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26年第3期。

[内容提要] 由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美国政坛出现了罕见的由共和党“多权独揽”的局面，从而加速了特朗普2.0政府重塑美国政治、社会和外交的进程。本届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在宗教领域动作频频，其颁布的总统行政令、设立的机构以及出台的政策举措之多，堪称宗教版“新政”。本文指出，与特朗普1.0政府关注和侧重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不同，本届特朗普政府在宗教政治和外交政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或核心目标的重置，呈现出“价值观内政”优先于甚至取代“价值观外交”的趋势。但近数十年来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将宗教地缘政治化和安全战略化的长期趋势仍将得到延续，并且就长期而言，由基督教民族主义驱动的美国外交将更为极端化和更具对抗性。

[关键词] 特朗普2.0政府 “宗新新政” 价值观内政 宗教与中美关系

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上任已整整1年，到目前为止，这届特朗普政府在宗教领域动作频繁，上任不到8月，白宫便宣称取得了“百项成果”，其各种宗教政策举措和总统行政令出台的密集，堪称宗教版“新政”。在此期间，美国的宗教对外战略也发生了重大调整或优先目标的重置，“价值观内政”（主要指重建美国社会的基督教基础）优先于甚至取代“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宗教政治的主旋律。因此，研究宗教对特朗普2:0政府内政外交以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具有政策和现实意义。

一、宗教对特朗普1.0政府的影响

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时，特朗普不仅是政治素人，而且在宗教上也并非基督教福音派的理想人选。但他在竞选中竭力拉拢宗教选民群体，表示当选后将全力支持其宗教政治议程，故获得大量宗教选民的青睐，并视为“文化战争”的狠人，甚至是拯救美国白人基督教福音派命运的“大卫王”，因此获宗教选民的鼎力支持而胜选，对此情形有评论认为，在2016年特朗普不是在“竞选总统，而是在竞选上帝”

就宗教信仰而言，特朗普出生于传统基督教长老会家庭，青少年时期曾在纽约市的长老会教堂做礼拜，受到享誉美国的学者型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及其所宣扬的“成功神学”的影响。当选总统后曾宣布他是“无宗派基督徒”，并与一众基督教福音派大佬打得火热。特朗普的信仰履历表明，他远非虔诚教徒，而是极其善于利用宗教进行选民动员的政治家。特朗普上任后不遗余力地推进基督教福音派的宗教政治议程，因此使基督教福音派和其他宗教右翼势力成为其铁杆支持者。

2017年特朗普1.0政府上任后，立即对其政治基本盘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投桃报李，而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又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少有的共识性议题，所以宗教议题在特朗普1.0政府时期极为突出。要言之，特朗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善于充分利用宗教的总统之一。在上届特朗普政府任内，宗教保守派人士在政府中所居官职之高、美国政府对宗教事务的干预之频繁、国际宗教自由议题在美国外交议程中分量之重，以及美国地缘政治战略与对外宗教战略配合之紧密，都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仍受共和党建制派以及由民主党一度控制的联邦众议院的较大牵制，在上届特朗普政府的4年任期内，其以“美国优先”为标志的民粹主义施政纲领并不能通行无阻。因此除任命3位保守派人士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从而实现美国宗教保守派多年的夙愿等一些举措外，特朗普1.0政府在向来分歧严重的美国国内宗教政治上的进展并不显眼，而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则“先声夺人”，其标志性成果便是建立了以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以及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现改称第18条联盟）为核心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建制。该建制有组织机构、行动纲领、会议机制、融资平台以及联络渠道，构成多维立体的跨国“价值观联盟”，试图撇开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内的现有国际人权框架，打造排他性的“宗教版北约”。其中美国政府的全面介入和操控是该联盟得以维系的基础和核心，而我国则是该联盟的主要围堵和攻击目标之一。特朗普1.0政府将宗教地缘政治化和安全战略化的种种举措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大致继承了反映两党/朝野共识并且已充分机构化的前几任政府的对外宗教战略，但在具体做法上则有较大调整，其中最显著的是以所谓“人权不可分割论”来取代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宗教自由优先论”或“人权等级制”，将宗教自由视为诸多人权中的一种，明确拒绝特朗普1.0政府提出将宗教自由视为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的“不可剥夺权利”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宗教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并且力推全球民主以及“提升那些社会进步派最为关注的权利”等传统人权议题，试图修补和恢复美国的全球公信力。但在传统或广义人权领域，美国政府千疮百孔的人权记录和一贯奉行的双重标准更显露无遗，结构性缺陷和信用赤字更大，与其所标榜的“人权卫士”形象差距更难加以掩饰。显然，美国对外宗教战略尤其是其所主导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已出现明显颓势。

