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世纪”启幕不久的1937年1月19日，约瑟夫·奈出生在新泽西州南橙镇的家中——那天当地医院被流感患者挤爆，助产士只得赶到他父母的住宅完成接生。他的父亲老约瑟夫·奈没上过大学，却凭着从15岁当信使攒下的经验，在华尔街债券行成为合伙人，每日乘火车和渡轮往返纽约。母亲埃尔泽来自德裔移民家庭，因经济拮据辍学于史密斯学院；她与外祖母常用德语交流，对孩子既温和又极有原则，这让奈很早意识到文化身份与沟通语境的重要性。

二战期间，父亲带着全家迁到莫里斯县纽伯嫩（New Vernon）一座百英亩农场，希望子女在乡野中学会自律而非依赖财富。奈从小要拾苹果、刨土豆、喂猪、劈柴，甚至在周六宰鸡供周日午餐——体力劳动与按件计酬的家规让他懂得“权力并非单靠命令，而要让别人愿意配合”。全家每周日固定去教堂，在简朴又互助的小镇生活里，他体会到宗教社群的道德约束力以及乡村社会对诚实、节俭与公共信誉的高度重视。

就学阶段，奈先在莫里斯敦预备学校接受精英式人文学训，再以优异成绩考入普林斯顿历史系，并获得罗德奖学金赴牛津深造——田间劳作培养的自律和独立，让他在学术竞赛中游刃有余。这种“富而不奢、劳而不惰”的家庭文化深刻影响了奈的价值观：他后来把吸引力、信任和榜样作用视为比胁迫更加可持续的“软实力”来源，正是童年所见社会资本与邻里信誉的放大写照。晚年回忆录《美国世纪一生》中，他坦言：“假如没有那片农场和父亲对劳动的固执，我也许只会把权力理解为强制，”而不会去探究“让别人愿意跟随的力量”。

奈随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1964年留校任教，奠定了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漫长的治学历程。其早期研究聚焦于非洲（《泛非主义与东非一体化》，1965年）与中美洲（《局部和平》，1971年）的区域一体化问题，显示出其早期对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的跨国政治现象的关注。这些对一体化理论的早期探索，特别是对政治与经济互动如何影响区域合作机制运作的研究，为其后来的思考埋下了伏笔。他在研究非洲一体化时，就曾深入田野，从非洲的视角学习国际关系，继而关注跨国石油冲击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从中发现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

从左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约瑟夫·奈在 1997 年肯尼迪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在 2003 年肯尼迪学院女性领导力论坛上；在 2003 年的一次公共服务活动中；在 1980 年的课堂上

来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引发全球货币震荡；随后爆发的1973年石油禁运则显示，寥寥数个产油国便足以令整个工业化西方陷入瘫痪。奈正是借这些危机发问：既然大国拥有核武器，为何仍忙于谈判管道走向与油轮航线安全？ 1977年代，罗伯特·基欧汉与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出“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框架，试图说明：当贸易、金融、能源乃至民间组织把各国紧紧绑在一起时，传统将军事实力视为外交万·能·钥·匙的现实主义解释力正在衰减。该理论认为，真正左右国家命运的，往往是彼此在经济与社会网络中的“敏感度”和“脆弱度”差异，而国际制度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们帮助各国在这种密集联结中降低不确定性、管理冲突与合作。

《权力与相互依赖》封面，该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建构的关键作品，也是每个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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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欧汉与奈首先假设，国家之间不再只有一条自上而下的外交渠道；各部门官员、企业乃至民间团体都在跨境互动，形成“多渠道政治”。其次，他们摒弃“高政治—低政治”等级观，认为粮食危机、利率波动或疾病流行在某些情境下对决策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军事威胁。再次，他们强调在高度依赖的网络中动用武力往往代价高昂且效果有限，权力已从“谁火力最强”转向“谁在互赖网络中左右得失”——具体体现在“敏感度”与“脆弱度”的不对称：前者是一国政策变动立刻给他国造成的痛点，后者是链条断裂后寻找替代所需的时间与成本。

随着1984年基欧汉《霸权之后: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出版，被称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正式确立。该学说明确指出国际制度可以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促进合作，因为制度能够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并创造互惠预期，重新配置那种国家间的不对称成本，帮助国家管控风险、维系合作。

