逐步引入生产性老龄化理论，并将其与本土国情相结合，聚焦于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挖掘与开发利用。中共十八大以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成为重要政策理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要求。这标志着生产性老龄化理念已从学术研究层面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导向。另一方面，在本土实践中，生产性老龄化的价值主要通过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来实现，其内涵与生产、消费与民生三重属性高度契合。具体而言，其生产属性能够夯实银发经济的人力资本基础、消费属性能够释放银发经济的内需增长动能、民生属性则能够引导银发经济的发展方向，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生产性老龄化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理论框架的价值不仅在于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重构了老年群体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将其确立为银发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来源。

（二）银发经济是兼具生产、消费与民生三重属性的综合性经济生态

银发经济的概念源于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它于1980年代由日本学者率先提出，初期主要是指“围绕老年群体需求形成的养老相关产业”，聚焦于老年消费市场与养老服务供给，此为狭义银发经济的内涵。伴随欧美国家老龄化加深，其内涵逐步延伸至涵盖医疗健康、康复辅具、文化旅游、金融理财等更广泛的产业体系，但其核心始终围绕着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属于需求侧的经济活动。

在中国，银发经济的内涵随着国家战略的推进而不断深化。21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多将银发经济等同于“养老产业”或“老龄产业”，主要聚焦于为老服务与产品供给。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银发经济被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拓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银发经济是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为核心，涵盖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宜居生活、文娱旅游、金融服务等多领域，兼具民生保障与经济增长双重属性的综合性经济形态。这一定义标志着对银发经济的认知，从狭义的养老产业拓展至覆盖生产、消费、流通多环节的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对银发经济仍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与窄化问题。这表现为：一方面，多数研究依然将银发经济窄化为老年消费市场与养老服务产业，过度聚焦需求侧的消费潜力挖掘，甚至出现“围猎老年人”的商业失范现象，而忽视了银发经济的供给侧支撑；另一方面，对银发经济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老年群体是被动消费客体的层面，未能充分认识到老年群体同时作为生产主体与价值共创者的双重角色。这种供给侧认知的缺失，是导致当前银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也反映出生产性老龄化理念尚未真正融入银发经济发展逻辑。因此，本文所界定的银发经济是广义层面的、兼具生产、消费与民生三重属性的综合性经济生态，其不仅涵盖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需求的各类产业与服务体系，更包含践行生产性老龄化理念、深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本所形成的生产性业态与代际协同模式。

从发展目标来看，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承载着经济、民生与内需扩容三重目标，这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三重属性形成了共生耦合关系。具体而言，一是经济增长目标是银发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依托生产性老龄化的生产属性，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本投入与价值释放，既能缓解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也能通过知识的代际传承促进产业升级，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二是民生保障目标是银发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这与生产性老龄化的民生属性高度契合，系统地开发能提升老年群体的经济独立性、社会参与感与自我价值感，从而推动银发经济的供给与需求更精准匹配。三是内需扩容目标是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循环目标。直接依托生产性老龄化的消费属性，通过稳定的就业提升老年群体的劳动收入，打破预防性储蓄的消费约束，推动其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最终形成“就业增收—消费升级—产业扩容—就业拓展”的良性循环。

综上，生产性老龄化是系统性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理论内核，也是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驱动力，而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则为生产性老龄化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实践场景。这二者形成了相互赋能、共生发展的内在关联，构成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三、生产性老龄化赋能银发经济的现实梗阻

前文关于生产性老龄化理论分析表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其生产、消费与民生三重属性，能够形成要素供给补充、人力资本增值、市场扩容循环三大赋能机制，共同构成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然而，当前这一赋能效应的释放，尚面临认知、制度、市场与能力的现实梗阻。

（一）社会时钟、就业排斥与生产性老龄化的价值折损

长期以来，由工业社会时期所形成的从教育到劳动再到退休的三阶段线性生命周期叙事，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安享晚年、含饴弄孙”的养老文化深度绑定，构建起一套老年阶段即等同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固化认知体系，消解了老年群体作为生产主体与价值共创者的合法性，形成阻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置性认知壁垒。这种认知偏差并非单一群体的观念误区，而是弥散于个体、市场、社会三个层面的叙事偏差。

其一，在个体层面，线性生命周期叙事推动老年群体自我身份认同的被动转向。多数老年人将退休作为职业生涯与社会生产参与的终点，将再就业视为养老保障不足、家庭经济困难的被动选择，形成自我否定认知，主动退出社会劳动，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产性老龄化的内生动力。大量健康低龄、具备专业技能的老年群体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人力资本的闲置与浪费，更使得生产性老龄化的潜在价值难以有效激活。