二、特朗普2.0政府的“价值观内政”

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不仅大获全胜，一举赢得了总统职位以及全美州长和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并且赢得了多数选民票，堪称压倒性胜利，加上由保守派占多数的联邦最高法院，美国政坛出现了罕见的由共和党“多权独揽”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为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施政纲领或“特朗普主义”扫清了障碍。与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势力有很大重叠性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在2024大选中成为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的令人瞩目的力量。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把基督教看成是“白人宗教”（the religion of Whiteness），以反性少数群体、反移民以及反种族平等而著称，并且普遍认为美国最初为白人基督教国度，而现在必须重新成为这样的国度。笔者曾指出，如果说MAGA运动是以支持美国优先政策和经济保护主义，反对移民、文化多元主义和批判性种族理论，强调传统价值观，富于党派性和战斗性为特征的美国民粹主义运动，那么以“让美国再次祈祷”(Make America Pray Again，MAPA)、“把基督教带回美国”，打造基于基督教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重建基督教“所有、所治、所享”的国家为标志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就是其内核，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势力是特朗普最坚决的支持者，而MAGA民粹主义与MAPA宗教民族主义的结合产生了支持特朗普及惟其马首是瞻的共和党领导层的重要政治力量。

特朗普2.0政府的上任加速了以特朗普主义重塑美国政治和外交的进程，其典型事例就是以被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夺权手册”的共和党极右翼“2025计划”为蓝本的、2025年7月4日由特朗普签署的所谓“大而美”法案；以及美国宗教政治领域以“价值观内政”优先于“价值观外交”的重大政策转向，而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经济民族主义与基督教民族主义多有重叠那样，“2025计划”同样宣称要以基督教价值观改造美国政府和社会，该计划关于联邦工作场所，削减联邦经费和机构，教育，移民，多元、公平与包容(DEI）项目和性少数群体（LGBTQ）等内容与特朗普政府的“价值观内政”如出一辙。

根据“‘2025计划’追踪者”网站以及政治立场各异的多家媒体的评估，特朗普2.0政府在上任头9个月就落实了“2025计划”近一半的政策建议。尽管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中多次称他对“2025计划”并不知情，但其内阁和执政团队中“2025计划”的参与者不乏其人，其显要者包括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罗素·沃特(Russ Vought)、白宫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Tom Homan)、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Paul Atkins）等。其中罗素·沃特不仅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而且是“把基督教民族主义提升为特朗普第二任期聚焦点”的主要推手。

在宗教领域，特朗普政府从2025年1月20日上任第一天起就动作频繁，在短短数月时间内，其颁布的总统行政令、设立的机构以及出台的政策举措之多，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在某种程度上堪称宗教版“新政”。如果对照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的竞选言论，特别是堪称其“价值观内政”蓝本的特朗普2024年2月22日在全美宗教广播协会年度大会上的讲话（该讲话对参会者做了一系列承诺以“实现美国道德与法律基础的重建”），特朗普在实现其“价值观内政”目标，并且回应其宗教基本盘（包括保守福音派、天主教徒和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势力）诉求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落实率。这些行政令和政策举措大致可分为以下方面：

1.严厉打击跨性别身份认同和治疗：在上任首日，特朗普就签署超过40项行政令，包括宣布只承认男女两种性别。此后又签署一系列行政令，旨在拒助或阻止未成年青少年跨性别医疗、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项目等。这些都是宗教保守派长期争取的目标。

2.收紧移民政策：作为上任首日签署的行政令之一，特朗普宣布收紧移民政策，并重塑美国移民体系，强化边境管控，暂停第三世界国家移民，试图维护白人在美国的“主体地位”。特朗普2.0政府暂停美国难民入境计划和削减对外援助项目受到美国宗教人权建制的严厉批评，认为损害了其所倡导和运作的国际宗教自由项目。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以便利宗教活动为由缩短了宗教工作者申请美国签证的等待期。

