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与城市发展。英国人口史学家 Anthony Wrigley 的研究表明，1600年时，英格兰仅有6.1%的人口居住在1万以上人口的城镇，低于西欧8%的平均水平。到了1851年人口普查时，英格兰人口增加了四倍，而城市人口则增长了25倍。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1%，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主要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

城市化由工业发展推动。工厂设在城镇中或附近，因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和金融、交通等服务。交通尤其关键，因为工厂需要从外地运来粮食和燃料。在蒸汽机普及之前，尽管运河和收费公路大为改善，但内陆运输仍然缓慢昂贵，因此大型工业需靠近煤矿（如伯明翰、诺丁汉）或港口（如伦敦、利物浦），或两者兼有（如格拉斯哥、纽卡斯尔）。

1700至1850年间，数百万人迁入这些交通便利的地区。当时这些城镇按今天标准仍属小城镇，人口增长常常是原来的几十倍，最终演变为熙攘的大都市。例如伯明翰从1700年估计的7000人增长至1851年的近30万；利物浦同期从6000人增长至37.5万，格拉斯哥则从1.4万增长至35万。

伦敦更是首当其冲，19世纪初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人口刚过100万。到19世纪末，其人口已达约700万。为安置新增人口，城市必须大规模扩张。1807年时，伦敦从海德公园延伸到莱姆豪斯，步行五英里（约八公里）就能离开城市范围。而到1913年，伦敦已从伊灵延伸至利马斯，跨度约30英里（50公里），城市面积扩大数倍。

城市聚集效应带来诸多好处。产业集中（如曼彻斯特的棉纺、伯明翰的钢铁）使企业可以招募熟练劳工，形成行业知识溢出，推动专业化与技术创新（如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别针工厂）。

但在1830年前，这些进展尚不足以显著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尽管棉纺与钢铁产业快速发展，但基数仍小，城市工人大多仍从事低生产率的手工业或服务业。

人口激增与经济增长缓慢叠加，使得人均GDP增长有限。Nicholas Crafts 的估算显示，1760至1800年间人均增长率仅0.17%，1800至1830年则为0.52%。1750年代中期至1830年，大多数工人工资几乎停滞不前。

从今天视角看，这些增长也许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划时代的成就。在前工业社会中，人口快速增长通常会带来工资暴跌，如同当时的爱尔兰、中国等国。

但对当时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并不这么看。尽管技术进步明显，城市工人仍需每周劳动60小时，实际工资却与祖辈无异，而城市恶劣的居住条件更是雪上加霜。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都是“人口黑洞”。高密度人口与缺乏下水道设施导致疾病频发、传播迅速。鼠疫、天花流行，使得17世纪伦敦儿童的五岁前死亡率达30%至40%，平均寿命仅约20岁，而乡村地区儿童死亡率往往低于10%。

因此，在1800年之前，城市的死亡率普遍高于出生率，城市人口需依靠农村移民维持。

到1800年，公共卫生已有改善，如天花疫苗接种、瘟疫隔离等，使伦敦1750至1811年间平均寿命提高了一半。尽管平均寿命30岁仍显悲惨，但足以使城市出生率超过死亡率，但仍然比农村寿命低10年。

1830年后，猩红热变异株导致城乡婴儿死亡率上升。伦敦缺乏系统下水道，粪便直接排入泰晤士河，而那又是主要饮水来源，导致霍乱频发，仅1848-49与1853-54两次疫情共致逾万人死亡。

城市还受外部冲击。1840年代，受爱尔兰大饥荒影响，大批贫困病弱难民涌入英格兰西岸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不堪重负。至1850年，这些城市的寿命又跌破30岁。

在19世纪初的观察者看来，工业城市并未带给工人任何好处：工资未涨、寿命更短。因此，许多当时的思想都反城市化。

这种思潮由早期社会主义者引领。19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英语世界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用面积400至600公顷（约1.5至2.3平方英里）的社区替代现代城市，每个社区仅容纳约1200人。

这一构想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可。二人于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通过更均衡的人口分布，逐步废除城乡差异”。

不久后，工人生活开始改善。1830年铁路发展降低运输成本，使工业生产得以全国铺开。此后国家进入年均人均约2%的稳定增长期，工资随之增长。

自1850年起，城市卫生与寿命开始真正改善。部分原因是猩红热和爱尔兰饥荒结束，部分则是政府出手。1858年，英国议会批准在伦敦建造排污系统，尽管原因是泰晤士河臭气熏天干扰议会开会。