其二，在市场层面，认知偏差衍化为就业年龄歧视，呈现出显性规则限制与隐性门槛排斥并存的特征。当前多数企业在招聘公告中，普遍设置50岁或55岁的年龄上限，即便是对体力要求极低、高度依赖经验积累的技术顾问、专业服务岗位也未能例外；部分企业虽未明确标注年龄限制，却在招聘环节通过健康状况过度问询、家庭责任隐性排查等方式将老年求职者排除在外。这种年龄歧视本质上是企业对老年群体专用性人力资本价值的认知缺失——企业片面将年龄与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直接挂钩，主观判定老年群体学习能力不足、用工风险过高，却忽视了老年群体在经验沉淀、职业稳定性、隐性知识储备上的比较优势，更未能认识到老年人力资源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这种非理性的认知偏差，导致企业缺乏聘用老年员工的内在动力，从市场端阻断了生产性老龄化价值转化的通路。

其三，在社会层面，舆论叙事偏差进一步固化老年群体的被动弱势形象。当前主流媒体与社交平台对老年群体的报道，大多集中于健康养生、养老服务、权益保护等被动受助场景，对老年人才的专业价值、再就业的成功案例、代际知识传承的社会贡献宣传严重不足，未能形成“老年人力资源是社会宝贵财富、生产性老龄化是积极老龄化核心实践”的社会共识。这种片面解读，一方面加剧社会对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误解，另一方面则为相关政策落地与市场实践设置了无形的制度与观念障碍。

（二）碎片化政策体系与全链条开发的制度性错配

生产性老龄化的实践落地是一项涉及就业、社保、教育、健康、产业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其有效推进依赖于跨部门、全链条、协同性的制度体系支撑。而当前中国相关制度安排呈现出碎片化、防御性、分散化等特征，与老年人力资源全生命周期开发的需求形成错配，已成为制约赋能机制落地的制度梗阻。

其一，顶层设计的统筹缺失导致了政策协同之不足。当前涉及老年就业、老年教育、养老保障的相关政策，分散于人社、民政、卫健、教育、文旅等多个部门，各部门政策目标与工作重心存在显著差异：人社部门聚焦就业服务与权益保障，民政部门侧重养老福利与社会救助，卫健部门关注老年健康管理，教育部门负责老年教育体系建设。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战略统筹与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既存在政策覆盖的重复交叉，也出现大量监管与服务的空白地带，难以形成推动生产性老龄化系统实践的政策合力。

其二，制度安排与现实需求脱节，无法适配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开发的要求。在退休制度层面，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标准制定于1950年代，已严重滞后于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延长、老年群体健康水平显著提升的现实。尽管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已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缺乏差异化的岗位适配机制、配套的薪酬激励体系、企业用工成本减免政策，企业执行意愿不足、劳动者参与动力不强，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未能为生产性老龄化的持续深化提供制度空间。在社会保障制度层面，养老保险的区域、城乡差异显著，医疗保险异地直接结算仍存在流程繁琐、报销比例不均等问题，社保关系的便携性不足，直接制约了老年劳动力的跨区域、跨行业合理流动，加重了老年群体就业参与的制度性顾虑。

其三，老年就业权益的法治保障存在短板，缺乏可操作的刚性约束。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明确禁止就业歧视，但并未对年龄歧视设定清晰的界定标准与可执行的处罚细则，对企业招聘中普遍存在的年龄门槛设置，缺乏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与追责机制。在维权实践中，老年求职者面临着年龄歧视举证难、维权渠道不畅、惩处力度不足等现实困境，绝大多数年龄歧视纠纷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中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对退休后再就业的老年群体缺乏相对完善的劳动保护安排：多数企业为规避用工风险，不与老年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返聘协议，仅以民事劳务协议替代，导致老年就业者在工资支付、工伤赔偿、休息休假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进一步降低了老年群体的就业安全感与参与意愿，制约了生产性老龄化的规模化推进。

（三）人力资本供需脱节与适老市场的结构性失灵

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数字技术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市场反映出供给端人力资本适配性不足与需求端适老岗位供给短缺的双向失衡，显示出终身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脱节，导致老年人力资源的潜在价值无法有效转化为银发经济发展的现实动能，既制约了劳动要素供给的补充渠道，也阻断了人力资本增值机制的实现。