3.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上任首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暂停美国所有对外援助，并通过政府效率部着手关停运营近64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2025年7月1日美国正式关闭了美国历史上这一最重要的对外援助机构，对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宗教自由复合体”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4.成立白宫信仰办公室（White House Faith Office）：2025年2月7日，特朗普颁布总统行政令，成立由其特别顾问和“御用牧师”、有“基督教民族主义权力掮客”之称的葆拉·怀特-凯恩（Paula White-Cain）领导的白宫信仰办公室来取代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成立的白宫信仰和社区倡议办公室，旨在帮助“以信仰为基础的实体、社区组织、崇拜场所”在获取联邦政府资助方面获得平等机会，以及取消联邦政府任何形式的宗教歧视等。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在所有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设立信仰主管或信仰联络员之职。

5.设立宗教自由委员会(the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2025年5月1日特朗普签署建立该委员会的总统行政令，任命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出任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由12人（后增至15位，除一位正统派犹太教拉比外均为基督宗教人士）组成，由总统任命，下设宗教领袖咨询委员会、平信徒领袖咨询委员会、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其任务包括完成一份关于美国宗教自由的基础、社会影响以及当前所面临威胁的全面报告，就如何通过行政或立法行动来确保国内宗教自由向白宫信仰办公室以及国内政策委员会提出建议等。

6.设立消除“反基督教偏见”特别工作组：2025年2月6日特朗普签署总统行政令，成立由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牵头、并由国务卿以及财政部、国防部、劳工部、卫生部、住房部、教育部、退伍军人部、国土安全部部长和7名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为期两年的特别工作组，以“消除联邦政府内部的反基督教偏见”，并就此目标提出建议。把美国信徒人数最多的基督教说成是“宗教偏见”的受害群体，目前已成为共和党政客宗教选民动员以及宣扬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

7.打击反犹主义：2025年1月29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打击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反犹主义；其他行动包括司法部成立打击反犹主义特别工作组、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对60所高校发出警告，如涉嫌反犹骚扰及其他校园歧视行为将面临“执法行动”；多家联邦机构因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校未能抑制校园反犹主义而减少或撤回联邦拨款及合同等。

8.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开放”宗教：2025年7月28日，白宫人事管理办公室在其题为《保护联邦职场中的宗教表达》的政策备忘录中称，只要不具“骚扰性”，联邦雇员在工作场所可开展宗教活动如祈祷、展示宗教物品以及与同事讨论宗教，而不必“在信仰和工作之间作出选择”。

9.打击计划生育项目：包括2025年初上任后立即赦免因阻扰进入实行堕胎诊所而被判刑的反堕胎激进分子，司法部宣布除“特殊情况”外将停止执行旨在减少反堕胎暴力的1994年联邦法律《诊所入口自由通行法》（简称FACE法案），以及削减对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的联邦医助经费。美国法律已经禁止联邦政府经费用于堕胎，但目前的经费削减针对的是其他项目如避孕和癌症筛查等。美国计划生育协会也是美国宗教保守派长期攻击的目标。

10.进一步限制《约翰逊修正案》：《约翰逊修正案》是1954年由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后成为总统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提出的税法条款。该法案规定，所有享受免税待遇的宗教、慈善及教育组织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政治竞选活动，包括支持或反对特定候选人，否则将丧失免税资格。特朗普早在2017年就发誓要“摧毁”《约翰逊修正案》。2025年7月7日美国国内收入署宣布，教牧人员可在教堂内支持政治候选人而不会失去他们所在教会的免税资格，旨在加大美国宗教团体的政治参与。

11.对美国左翼文教机构发动“文化战争”：即打击作为自由派大本营的美国大学、博物馆和公共广播机构，如对史密森尼学会、国会图书馆、肯尼迪中心、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公共广播机构以及美国精英高校等文教机构和媒体进行削减经费、裁员和更换负责人等“惩罚”，清除联邦政府机构的“觉醒文化”（如多元、平等与包容项目）以及关闭所有联邦机构促进性别意识形态的倡议、项目和办公室，解散白宫性别政策办公室，利用行政权力重塑教育体系等。

12.最高法院裁决案的影响：上届特朗普政府期间任命的3位法官打破了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法官的数量平衡，并在2025年使最高法院作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宗教保守派的裁决，如2025年6月最高法院裁定支持学生家长基于宗教理由拒绝子女接触LGBTQ教材的权利、支持田纳西州禁止未成年接受跨性别医疗、支持各州阻止美国计划生育协会获得联邦医助经费，等等。上述3项裁决最高法院均以6:3的多数作出，表明上届特朗普政府的最高法院法官任命对美国社会的长期影响。