1875年《公共卫生法》则要求所有地方政府提供清洁水源与下水系统。城市寿命终于首次与农村接近。

虽然城市不再致命，但问题仍多。贫困、拥挤依旧普遍，且随城市化推进，政治关注度上升。1911年时，英格兰已有79%人口生活在城市。

1855年城市住房租金总额已接近农业地租收入，1910年时以超过农业租金收入五倍。

尽管城市经济增长带来实质收益，但分配不均。19世纪时，大城市已无法靠徒步通勤。伦敦最为典型：金融中心“伦敦城”周边居民每日步行一小时通勤。类似状况也见于曼彻斯特、伯明翰，1900年两城市的直径约2.5英里。

住房边际扩张成本高。电梯与钢结构在1880年代发明前，建筑高度受限于六层。虽然马车与有轨电车提供部分扩张，但严重拥堵使得在伦敦中心行驶五英里需耗时90分钟。铁路成唯一出路，但因必须人工挖掘隧道，造价高昂，能建的线路极少，且一开通即超负荷。

Crowd for a workman’s train in London Victoria in 1865

当城市经济变好，就业岗位增多，更多工人迁入，这进一步推高了住房需求。城市扩张需要新基建，中心区土地供应稀缺，其价值随之飙升。这些土地不能完全替代边缘低效土地，因后者需高额投资才能开发。因此，中心地段房东可远高于建造成本定价。

例如，伦敦南部工人家庭租金平均占其预算三分之一，而根据 Donald Feinstein 的估算，同期非城市地区这一比例仅为10-15%。此外，合同苛刻：一旦拖欠租金，房东可在一周内驱逐租户，而当时工人职业不稳定，这种风险很现实。

1875年《公共卫生法》授权地方政府制订建筑章程；同年《Cross法案》允许其拆除不合标准旧住房。但违背法案起草者 William Torrens 本意，法律并未要求为拆迁居民提供安置。结果形成了“社会清洗”：1885年《工人住房状况皇家调查委员会》写道：

“拆迁伴随最贫困群体的巨大苦难，加剧了过度拥挤，提升了租金，令获取住房更为困难。”

城市贫困持续存在，使“废除城市”的呼声在进步知识分子中长盛不衰。恩格斯1872年在其《住房问题》中仍重申欧文的构想，并写道：

“住房问题只有在社会彻底变革、开始迈向城乡对立消除时才能解决……而现代大城市，唯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能一并废除。”

这种观点并不局限于左翼。自由派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提出，应将伦敦“过剩劳动力”强制迁至偏远“殖民地”。

但在维多利亚后期，反城市思想最具影响力者是亨利-乔治。讽刺的是，今天大多数“乔治派”主张征收土地税以促进土地充分利用，提升城市密度，而乔治本人却不这么认为。

在他的名著《进步与贫困》中（销量达数百万册，19世纪最畅销作品之一），乔治明确表达：他相信土地税的主要作用是消除城市化的经济动机，而非强化城市密度。这与当今乔治主义追随者形成鲜明对比。

乔治否认了城市高地价的传统解释，也不认为这是由于人口增长或建筑成本增加所致。他认为，地租之所以高，是因为土地所有者对土地使用的“人为限制”造成了土地的稀缺。这些限制让城市工人被迫为获得一个住房位置而付出高昂代价，尽管城市本身可以容纳更多的人。

在乔治的设想中，征收土地价值税（Land Value Tax,LVT）会消除土地囤积带来的回报，从而迫使土地所有者要么将土地用于生产性用途，要么将其出售。他认为，这样的制度不仅能终结地租带来的不平等，还将扭转城市扩张趋势。乔治相信，在没有垄断土地和地租的情况下，城市将不再具有吸引力。城市工人将返回乡村或中小城镇，农业和制造业将在全国范围内“自然地”分布得更加均衡。

因此，乔治设想的乌托邦是反城市的。城市被视为地租掠夺的集中体现，其扩张是因为制度扭曲了资源配置。他并不认为城市本身有任何“自然”的经济优势。他的目标不是改良城市生活，而是用制度手段让城市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