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国家治理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国家治理要实现的最基本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安全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和安全挑战也不尽相同。国家治理所面临的不同基本问题的关系及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国家治理形态。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国际秩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安全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地位和作用，以及安全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因而使得国家治理的形态也在实际上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对传统的国家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和世界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冷战后形成的政治学理论和国际政治理论的挑战更甚。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在国家治理的实践和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处理安全与发展关系、安全与开放关系、安全与和平关系的新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形成和实践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大理论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在不断深化和演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不断提出新的安全挑战，世界各国和人类社会都在面临层出不穷的安全问题。中国需要通过创造性的实践为解决当今世界的安全问题作出新的贡献，同时进一步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原创性的知识和理论。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7年前后就提出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1]彼时，国际上还鲜有关于这方面的论断。伴随着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内政外交政策飓变，新冠肺炎世纪疫情席卷全球及其诱发的全球性、系统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2]以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两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局部战争的爆发，国际上逐渐形成关于世界处于重大变革之中的普遍认识。2019年8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正在经历西方世界霸权的终结，18世纪以来基于西方霸权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3]2024年4月24日，马克龙在巴黎索邦大学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世界处于史无前例的动荡、重大变革加速的时刻。[4]2022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在联邦议院特别会议的演讲中指出，德国迎来“时代转折”，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5]2022年12月6日，朔尔茨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题为《全球时代转折》的文章，探讨如何在多极时代避免新冷战的问题。[6]2024年4月11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后冷战时代已落幕，我们正处于决定人类历史新篇章的关键节点。美国历经多代努力构建的国际秩序正遭遇新的考验。[7]2024年5月15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就职演讲中指出，冷战结束30年来亚太地区所享受的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不会再回来。[8]2023年10月，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指出，“国际形势的演变完全印证了习近平主席作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9]。

中国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10]2022年3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拜登（Joseph Biden）的视频通话中指出，“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11]。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两个重要论断。[12]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13]。2024年5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南海进行小范围会晤时，进一步提出“国际大变局、大乱局”[14] 。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加速演进最集中地体现在国际秩序的重大变革上。我们至少可以从与离我们时代最近的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的对比中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变革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国际秩序的行为主体和主体间基本关系方面，国际政治呈现出“再国家化”的显著趋势。经济全球化是后冷战国际秩序的最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虽然主权国家仍被视为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但资本、产品、技术、人员的频繁跨国流动使得主权国家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各种跨越传统国家边界的全球性、地区性问题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得到大大强化，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全球治理方兴未艾。国际秩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去国家化”的趋势。一些理论流派甚至指出主权国家已然过时，把全球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主权国家，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等等。在国家治理层面，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也呈现出强调社会作用、淡化和矮化国家和政府作用的趋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主权国家开始重新回到国际政治和国家治理的中心，国家间的边界重新变得清晰甚至被强化，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治理有效性大大下降，国家的作用重新被重视。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暴露和加剧了这一趋势，放大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国家各自为政成为一个长期趋势。[15]作为全球化始作俑者和原有国际制度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的美欧国家（尤其是美国）也在“退回”到国家路径。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就开始带头施行的“退群”“脱钩”“断链”的政策导向是这一趋势的显著表现。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欧盟，其内部治理实践和对外政策实践中也越来越呈现出“再国家化”的倾向，主张强调主权的政党和政治势力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在国家治理层面，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也再次得到强化。

第二，与国际政治的“再国家化”相关联，国际秩序呈现出地缘政治回归的显著趋势。经济相互依赖的强化和地缘政治重要性的下降是后冷战国际秩序的又一主要特征。国家间关系呈现出对强化经济贸易往来的强烈诉求，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对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的追求超过了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量。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强化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的兴起打破了相互依赖带来稳定和繁荣的“定律”，换之以对经济安全、经济自主的强调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政策行为凸显多边贸易体制的脆弱性，对外依赖和国际产业分工被视为不安全的来源，冲突与对抗重新成为一些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模式。