其一，从供给端来看，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本结构与就业市场需求脱节，出现了显著的技能折旧现象。随着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一定变化，传统劳动密集型岗位持续收缩，新兴岗位普遍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专业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前有就业意愿的老年群体，其原有专业技能多集中于传统制造业、传统农业、基础服务业等领域，知识结构更新滞后，在智能设备操作、在线办公系统应用、数字营销、数据处理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其积累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快速折旧，难以适配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更无法与银发经济新业态、新岗位的要求形成有效匹配。

其二，从需求端来看，劳动力市场的适老岗位供给严重不足，用工模式僵化问题突出。老年群体的生理特征、生活节奏与能力禀赋，决定了其更适配非全日制、项目制、远程办公等弹性灵活就业模式，但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岗位供给仍以标准化全日制、固定工时岗位为主，专门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的短工时、轻体力、高灵活、重经验岗位供给极为稀缺。尽管养老护理、社区服务、非遗传承等银发经济领域本身存在一定的劳动力缺口，但其岗位设计仍沿用传统的全职用工模式，缺乏碎片化服务、按需排班、项目制合作等适配老年群体的用工安排，无法实现岗位需求与老年人力资本的精准匹配。与此同时，针对老年人才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老年群体的职业介绍、岗位匹配服务覆盖不足，市场化的老年人才中介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服务能力弱，难以有效衔接老年人力资源的供需两端，导致市场适配机制的失效。

其三，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功能性缺位，进一步放大供需结构性错配。当前中国老年教育体系整体呈现出重休闲、轻赋能的导向，全国各类老年大学、社区老年学校开设的课程中，书法、舞蹈、养生等休闲娱乐类课程占比较高，而与就业市场紧密衔接、能够实现生产性老龄化价值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严重匮乏。即便是已有的职业培训资源，也普遍存在覆盖面窄、针对性差、实用性低的困境，培训资源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区，课程设置未结合银发经济的岗位需求，培训方式以理论授课为主而缺乏实操实训环节，导致老年群体学用脱节，培训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老龄化的现实能力。

（四）健康约束与数字鸿沟的双重参与门槛

健康人力资本与数字能力，是老年群体参与社会劳动、实现生产性老龄化价值转化的前提。当前中国老年群体面临的健康人力资本异质性约束，与数字技术带来的就业排斥，构成其社会劳动参与的双重能力门槛，对生产性老龄化赋能机制的全链条运转形成刚性制约。

其一，老年群体健康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构成了生产性老龄化实践的基础性硬约束。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是生命周期演进的客观规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的患病率超过78%，其中不少患者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的慢性疾病”，这使得大多数老年人难以适配高强度、高压力、倒班制的标准化工作岗位。而中国现行的职业健康保障体系尚未将退休后再就业的老年群体纳入制度覆盖范围，企业出于用工安全与成本控制的双重考量，普遍对老年求职者设置了严苛的健康状况准入门槛，部分岗位甚至要求提供高频次的健康证明，这不仅大幅增加老年群体的就业成本，更造成了显著的心理负担与参与障碍。与此同时，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长期被现有制度与市场主体忽视，大量长期脱离正式劳动市场的老年群体，存在社交能力退化、职场自信心不足、年龄身份焦虑等问题，难以快速适配职场环境与工作节奏，进一步削弱了其就业参与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其二，数字鸿沟已成为制约生产性老龄化深化发展的重要瓶颈，其对劳动参与的制约一定程度上超越健康因素。在数字经济持续渗透的当下，中国劳动力市场已完成招聘、用工、管理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从招聘信息获取、在线简历投递，到工作场景中的智能设备操作、线上沟通协作、数字化业务处理，再到薪酬结算、权益保障办理等全环节，数字技能已成为就业参与的必备能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中国“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达52.0%”。其中，能够熟练完成在线办公、线上业务办理等复杂数字操作的老年群体占比较低，绝大多数老年人对数字设备存在“不会用、不敢用、不愿用”的三重困境。整体偏低的数字素养，不仅让老年群体被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兴就业岗位排斥，即便零售导购、社区服务、行政后勤等传统服务岗位，也因行业数字化升级大幅抬高了就业准入门槛，严重阻碍生产性老龄化的实践范围。