13.任命福音派领袖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阿肯色州前州长迈克尔·赫克比（Michael D.Huckabee）曾为美南浸信会牧师，也是本届特朗普执政核心团队的三位曾任新教牧师的成员之一[另2位是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斯科特·特纳（Scott Turner）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道格·柯林斯(Doug Collins)]。他主张支持以色列有权吞并约旦河西岸等观点，在认为以色列得到“上帝眷顾”的许多福音派和其他人看来，著名保守福音派领袖赫克比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再度表明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2025年9月8日，白宫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支持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总统”，并高调晒出特朗普新政府上任后的“宗教成绩单”，即在所谓宗教自由领域所取得了“百项成果”：其中“保护宗教自由”共14项；“打击反犹主义”共5项；“终结将政府武器化以及促进自由言论”共5项；“庆祝宗教纪念日”共12项；“重申美国信仰”共4项；“扩大择校自由并保障父母权利”共10项；“禁止男子参与女子体育”共3项；“恢复来自圣经的真理”共9项；“终止将税款用于堕胎”共3项；“尊重生命和赋权妇女”共13项；“加强军队”共3项；“关停多元、平等与包容项目”共3项；“保护联邦最高法院”共1项；“促进美国价值观”共6项；“支持以色列”共9项。在2025年圣诞节，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内的一众美国政府高官纷纷出面在政府官方网站和视频上庆祝圣诞节并强调美国建国的基督教基础，这种试图把美国描述成“基督教国家”或将基督教视为“国教”的做法被普遍指责为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动摇了美国政教分离的国本。

上述特朗普2.0政府的宗教版“新政”以及所谓“百项成果”，除支持以色列等少数外交议题外，主要聚焦于美国国内宗教和社会问题。其实即使特朗普政府强硬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也有满足基督教福音派和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诉求的国内议程，既针对国内的反犹主义风潮，又以此为名来弹压全美各地爆发的挺巴反以示威，从而打击作为自由派大本营的美国一众高校。与特朗普1.0政府相比，特朗普2.0政府以“价值观内政”优先于“价值观外交”的宗教政治战略的重置，在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联邦政府的机构和人事安排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有意利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工具”以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计划和政策的集合”。自“9.11事件”以来，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就一直是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如在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小布什政府就把美国国家安全与促进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全球人权联系起来，承诺美国将“采取特别努力促进宗教和良心自由，并使其免受压迫性政府的侵犯”。特朗普1.0政府一再宣称要将把国际宗教自由视为其政府的优先事项，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承诺“支持和促进宗教自由——美国的第一自由”，并且把“保护宗教自由和宗教少数群体”列为美国政府“推进美国影响”的重点。而特朗普2.0政府颁布的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宣称宗教和良心自由等“是不容侵犯的核心权利”，但随即表示美国“反对在欧洲、英语圈及民主世界、尤其在我们的盟国中由精英驱动且反民主的对核心自由的限制”，显然意在批评欧洲盟国的国内宗教政策，但对国际宗教自由却不置一词，这进一步坐实了特朗普2.0政府宗教政治目标的转向。

在联邦政府机构方面，特朗普2.0政府在宗教领域设立了3个联邦政府级的机构，即白宫信仰办公室、宗教自由委员会以及“消除反基督教偏见”特别工作组，主要与美国国内宗教自由问题有关，是特朗普巩固其宗教基本盘、推进国内政治议程的宗教类建制，但与美国倡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并无直接关系。与上届特朗普政府在该领域“呼风唤雨”的架势形成鲜明对照，其代表性的宗教建制，如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美国主导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以及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要是国际宗教类机构或宗教类智库，而非具有直接政策建议和执行功能的机构。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时组建的福音派咨询委员会主要是助选和造势团队，组织形式松散，特朗普胜选后其在联邦政府仍无办公场所，对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性显然不及设于白宫西翼的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内并且直接向总统报告的白宫信仰办公室。