与此同时，奈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学术洞见转化为政策实践。1977—1979年，他出任美国国务院安全援助、科技与军控副国务次卿，并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核不扩散小组主席，他与印度等国就塔拉普尔核燃料供应、全面保障监督 (FSS) 及国际核燃料银行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外交斡旋。卡特政府认识到，仅靠工业国的出口管制不足以阻止巴基斯坦等国秘密采购铀浓缩技术，因此必须辅以多边外交压力。在这些跨越安全与经济的议题中，他展现了“猫头鹰派”——既非单纯“鹰派”威慑，也非“鸽派”幻想——而是用制度设计与经济杠杆来降低核扩散风险，他因此获得国务院最高荣誉奖章。

1982年，约瑟夫·奈在核武器研讨会上发表讲话

来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在1990年前后，美国既登上“冷战终点”的权力高峰，又陷入“霸权衰退”论与新危机交织的不确定感。约瑟夫·奈正是在这一张力中推出《注定领导》，用“软实力”概念回应两个核心疑问：美国还是否具备持久领导力？在武装冲突需求下降、联盟忠诚取决于价值与形象的时代，应如何动员世界？

《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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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7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畅销以来，“美国滑坡论”席卷华府智库与媒体。盖洛普调查显示，1989年有近半数受访者认同美国在走下坡路。尤其对日贸易赤字与产业空心化引发政策圈焦虑：1990年6月美日就削减赤字达成谅解，仍难平息对日本“经济攻击”的忧虑。联邦预算赤字、制造业竞争力下滑、科研投入分散等议题，使战略界担心美国或重蹈英帝国“过度扩张”覆辙。

苏联体制摇摇欲坠和柏林墙的倒塌却指向了另一个判断，华盛顿首次面临无对手的单极局面。然而伊拉克于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引爆“沙漠盾牌”与“沙漠风暴”两阶段危机，美国被迫以多国联军形式应战。老布什在同年9月11日国会演讲中提出“新世界秩序”，强调以联合国授权和伙伴共治取代单边干预。这场危机凸显：即便军事霸主，美国仍需道义合法性与伙伴认同才能行动顺畅。

为回应“美国已无力领导”的悲观论调，奈区分了三种影响他国行为的方式：强制（武力）、交易（支付）与吸引（软实力）。他指出，当信息革命降低了传播成本，文化认同与价值共鸣可以让别国“自主”采纳美国偏好，从而节省昂贵的胁迫成本——这正是“软实力”之所以成为“注定领导”的根基。奈把软实力归结为三个来源：具吸引力的文化、言行一致的政治价值观，以及被视为合法且富道义感的对外政策。与“硬实力”不同，它运作于“愿景—认同—模仿”链条；一旦信誉受损，再高的军费也难以弥补信任赤字。奈因而强调，“最好的宣传是不做宣传”，在信息过载时代，“信誉是最稀缺的资源“。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后，这个学术概念几乎立刻被官方吸收并改写了公共外交的操作方式：1991 年，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在《公共外交九十年代报告》中直接引用奈的定义，指出“信息与国家形象已成为战略资源”，标记了软实力第一次进入正式政府文本 。随后，克林顿政府要求该委员会起草的《信息时代的新外交》报告（1996）把软实力列为外交三大支柱之一，强调吸引力在碎片化媒体环境中的决定作用。这种理念很快催生机构重组：1999 年，国务院吸收美国信息署和军控署，正式把“软实力工具与传统外交合并”，目的正是要让公共外交与政策制定同轨运转。

观念的嵌入也体现在预算流向上——1990 至 1999 年，国务院将富布赖特学者和青年领袖等交流项目经费提高近三成，国会听证记录多次援引奈那句“信誉是最稀缺的资源”为增资背书。同一时期，公共与智库报告开始把新闻现场视为战场前沿：在波黑战争最胶着的 1995 年，白宫和五角大楼借助 CNN 24 小时直播平民伤亡画面来塑造干预正当性，发言人公开宣称“先占舆论高地”是软实力框架的要义。类似手法也延伸到海湾战后的叙事竞争：1992 年由 IMAX 出品的纪录片《Fires of Kuwait》在国防部支持下全球公映，把扑灭油井大火的影像包装成美国与盟友合作的英雄史诗，被后来的学者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融合的雏形。