其三，数字基础设施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适老化改造滞后，进一步固化了数字鸿沟，加剧了老年群体的就业边缘化。当前绝大多数互联网招聘平台、在线办公软件、智能生产设备的产品设计，均以青年群体为核心用户，普遍存在界面复杂、字体偏小、操作流程繁琐、功能冗余等问题，缺乏针对老年群体的适老化改造。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的数字化转型，也未充分兼顾老年群体的使用习惯与能力特征，线上招聘渠道操作门槛过高，老年群体难以独立完成岗位查询、简历投递、在线面试等就业全流程操作。数字技能普惠培训的缺失，与数字产品适老化改造的不足相互交织，使得老年群体在数字化浪潮中被持续边缘化，制约了生产性老龄化的规模化推进。

综上，认知壁垒、制度梗阻、结构错配、能力鸿沟四重约束形成层层递进、相互强化的闭环制约体系：认知偏差是主要障碍，从观念层面催生制度设计的滞后性与市场主体的排斥行为；制度梗阻是重要堵点，既固化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错配，也无法为老年群体的能力提升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而供需结构性错配与能力鸿沟的现实困境，又进一步印证并强化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刻板认知与年龄歧视。这一闭环式制约体系，正是当前生产性老龄化赋能银发经济难以实现系统性突破的症结所在。

四、生产性老龄化赋能银发经济的破局之道

破解生产性老龄化实践的现实困境，需摒弃碎片化、修补式的政策调整思路，立足“制度保障—能力提升—市场激活—社会认同”的全链条治理逻辑，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个人赋能的四位一体体系。通过顶层设计的系统性优化、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供给、市场机制的创新性完善与社会价值的根本性重塑，推动生产性老龄化从潜在的价值存量转化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银发经济产业发展的深度耦合。

（一）政策集成创新，夯实生产性老龄化的制度根基

制度保障是破解生产性老龄化实践制度性梗阻、打通全链条开发路径的基石，其要义在于实现从部门分治到战略统筹的治理范式转型，通过战略协同、制度衔接与法治完善，构建权责清晰、保障有力、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

一是在战略统筹层面，需打破当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碎片化、部门化的治理困局，建议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牵头，建立人社、民政、卫健、教育、发改等多部门参与的生产性老龄化推进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将生产性老龄化的制度推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作为银发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的核心任务，明确各阶段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部门权责清单，通过“季度会商、年度评估、动态调整”的工作机制，破解政策执行中各自为政、监管空白与重复覆盖等问题，形成推动生产性老龄化系统实践的跨部门政策合力。

二是在退休制度与就业政策的协同衔接层面，需以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开发为导向，稳步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构建“弹性阶梯式”差异退休制度安排。根据职业属性、岗位特性与人力资本特征，设置差异化的退休年龄区间，对从事重体力劳动、高风险岗位的劳动者，保障其合理的退休权益；对健康状况良好、专业技能稀缺、具备显著人力资本优势的老年人才，允许其自愿申请延迟退休，设置最长5～10年的弹性延迟区间，从制度层面打破退休即职业终结的线性生命周期约束，为生产性老龄化的可持续推进创造制度空间。同时，建立激励相容的企业银发用工支持政策，对聘用退休老年人才、设立银发人才工作室、师徒传承岗的企业，按其用工成本的一定比例给予税收减免与专项财政补贴，降低企业银发用工的制度性成本与风险顾虑；将吸纳老年就业的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作为企业评优评先、政策扶持的重要参考，充分激发企业参与生产性老龄化实践的内生动力。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权益法治保障需同步升级，为生产性老龄化的规模化推进兜底。一方面，在社会保障层面，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统一缴费基数与待遇核算标准，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全面扩大医疗保险异地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简化备案与结算流程，实现全国范围内就医购药一卡通行，消除老年劳动力跨区域、跨行业流动的社保制度壁垒。另一方面，在法治保障层面，推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就业年龄歧视的法律界定、认定标准与处罚细则，明令禁止企业在招聘环节设置无正当理由的年龄门槛，填补当前年龄歧视治理的法律空白；建立老年就业权益保障绿色通道，在各级劳动仲裁机构设立专门服务窗口，对老年就业纠纷实行优先受理、快速裁决、全程跟踪，对查实存在年龄歧视行为的企业依法处以罚款，并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形成刚性约束。同时，细化退休再就业老年群体的劳动保护与工伤保险制度安排，明确劳务关系中的用工主体责任，破解老年就业者工伤赔偿、薪酬保障等维权难题，从法律层面充分保障老年群体的就业安全感与合法权益，筑牢生产性老龄化实践的制度根基。