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国家不再将新兴市场国家的实力增长视为所谓“自由世界秩序”拓展的结果，而将其视为地缘政治的竞争，因而不断挤压新兴国家的战略空间，挑起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同时，美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不断升级，迫使“中间”国家选边站队，安全困境进一步加剧，最后演化为对领土的武力争夺，强化了地缘政治的竞争和对抗。

第三，国际秩序呈现出大国竞争强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冷战的结束终结了两大集团的对抗，国际秩序总体上朝去集团化的方向发展。尽管北约依然存续并不断扩大，但其存续本身在北约内部和外部都被广泛视为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以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抛出北约“脑死亡”之说。

然而，伴随着国际政治的“再国家化”和地缘政治的回归，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被进一步强化。这种竞争关系从原本的经贸领域不断扩大到政治、安全、战略领域，并进一步渗透到科技、文化和教育领域，形成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战略竞争关系。美西方国家把中国等正在崛起的国家视为对手甚至敌手，以竞争关系主导大国关系定位，全面加速经贸、科技和文化关系的政治化和安全化，采取极端化外交政策，不断激化国家间矛盾。

随着大国博弈全面回归，集团化趋势也在不断抬头。美国进一步收紧了对联盟体系和盟国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的控制，迫使这些国家选边站队，操纵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线的对抗。大国的竞争和对抗关系还在地区演化为代理人的对抗甚至局部战争。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分裂的趋势，原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为捍卫自身权利，广大新兴国家和南方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谋求团结自强，加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团结合作。

第四，国际秩序呈现出意识形态重新突出、文明冲突和对抗上升的趋势。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趁取得冷战“胜利”的势头和经验，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极速扩张。这在表面上形成了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而在本质上是形成了单一意识形态全球扩张的霸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明、宗教之间固有的矛盾。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观念结构的巨大变革，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竞争被激发和释放。在西方社会内部，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制度盛极而衰，[16]其对外影响和吸引力出现下降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取得巨大经济发展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关系，在全球、国家和社会内部各个层面产生了新的贫富差距。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则直接挑战了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性”和优越性，[17]使得意识形态的竞争重新突出。此外，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在推动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在另一面产生了文化的虚无和精神的空虚。后现代主义催生的文化叛逆性、文化个性化与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些为民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及其他极端思想提供了社会土壤。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宗教之间、文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呈现出升级的趋势，全球秩序正面临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对传统的冷战结束以来流行的国家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和世界政治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这些理论大部分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地位相对下降、发展问题突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球扩张的基础之上，回应了冷战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需求，也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然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秩序的剧烈变革，这些理论的有效性越来越来受到挑战。这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安全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作用和地位的全面提升，进而带来国家治理形态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国家治理中安全与发展、安全与开放、安全与和平这三对基本关系上。

二、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发展和安全是国家治理两大永恒的基本主题，国家治理就是追求国富和邦安。然而，发展和安全的相互关系也是国家治理中永恒存在的基本矛盾，对发展目标和安全目标之间关系的调整是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的基本关系。基于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调整，形成了不同的国家治理形态。百年未有之变局下，国家治理形态的变革首要体现在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向发展-安全导向的国家治理变革，国家的形态也从发展型国家向发展-安全型国家、安全-发展型国家甚至安全型国家转变。