纪录片《Fires of Kuwait》（科威特大火）被视为美国公共外交文化产品的代表作

来源：IMDb

与此同时，学术界与政策圈对软实力的再理论化形成闭环——1996 年后的一系列国会研究服务报告、智库评估和《如何重振美国公共外交》等文件，都把USIA并入国务院看作“用制度锁定软实力”。这样，原本抽象的“通过吸引而非强制达成目的”的命题，短短十年内先后写进官方报告、立法条文、预算分配与战地传播流程，真正完成了从讲坛到战情室、从论文到银幕的全链路迁移，奠定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将文化、价值观与媒体优势打包为国家影响力核心资产的政策基础。

“9·11”之后，美国以压倒性硬实力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但到 2006 年首都巴格达“绿区之外皆失控”，民意与盟友支持同步下滑。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伊拉克行动单年开销一度突破 1200 亿美元，而皮尤研究中心同期调查显示，多数盟国对美国好感度跌至冷战后最低。 国内外批评认为布什政府“只出拳、不拉手”，让美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道义叙事上出现真空。

正是对这种“硬而不慧、软而无力”窘境的反思，驱动奈在 2003 年于《外交事务》撰文界定巧实力（Smart Power）——以军事、经济胁迫（硬）与制度、文化吸引（软）做“按需调剂”，并辅以“情境智力”判断何时用何比重。 随着战争赤字、卡特里娜飓风和次贷危机轮番暴露美国治理缺口，奈与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受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之邀，牵头成立“两党制”巧实力委员会，最终在 2007 年提交《一个更明智、更安全的美国》报告，为下届政府开列如何“做一个更聪明的强国”处方箋。委员会进一步点出三大结构性缺陷：华府过度倚赖国防部可控预算，对发展、公共外交和创新投入严重不足；政府机构条块分割，难以把软硬工具整合；外交议程被伊拉克、反恐“单焦点”绑架，忽视全球共同议题。

《一个更明智、更安全的美国》报告

来源：CSIS

2007年报告提出，美国若要恢复全球领导，必须在五个领域“为全球公益加码”：同盟与多边机制、全球发展援助、公共外交、经济融合、科技与气候创新——并呼吁对联邦预算和机构架构进行战略重估。 其核心是用“强军—强盟—强制度”三套杠杆同步发力：保留可靠威慑，但把更多资源导入教育、卫生、能源等“孵化信任”的项目，通过合作生产公共产品来重塑美国合法性。

巧实力既回应了战后美国“过度军事化外交”的批评，也纠正了部分学界将软实力视作万·能·钥·匙的误解；它要求决策者具备“情境智力”，即读懂受众文化与利益结构，再灵活配比力量形态。奥巴马政府随后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大量引用“巧实力”措辞，加大对民生援助与气候资金的投入，试图重置“美国形象”。然而实践也暴露掣肘：国会分党竞争、财政赤字与国内安全化议程往往削弱软实力预算，导致“智”多“力”少的执行落差。

正如前国务卿布林肯在奈逝世后所言，“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丰富我们的智识资本与对世界的理解。” 约瑟夫·奈的生涯清晰地展示了“旋转门”现象和战后美国学术界参与外交决策的历史进程。他曾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副国务卿等要职，同时也曾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KS）院长和大学卓越服务教授。这种双重身份不仅是其个人履历的特点，更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圈层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像哈佛肯尼迪学院这样的精英学术机构（或称“智库”），既是政策思想的孵化器、未来政策制定者的培训基地，也是有影响力人物塑造国内国际话语权的平台。

奈早年就重视形成政策精英网络以推动观念传播。他于1984年同前国防部长佩里和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共同创建了阿斯彭战略小组。这是一个非官方、跨党派的高层论坛，定期邀请美国两党资深官员、军方将领、学者专家、媒体人士和商界领袖参与闭门研讨。通过该平台，美国决策者可以听取专家意见，专家也了解决策者关切，从而实现双向交流。奈作为联合主席帮助确立了“小组私密讨论、党派中立”的原则，汇聚多元背景精英共同探讨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议题。