（二）终身教育赋能，激活生产性老龄化的人力资本存量

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值，是激活生产性老龄化内在动能、破解老年人力资源市场供需结构性错配的重要抓手。终身教育体系的重构与完善，是实现生产性老龄化从理念到实践转化的基础支撑。为此，尤需打破当前老年教育重休闲、轻赋能的结构性偏差，构建普惠化、职业化、精准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推动老年教育从娱乐休闲型向价值赋能型的转型，从供给侧为生产性老龄化注入持续动能。

一是在教育供给网络构建上，需形成“政府统筹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供给格局，以现有老年大学、社区学校为基础载体，整合职业院校、企业培训中心、线上教育平台的优质资源，在城市社区布局标准化银发技能实训点，在农村地区依托乡镇文化站、村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流动培训站，推动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城乡全覆盖。同时鼓励高校、职业院校开设老年教育与职业培训相关专业，培育兼具老年心理学素养与职业技能教学能力的专业化师资队伍；支持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培训供给，结合自身岗位需求与行业发展趋势开发定制化培训课程，推动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同频共振，实现从培训到就业的无缝衔接。

二是课程内容设置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基础通用加行业专项的课程体系。基础通用课程聚焦数字素养与职业通用能力培养，重点覆盖智能手机基础操作、在线办公软件应用、职场沟通与职业规范等内容，引导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适应职场环境；行业专项课程紧扣银发经济业态发展需求，分领域设置养老护理、社区服务、数字经济、文化传承四大模块，针对性开发失能老人照护、康复辅助技术、电商客服实操、非遗技艺传承等课程。同时，需结合老年群体的年龄分层、能力差异与就业意愿实行差异化教学，确保课程内容与老年群体的就业需求衔接。

三是教学模式与成果认证体系需同步创新突破，破解传统培训学用脱节的痛点。全面推广“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线上开发适老化学习平台，采用大字体、慢语速、强图解的课程设计，配套全程语音辅助、一键人工咨询功能，以降低老年群体的学习门槛；线下实训采用“理论授课+实操演练”的教学模式，引入情景模拟、VR实训等技术手段，强化技能实操训练，切实提升培训效果。建立标准化的职业技能微证书制度，由人社部门牵头，联合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制定统一的技能评价标准。老年群体完成专项培训并通过考核后，颁发对应技能等级的证书，推动证书与企业招聘、岗位定级、薪酬体系直接挂钩，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生产性老龄化的现实能力。

（三）多元渠道拓展，畅通生产性老龄化的市场转化通路

市场是实现生产性老龄化价值转化的枢纽，也是打通老年人力资本供给与银发经济产业需求的关键环节。破解当前老年人力资源市场供需结构性失衡的困局，必须以岗位扩容为基础、模式创新为抓手、平台搭建为支撑，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供需精准匹配的老年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充分释放生产性老龄化的市场活力。

一是在岗位供给扩容上，实行“公共岗位示范引领+市场岗位多元扩容”的双轮驱动模式。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社会组织需率先发挥示范作用，在社区治理、文化传承、青少年教育、生态环保、基层调解等公共服务领域，专项设立“银发专属岗位”，吸纳具备相关专业能力与经验的老年群体参与。比如，设置社区银发顾问负责政策宣传与邻里矛盾调解，聘任非遗传承讲师参与校园与社区文化教学，吸纳老年专业人才担任银发环保监督员助力基层环境治理。同时鼓励各类企业结合行业特性与岗位需求，开发适老化就业岗位，在高端制造领域设立技术指导岗、工艺传承岗，在现代服务业领域设立客户服务岗、体验顾问岗，在银发经济核心领域设立养老服务管理岗、适老化产品研发顾问岗等，并全面推行弹性工作制、非全日制、项目制、远程办公等适配老年群体的用工模式，最大限度适配老年群体的生理特征与生活节奏，将生产性老龄化的应用场景全面延伸至各类产业领域。

二是老年创业扶持与志愿服务规范化建设，是拓展生产性老龄化实践空间的重要补充渠道。设立政府财政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银发创业专项扶持基金”，为有创业意愿、具备创业能力的老年群体提供低息或贴息贷款与启动资金支持；依托产业园区、社区综合体建设银发创业孵化基地，为老年创业者提供免费办公场地、创业培训、导师辅导、市场对接、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在志愿服务领域，需完善“时间银行”“积分兑换”等长效激励机制，将老年志愿者的服务时长转化为可存储、可兑换的“时间币”，推动老年志愿服务从零散化、自发性向规范化、制度化转型，使志愿服务成为生产性老龄化的重要价值实现场域。