冷战结束以后，对世界大部分国家而言，发展问题、经济问题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心议题。伴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大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国家不再长期处于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之下。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国家间的竞争也主要体现为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基本和平的外部条件下，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经济情况，才能提高社会福祉，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尽管冷战后全球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但世界体系总体仍处于由“乱”到“治”的转折阶段，中国迎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18]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政治学理论、国家治理理论是以解决发展问题为核心的，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发展政治学，同时也可以把这一时期大部分国家的治理形态称为发展导向型的国家治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地缘政治的回归和大国竞争的强化，安全问题重新回到国家治理的中心。国家面对着从过去主要解决好发展问题到必须同时解决好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的状况，国家治理能力遇到了新的挑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要同时面对发展的问题和安全的问题。同时，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严重恶化，国家间的竞争也从过去以经济竞争为核心转向经济、安全的全方位竞争。而对于那些面对严重安全威胁甚至处于内部或外部战争之中的国家而言，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中压倒一切的问题，成为所有国家政策中的首要目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治理的形态从发展导向型向发展-安全导向型、安全-发展导向型甚至安全导向型转变。今天的政治学、国家治理理论必须同时解决好发展的问题和安全的问题，向发展-安全政治学转变。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国家安全一级学科的生成。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新态势的把握。中国更加科学和辩证地认识和把握发展、安全这两个国家治理的核心命题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治理要解决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思想和方法论。这是对国际秩序变革后国家治理规律新的探索、对国家治理理论新的突破。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19]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重要论断。[20]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21]如果说此前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想主要针对国家安全和外交领域，那么到了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到“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中，[22]意味着其开始成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作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3]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的五大重大关系之一。[24]“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国家安全领域的指导思想发展为对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的总体认识和把握，与时俱进地调整国家治理中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一思想也被贯彻到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制度设计中，[25]在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两个系统中全方位地调整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在加速演进，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全球安全形势仍然朝着不确定的方向演化发展，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安全挑战有增无减。如何在新的变局中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各国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需要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态势和新挑战，深化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研究和探索，深化对国家治理形态演变的研究，特别是回答如何解决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安全问题。

三、安全与开放的关系

与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相伴随的，还有安全与开放的关系问题。就中国而言，过去的国家治理主要是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条件下来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这并不是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封闭的，而是中国只要把自身的安全问题解决好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就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随着冷战两极结构的解体，美苏矛盾这一危及世界和平的结构性矛盾烈度大为下降，合作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以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全球性、地区性国际机制真正拥有了充足的运作条件，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实践平台，大大促进了国家间在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中国采取主动的姿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接受国际规则，对接国际制度，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也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学习和接受既有国际规则的取向和政策采取欢迎的态度，对中国奉行“接触”为主导的战略，中国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大部分国家形成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体上较少受到来自外部的严重的安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要把国内的事情解决好，就能够解决基本的安全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并进一步向着全方位开放的状态发展，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在开放状态下解决安全问题的新挑战。总体国际安全观的提出，即是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特别是安全关系深刻变革的条件下，在开放中解决安全问题的新的探索。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26]。今天中国国家治理所面对的国家利益和国家责任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地理边界和领土范围，中国今天所面对的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解决好中国自身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的。

一方面，中国的海外利益大大拓展，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维护已经远远超出了领土范围，开放条件下的海外权益维护成为国家治理的新领域。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海外权益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拓展。2023年，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07.1亿美元、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达到2271.6亿美元，累计已在共建国家设立境外企业1.7万家、直接投资存量超3300亿美元。[27]海外领事保护面临的任务和压力与日俱增。2017年，外交部一年所处理的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为7万多起，12308领保热线一年所接听的来电为17万通。[28]而到了2021年，12308领保热线已经达到日均处理求助3000起的规模。[29]2023年，外交部一年处理的各类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已经突破8万起，发布提醒预警6000余条，12308领保热线全年受理求助来电达53万多通。[30]

另一方面，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进一步紧密，外部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和威胁也在日益深入，传导速度更加迅捷，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界限日益模糊。开放条件下的国家治理还要解决好跨越边界的安全问题，实现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有机统一，树立开放条件下的安全思维。[31]贸易的争端、传染性疾病和疫情的蔓延、环境和气候问题的扩散、资源的争夺、周边局势的不稳定、宗教民族分裂与跨国恐怖袭击活动的威胁，以及西方国家以自由、人权为幌子支持发动的“颜色革命”等等，许多原本属于国际性的问题越来越转化为国内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发展、威胁中国安全的重要因素。[32]