从左上角开始顺时针方向：约瑟夫·奈1998年与乔治·布什会面；2004年与亨利·基辛格在会面；2010年与越南总理阮晋勇会面；2001年与比尔·克林顿会面

来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作为学院的创始成员之一，在1995年-2004年执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期间，奈推动了学院的显著发展，教员规模扩大超过40%，增设了五个研究中心，拓展了学院的国际化视野，并积极倡导女性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领导力。作为培养公共政策领袖的顶尖学府，肯尼迪学院在其领导下，无疑成为传播其思想、影响全球未来决策者的重要平台。前美国驻华大使、现肯尼迪学院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曾言：“我们中有数百人将乔（奈）视为不可或缺的导师”。在约瑟夫·奈担任院长的九年里，哈佛肯尼迪学院培养出一批后来活跃于全球与美国政坛的校友，至少 15 位后来成为各级政治精英：国际政坛 6 人， 美国国内 9 人，其职位以美国国会众议员（6 席）和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4 席）最为集中。

奈还致力于通过政策报告将学术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建议。最著名的报告莫过于在1995 年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对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通称“奈报告”或 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EASR），约瑟夫·奈把他在学界倡导的“吸引力与合作式威慑”理念写进五角大楼正式白皮书，为冷战后初现真空的东亚安全政策提供了一套“前沿驻军＋伙伴共治＋环境塑造”的整体构想。这份不到四万字的报告不仅扭转了华府原拟继续裁减亚洲兵力的计划，还奠定了此后二十余年美国在印太“深度介入”的基本坐标。

其后，他与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多次联合主持美日同盟研究，并发布被称为“阿米蒂奇—奈报告”的系列政策建议。首份报告发表于2000年，明确指出美日同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并呼吁日本参考美英“特殊关系”模式深化与美国的联盟。这些报告集合了两党资深官员和亚洲问题专家，对美日安全合作提出了具体蓝图，被视为影响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智库成果。通过跨国智库合作，奈将美国学界的同盟理论（如战略互惠、软硬实力组合）植入政策讨论，为联盟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卸任后加盟肯尼迪学院，担任世界秩序和国家方略的基辛格实践教授，这代表了典型的“旋转门”体制流程

来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这种“旋转门”机制并非仅仅关乎个体职业发展路径，更深层次地，它标志着精英学术界与国家权力之间一种系统性的整合，尤其在外交政策领域。这种整合促进了特定政策共识的形成，但也可能在无形中限制了“可接受”政策选项的范围。奈在哈佛和政府高层之间的持续流动并非个例，而是美国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近日，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副国务卿舍曼、驻华大使伯恩斯纷纷加盟肯尼迪学院就是明证。哈佛为政府输送了思想资源和人才储备，而政府部门的任职经历则为这些学者提供了理论付诸实践并获得影响力的机会。这种循环往复的职业轨迹，使得在学术界发展的理论得以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而政策制定者卸任后重返学界，其教学和研究又会进一步强化某些特定的学术范式。其潜在的含义是，这种紧密关系可能催生“回音室效应”，即在这一精英网络内部流传的观点逐渐占据主导，而那些源自该网络之外或与之相悖的异议观点及替代性政策方案，则可能被边缘化。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肯尼迪学院校友伯恩斯在2024年肯尼迪学院毕业典礼上讲话

来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在国际层面，奈领导下的肯尼迪学院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机构，它更发挥着一个战略平台的作用，旨在将当前和未来的全球领导者社会化，使其接受特定的（自由国际主义）世界观和一套政策规范。其推动的“国际化和包容性” 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多元化，更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该网络的影响力和覆盖面。通过将国际学生、学者和官员吸引到肯尼迪学院 ，奈和肯尼迪学院不仅是在教育他们，更是在将他们整合进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精英网络。这一社会化过程会潜移默化地使其观点和政策偏好与网络内部的主流思想趋同，从而在其他国家内部延伸美国的影响力，并巩固自由国际秩序，实际上构建美国的“软实力”。

然而，“特朗普飓风”为美国传统外交精英网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使理论与外交政策出现脱节的困境。传统上，无论自由国际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美国主流安全精英在诸多基本原则上是有共识的，例如维系同盟体系、推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平衡硬实力与软实力等。然而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及民粹民族主义路线在很多方面偏离了这些共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外交倾向使他疏远传统外交安全精英，倾向于依赖非传统人士和个人直觉。

许多曾参与奈所构建的精英网络的专家在特朗普政府中被边缘化，政策过程缺乏惯常的智库咨询和跨部门协调。这导致理论与政策实践的脱节：一方面，学院和智库仍在产出基于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理论的政策分析；另一方面，决策层却常以迎合国内民粹情绪为导向，漠视专家共识。例如，特朗普在国内宣扬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在外交上热衷于峰会表演和个人交易，缺乏连贯的大战略框架，这使得传统理论难以对其政策发挥解释和指导作用。现实主义者强调维护国家利益的长期规划，但特朗普许多举措更多服务于短期政治收益，令专业外交官和战略学者无所适从。这种状况表明精英网络一度引以为傲的“理论影响政策”机制在民粹浪潮下遭遇阻滞。