在政府人事安排上，与上届特朗普政府由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和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为首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团队相比，特朗普2.0政府的国际宗教团队无论资历还是经验都稍逊一筹。而鲁比奥（Marco Rubio）领导的美国国务院精简机构以及将处理人权事务的权限部分下放至地区局和大使馆的做法，也使国际宗教议题在美国外交建制中更加边缘化。2025年4月10日，特朗普提名北卡罗来纳州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克·沃克（Mark Walk）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但该提名在整个2025年因“蓝纸条规则”（官员提名需得到所在州联邦参议员的支持）在参议院搁浅，被认为是特朗普2.0政府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的主要挫折。但本届特朗普政府内阁和执政团队除反建制外，“任人唯忠”成为主要特点，大多不是MAGA运动支持者、就是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信奉者，在推进特朗普政府“价值观内政”方面比上届特朗普政府更为有效。如果说，自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通过的2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已把对宗教的战略考量嵌入美国政府的外交文化和建制，那么特朗普2.0政府则试图以宗教价值观对联邦政府和公务员体系的结构性重组，清除政府机构以及由政府资助机构中的“觉醒”意识形态并关停多元、平等与包容项目，以及通过总统行政令等对传统政教分离原则的侵蚀，从而使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保守派的政治诉求和具体实施，从街头政治、社会舆论、政治选举、国会立法而进入重组或改造美国政府组织结构和决策文化的新阶段，由此对美国社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作为保守福音派大本营之一的瑞金大学对此评论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举措表明联邦政府明确转向宗教自由。通过信仰的机构化（信仰办公室），应对文化危机（消除反基督教偏见工作组），并将宗教语言融入民政治理，他以一种对大部分福音派美国有深刻意义的方式重设了教会和国家的界限。……代表了联邦层面宗教自由定义和捍卫方式的重大转变。”

三、美国对外宗教战略重置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对外关系上出现将宗教议题地缘政治化的趋势，并且得到府会和两党空前一致的支持。在冷战期间，美西方把人权和宗教视为苏东阵营的“阿喀琉斯之踵”，将其作为攻破苏东营垒的利器，体现美西方在人权和宗教议题上战略诉求和话语霸权的《赫尔辛基宣言》和欧安会机制成了苏联和东欧阵营解体的催化剂。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近年来，美西方故伎重演，在宗教、人权和民族等领域对不友好或敌对国家进行单边、双边和多边施压，宗教不仅成为凝聚美国朝野以及美西方反华共识的载体，而且被视为成本最低的地缘政治工具。

然而，尽管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已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因素，但对宗教介入美国外交的具体路径、机制和侧重点，在美国各届政府中则有较大差异。其中美国民主党或宗教自由派版本的战略宗教参与机制（Strategic Religious Engagement, SRE），即主要关注或聚焦于依托美国政府资助并由国际宗教组织网络推动的国际公共卫生、民主治理、冲突预防、基层和平建设、后冲突国家的心理健康和社区支持、移民社群的公民教育等，而国际宗教自由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2025年12月1日，乔治敦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发表了题为“战略宗教参与机制退出国务院”的研究报告，对2013年由奥巴马政府约翰·克里（John Kerry）国务卿创办“宗教与国际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Religion and Global Affairs, RGA）以来美国政府在外交体系内“系统地植入宗教行为体”的努力，即美国国务院上述“战略宗教参与机制”，做了全面评估，认为该机制在上届特朗普政府任期内即受到削弱，包括2019年“宗教与国际事务办公室”被并入“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因此已经失去其“清晰的制度化位置”，到2023年所谓“战略宗教参与机制”的相关资源开始被系统削减，并且在2025年初完全退出了美国外交建制，其典型的事例包括关停美国国际开发署，而2025年特朗普2.0政府对美国内外宗教战略的调整，主要就是削弱和裁撤此类战略宗教参与项目。美国《宗教与外交》杂志主编贾德·伯兹索尔（Judd Birdsall）就批评说：“特朗普政府对联邦官僚体系的大幅削减同样造成了许多伤害。其中之一就是掏空了美国政府在分析宗教在世界中复杂角色、与宗教团体和以信仰为基础组织合作以实现美国外交、发展和国防目标的机构性能力。”