为了有效应对开放条件下面临的这些新的安全挑战，中国在国家治理中引入了涉外法治的新范畴，近年来开始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大大加快了涉外立法的步伐，全面探索涉外执法、涉外司法、涉外守法和涉外法律服务的改善和强化。中国相继制定了《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外国国家豁免法》等基础性的涉外法律，修订了《民事诉讼法》涉外编，出台了一系列涉外司法服务政策，加强了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推进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建设等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国际责任也在空前地提升。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当今世界面临的所有重大安全挑战的应对，几乎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中国相继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普遍安全”为核心内容之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安全倡议，不断探索解决当今安全问题、参与和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新理念和新路径。以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为核心的安全治理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开放条件下解决安全问题的理论创新。

中国也在外交实践中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的解决，不断供给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安全公共产品，日益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2023年3月，沙特、伊朗和中国三方达成《北京协议》，沙伊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在中东地区掀起了“和解潮”。2024年7月，巴勒斯坦各派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并签署《北京宣言》。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各方对中国作用的发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期待。中方积极劝和促谈，中国领导人亲自同包括俄、乌在内的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沟通，提出解决危机的“四个应该”等基本主张。中方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立场文件，派出特使展开穿梭斡旋，为应对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还同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发起成立“和平之友”小组，汇聚全球南方的共同声音，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营造氛围、积累条件。

当前，尽管逆全球化抬头，各种封闭保守的思潮涌动，一些国家采取封闭主义的政策取向，中国坚定继续对外开放的决心，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国家治理的开放取向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基于封闭条件解决安全问题的国家治理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重大变革。在安全条件、安全利益、安全责任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和日益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如何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解决安全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处理好安全与开放的关系，实现国家安全治理和全球安全治理的有机统一。我们也更加需要研究，如何为解决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问题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理念、方案和实践。

四、安全与和平的关系

安全问题的终极形式是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冷战结束后，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国家间关系的主题和国际政治的主题从和平与战争的问题转变为非传统问题、低政治领域的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土、主权、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这些冷战期间的高政治领域的问题让位于低政治领域的问题。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气候、网络信息、传染性疾病等问题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主要议题，以应对这些议题为目标的全球治理观念和实践兴起。在这些领域所形成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大扩展了安全的内涵，非传统安全的治理成为安全治理的主题。与此相伴随的是传统外交议题和传统外交手段的重要性的下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地缘政治的回归和大国竞争的强化，传统问题、高政治领域的问题重新回到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中心，国家和国际社会再次面临领土、主权甚至国家的生存这些传统安全问题。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叠加、相互渗透和转化，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面对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双重挑战。2024年4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法国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梅里埃夫妇时指出，“人类社会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等卫生健康挑战，也要面对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33]。尤其是俄乌冲突的爆发及其产生的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将和平与战争的问题重新带回国际政治的中心。俄乌冲突爆发不久，2022年3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视频通话中就指出，“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34]。

冷战后形成的安全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都是在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基础上，以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为核心而形成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国家治理中也主要围绕非传统安全问题展开，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仅传统安全问题强势回归，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已经非常现实地摆在世界各国面前，各国人民都强烈渴望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这对国家治理理论和治理形态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对中国而言，还面临能否和平崛起的问题。在近代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多与战争相关联，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扩张逻辑对瓜分市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强烈需求。[35]中国是殖民扩张和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明确宣誓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中国做出了通过和平崛起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选择。中国和平崛起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动力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合作发展的社会主义，这种本质特征对国际关系的要求是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平等互利、合作共赢。[36]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37]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被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本质特征之一，这就在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和平发展的形式实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再度凸显。这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出了严峻考验，也成为当今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在世界百年变局中，中国的和平崛起仍然面临着国际政治霸权的威胁，因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改变所产生的压力和阻力，[38]以及世界总体和平与战争态势的制约。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有条件的：一是中国必须拥有让别人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能力；二是中国无需借助战争就能实现崛起；三是在崛起的过程中无需用战争来维持生存；[39]四是中国能够维持世界的总体和平状态或者能够抵御非和平状态的影响。