奈的软实力理论强调国家价值观和国内制度对外吸引力的重要性。然而特朗普治下美国制度出现倒退迹象（例如攻击媒体司法、煽动民粹主义情绪），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道义形象。近日，特朗普政府更对推崇进步价值观和“自由国际秩序”的美国高校展开攻击，首当其冲就是哈佛大学。特朗普要求哈佛大学接受政府对其招生、招聘行为和政治倾向的监督。这促使特朗普政府在4月中旬冻结了22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总计90亿美元资金正在接受审查。教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在5月5日在致哈佛大学校长的信中表示，哈佛大学不再有资格获得新的联邦政府科研资助。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焦灼下，在离世前一月，奈直言特朗普“完全不理解软实力在外交中的作用”，通过胁迫盟友、削弱美国之音等国际传播机构，放弃了美国长期奉行的价值观外交，导致美国软实力储备被迅速挥霍。这表明特朗普的民粹外交与奈等精英坚持的以价值观和制度优势赢得国际支持的理论背道而驰。现实主义虽然重视硬实力，但也承认信誉和形象对维持同盟的作用；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使美国既失去了理想主义者所看重的道德领导力，也不符合现实主义者关于维持国际影响的理性原则。

2025年4月8日，奈在哈佛大学“政策播客”中批评了美国软实力在特朗普治下的衰退

来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一些学者正探讨“民粹主义软实力”的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软实力，更侧重于国内，常常依赖于个人崇拜，并且由于其固有的民族主义和“本国优先”方针，在国际上可能较为短暂。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上的调适。这种学术努力标志着一种认识，即民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否定性力量，它也可能拥有其自身的（尽管不同且可能存在问题的）吸引机制，尤其是在国内以及在意识形态一致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这使得“好的”自由主义软实力与“坏的”民粹主义硬实力之间的简单二分法变得复杂化。如果民粹主义能够产生其自身的“吸引力”形式 ，即使这种吸引力是基于本土主义、反精英主义或个人崇拜，那么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也需要分析这些来源和影响，而不仅仅是将其斥为不合法。

约瑟夫·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复杂相互依赖、软/巧实力）和实践（通过其政府任职和在肯尼迪学院的角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几十年来在塑造美国国家安全精英的智识框架和网络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的概念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标准词汇。  

然而，在奈逝世之际，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同时也是一种更广泛的全球现象的民粹主义，继续对自由国际秩序及其解释和维护的国际关系理论构成根本性挑战。“理论困境”——即既有的理性主义理论与看似不可预测、受领导人个人因素驱动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解决。这种困境可能最终导致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碎片化。各种不同的学派可能会出现或日渐突出，用以解释一个更加混乱无序的世界的不同侧面，而不是出现一种新的、能够取代受到挑战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宏大综合理论。如果自由主义理论难以应对民粹主义而现实主义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关注话语和身份的批判理论、后结构主义方法，或者那些不以西方中心理性或发展模式为前提的区域特定理论的兴起。国际关系领域可能不再由一个主导范式所统领，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化，反映出一个更加多极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国际体系。这将是从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占据相当大影响力的时代开始的深刻转变。  

奈的逝世留给世人未解之谜：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及其所拥护的精英网络，能否有效地适应一个民粹民族主义已成为重要且可能持久力量的世界？需要哪些新的理论框架或对现有框架进行何种修改，才能充分把握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动态及其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像肯尼迪学院这样的机构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具韧性和适应性的外交政策精英，使其既能理解和应对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又不牺牲核心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在反精英情绪高涨的时代，奈所代表的学术-政策互动的“旋转门”模式是否仍然可行或可取？

“信号（Signal）门“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决策过程的非专业性

来源：大西洋月刊

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者而言，奈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既要坚守学术伦理，又要善用平台将理论传播给决策者；既要凝聚深奥智慧，也要关注大众心理和全球多元声音。唯有如此，国际关系理论才能真正影响外交实践，外交政策知识生产才能保持活力与社会相关性，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继续发挥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