另一类宗教介入美国外交的机制主要聚焦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议题，此类议题尽管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和支持，而且与自由派战略宗教参与机制有密切关系，但主要是宗教保守派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所特别关注的领域。此类保守派战略宗教参与机制在冷战结束尤其是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通过以来得到很大发展，在特朗普1.0政府时期达到高峰，形成机构化、制度化、法律化、网络化、平台化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但在拜登政府期间已呈现颓势。特朗普2.0政府上任以来，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利益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战略考量，其在国际上包括一再威胁丹麦对格陵兰岛的主权，要挟收回巴拿马运河、扬言吞并加拿大等一系列扩张性乖张言行，背弃竞选承诺直接介入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大规模空袭的“午夜之锤”行动，以贸易和关税等为手段干预他国内政，肆意霸凌其传统盟国的行径，用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外交取代了一度标榜的价值观外交。被特朗普称为“圣诞礼物”的2025年圣诞节当天美军对尼日利亚发动空袭，尽管打着反对“针对基督徒的种族灭绝”的旗号，实际上参杂着石油和稀土资源等复杂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此种“美国优先”和交易型外交、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行径，大规模从国际组织“退群”，以及翻云覆雨的执政风格，不仅与价值观外交互相抵触，与福音派世界性传教理念不相兼容，并且与自我标榜的美式宗教自由的普世性目标相去甚远。现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施内克（Stephen Schneck）就警告说，特朗普2.0政府的“政策调整”无疑将在国外产生对国际宗教自由的不利影响。事实上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其内外宗教战略的重置，目前已经导致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战略宗教参与机制两线失守的结果。

因此，尽管近20多年来，美国朝野不断鼓吹要将所谓宗教自由议题纳入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框架，并且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来加以实际运作。但作为战略工具，宗教因素与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本身有着较大差异，甚至相互之间还存在着竞争和对冲的关系，就全球范围而言。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特朗普发动全球关税战、凸显美国霸权本质的新门罗主义、以及美国与盟国关系处于大调整等国际战略背景下，即使特朗普2.0政府想要继续推进国际宗教自由议程，也难以首尾兼顾，把宗教经营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优先事项。

就我国而言，对特朗普2.0政府内外宗教政治战略重置的影响，目前可以作以下研判:

一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把我国视为“近乎对等的竞争者”的美国政府和反华鹰派将更多诉诸于地缘政治手段直接阻遏我国的发展，中美传统安全局势严峻，尤其地缘政治、科技和经济领域将承受更大压力。宗教遏华从来就是美国对华的战略佯攻或助攻，而非中美博弈的主战场。美国政府的总体对华战略与对华宗教战略是高度的一致；但在重大地缘政治、科技、经济、台海问题凸显的情况下，“打宗教牌”往往退居其次，这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就是如此。但宗教作为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对社会事件具有较高敏感性和放大效应，尤其是在与民族问题叠加的情况下。因此，我国宗教领域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是预防可能由中美经贸、科技和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社会动荡，以及加强我国反渗透、反干预和反制长臂管辖的能力。

二是推进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议题，尤其是对华宗教战略，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府会、朝野凝聚共识，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目前，美国在上述领域已经形成了“宗教体制复合体”（religious regime complex）。该复合体由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官方宗教人权机构，宗教类倡议组织、智库、基金会、游说团体、利益集团、学术机构、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等以及政客、说客、活动分子和其他人士组成，构成一张盘根错节的跨党派、跨宗教、跨国家的关系网或协同机制，具有极高的连续性，不受政府更替的影响，堪称美国宗教人权领域的深层政府。由其主办的美国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就是其中的显例；又如在美国国会通过并于2026年2月3日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的美国2026财年拨款法案中，对美国推进“国际宗教自由”、涉华宗教特定项目，以及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等被列入“核心国家安全优先事项”，超过了特朗普政府的预算申请额，基本上接管了被裁撤的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国际新闻署的大部分职能，维持甚至加大了对华宗教施压的资助力度。因此，虽然本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宗教政策尚未充分展开，而且呈现出“价值观内政”优先于“价值观外交”的倾向，但近数十年来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将宗教地缘政治化和安全战略化的长期趋势仍将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延续，而上述宗教体制复合体对我国的持续抹黑、攻击和渗透，不会因为特朗普内外宗教战略的调整而有较大改变。

三是尽管特朗普2.0政府对其宗教政治的优先目标作了重置，但就在国内推进基督教福音派和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议程而言，本届特朗普政府比前几届政府更为有力和有效。因此，致力于推进“价值观内政”议程的本届特朗普政府，反而更有可能打破华盛顿的宗教政治僵局，加大宗教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因此，特朗普2.0政府的宗教“新政”只是美国在对外宗教领域的短期性“战略退守”，其长期影响迟早将“溢出境外”，投射到美国对外和对华关系上。正如有的美国宗教政治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政府试图使美国回归基督教建国基础的改造和重建计划的持续推进，正在产生“摧毁美国民主体制”的结果。从目前来看，受基督教民族主义驱动的美国外交无疑将更具极端化和对抗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