当前，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影响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因素仍在不断积累。在长期和平条件下形成的治理理论和治理方式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安全与和平关系问题的研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究竟有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和平的条件、保障和平的机制与手段、和平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确保国家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回答。

五、结语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深度重塑着国际格局，其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远超以往阶段。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鲜明过渡性特征的特殊时期：旧的国际秩序在一系列冲击下失去有效性并逐渐走向瓦解，而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其孕育和构建的过程充满挑战和曲折。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考验。

动荡变革、变乱交织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显著特征，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主题、议题和形态都在随之发生重大变革。“再国家化”的趋势、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大国竞争的升级、集团政治的重现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回归，都使得安全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显著提升，安全问题成为实现其他治理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面临的这一变革使得构建新的治理理论和治理形态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和人类社会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为处理好安全与发展关系、安全与开放关系、安全与和平关系这三对基本关系而贡献的重大理论成果，彰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各国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安全问题提供了借鉴。然而，解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安全问题，绝非一国之力可以实现。共同寻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安全问题的治理之道，关乎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决定着世界能否持续享有和平与发展。中国需要和世界各国一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通过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创新，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施欣怡对本文部分内容整理作出的贡献。

注释：

[1]《习近平接见二〇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9日。

[2]张骥：《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秩序变革》，《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3] “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a 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et des ambassadrices de 2019”,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9/08/27/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a-la-conference-des-ambassadeurs-1, 2019.08.27.

[4] “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epublique sur l'Europe à la Sorbonne”,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4/04/24/discours-sur-leurope, 2024.04.24.

[5] “Regierungserklärung von Bundeskanzler Olaf Scholz am 27. Februar 2022”,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regierungserklaerung-von-bundeskanzler-olaf-scholz-am-27-februar-2022-2008356, 2022.02.27.

[6] Olaf Scholz, The Global Zeitenwende How to Avoid a New Cold War in a Multipolar Era,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2023, p. 22.

[7]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KISHIDA Fumio at a Joint Meet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For the Future: Our Global Partnership’)”, https://japan.kantei.go.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404/11speech.html, 2024.04.11.

[8] “PM Lawrence Wong at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May 2024)”,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PM-Lawrence-Wong-at-the-Swearing-In-Ceremony-May-2024, 2024.05.15.

[9]《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

[10]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

[11]《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人民日报》2022年3月19日。

[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6页。

[13]《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

[14]《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人民日报》2024年5月17日。

[15]阎学通：《疫情放大了无政府国际体系，全球合作还有未来吗？》，https://www.guancha.cn/YanXueTong/2020_04_06_545622_5.shtml, 2020.04.06。

[16]王缉思：《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17]张骥：《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秩序变革》，《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18]潘忠岐、黄仁伟：《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战略》，《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19]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

[20]《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2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2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

[2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25]钟开斌：《统筹发展和安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学海》2023年第3期。

[26]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

[27]《2023年我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达到407.1亿美元》，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4/09-25/10292119.shtml, 2024.09.25。

[28]《王毅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

[29]《王毅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视频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2021年3月8日。

[30]《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2024年3月8日。

[31]唐永胜、杨明杰、冯仲平等：《动荡世界与国家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3期。

[32]陈明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历史、战争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33]《习近平会见法国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梅里埃夫妇》，《人民日报，》2024年4月9日。

[34]《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人民日报》2022年3月19日。

[35]陈明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历史、战争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36]陈明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历史、战争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38]陈明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历史、战争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39]阎学通：《“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和平崛起”的分歧、意义及策略》，《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