三是搭建国家级银发人才信息服务平台，是破解供需信息不对称、实现人岗精准匹配的关键支撑。整合人社、民政、行业协会、企业等多方资源，建设全国统一的银发人才服务云平台，构建标准化银发人才信息库、智能化人岗匹配系统与一站式综合服务模块三大核心功能板块，通过大数据算法实现老年人才技能禀赋与企业岗位需求的智能匹配，集成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权益维权、创业服务等功能，为老年群体提供全流程就业服务，推动生产性老龄化的市场转化效率整体提升。

（四）社会认同重塑，营造生产性老龄化的价值生态

社会认同与价值重塑，是破解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认知性壁垒、消解年龄歧视的底层支撑，也是推动老年群体主动参与社会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内核。必须打破“退休即职业终结、年老即能力衰退”的传统线性生命周期叙事，从舆论引导、职场文化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完善三个维度，营造年龄友好、尊重价值、鼓励参与的生产性老龄化社会氛围，为生产性老龄化的规模化推进提供深厚的现代社会文明土壤。

一是在舆论引导层面，需构建“主流媒体引领、多元平台联动”的立体化宣传矩阵，重构老年群体的社会叙事。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需开设“银发力量”“老有所为”等常态化专题栏目，深度挖掘并报道老年技术人才、创业先锋、志愿服务模范的先进事迹，重点宣传银发工匠攻克技术难题、老年专家助力产业升级、老年创业者带动社区就业等典型案例，打破老年群体被动受助者的固化刻板印象。同时，借助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渠道，发起“我的银发职场”“老有所为新风采”等话题活动，鼓励老年群体自主分享再就业、社会参与的经历与感悟。树立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典型标杆，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职业荣誉感与社会认可度，推动形成“生产性老龄化是积极老龄化重要实践、老年人力资源是社会宝贵财富”的广泛社会共识。

二是推动企业构建年龄友好型职场文化，从市场主体层面夯实生产性老龄化的实践土壤。通过行业协会引导、企业社会责任培训、行业论坛交流等多种形式，引导企业正确认识老年员工在职业忠诚度、工作稳定性、经验积累、风险把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打破年龄与劳动生产率直接挂钩的非理性认知。鼓励企业全面推行代际协作团队建设模式，建立常态化的师徒结对机制，实现代际优势互补、知识双向共享，将生产性老龄化的人力资本效益在代际合作中最大化释放。同时，推动企业工作场所的适老化改造，为老年员工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建立老年员工常态化健康管理机制，切实保障老年员工的职场权益与身心健康，为生产性老龄化的持续推进奠定坚实的友好型职场基础。

三是构建“社会—社区—家庭”协同联动的支持网络，为老年群体的生产性老龄化实践扫清后顾之忧。社区层面，成立银发就业互助小组，为老年群体提供就业信息交流、通勤互助、心理疏导等常态化服务；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临时托管角，为参与就业的老年群体提供孙辈临时照护服务，破解家庭照料责任对老年群体就业参与的制约。家庭层面，通过社区宣传、家庭教育指导、邻里交流等多种方式，引导家庭成员打破安享晚年才是孝的传统观念，理解并支持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与社会参与选择，尊重老年人的职业规划与自我人生价值追求，为老年群体参与生产性老龄化实践提供坚实的家庭支撑。各社会组织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针对性开展老年群体职场适应培训、心理疏导、职业规划指导等专业服务，帮助老年群体克服年龄焦虑、重建职场自信，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与岗位要求。通过多方协同、同向发力，最终形成“社会尊重、企业接纳、家庭支持”的良好社会氛围，让老年群体能够在生产性老龄化的实践中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全球老年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大国，能否实现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善治，既是检验党和国家“以人为本”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试金石，亦关乎全球老龄治理的整体效能。与西方发达国家依托高福利体系应对老龄化的路径不同，当代中国积极老龄化实践始终坚持保障与开发并重、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协同，而生产性老龄化的系统性推进，正是这一中国特色路径的重要支撑。它既立足中国城乡差异、家庭结构、产业特征的本土现实，也为全球老龄化国家摆脱发展困境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思路，以及丰富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当然，生产性老龄化的深化推进是一项贯穿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以制度重构破除政策壁垒，以能力重塑打破发展桎梏，以价值重铸凝聚社会共识，最终构建起年龄友好、参与畅通、价值彰显的全生命周期现代文明社会。如此，可充分释放老年群体蕴藏的巨大潜能，让银发经济在深度老龄化时代始终保持澎湃的内生动力，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与和谐稳定筑牢根基，并为人类社会应对老龄化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