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特朗普选择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蓬佩奥（Mike Pompeo）取代作风保守谨慎的蒂勒森（Rex Tillerson），宣称此举为寻求“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思维”，但实际上看中的正是蓬佩奥对自己路线的亦步亦趋。相比之下，同为政治素人出身的蒂勒森却逐渐得罪了不少政治精英。蒂勒森批评特朗普对待外交政策“过于冲动”，希望以保守派传统理念处理外交而非依赖直觉。除了忤逆特朗普，蒂勒森还与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莉（Nikki Haley），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关系不和。

2018年，蓬佩奥在华盛顿国务院宣誓就职国务卿。其妻子苏珊、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一起低头祈祷（图源：路透社）

在外交上，特朗普并不需要专业的政策团队提出资深的建议，仅需要忠诚的执行者和无畏的“背锅侠”，因此蓬佩奥成为少有的适宜人选。《华盛顿邮报》称蓬佩奥有着强烈的“美国优先”理念和强硬的态度，适合作特朗普的副手。彼时蓬佩奥强烈反对伊核协议，赞成对伊施压，与特朗普站在同一阵线。在个人风格上，与特朗普钟爱社交媒体的作风一致，蓬佩奥也同样喜欢用推特（现X）等社交媒体放大政治声量，彼时他在推特上拥有超300万粉丝。蓬佩奥也在任内炒作TikTok的数据安全风险，呼应特朗普的TikTok威胁论。

在反对民主党上台和阻挠拜登任职上，蓬佩奥也多次在明里暗里给特朗普打配合。特朗普暗中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山并扰乱国会联席会议，目前已成为特朗普的刑事指控根据。类似地，蓬佩奥在白宫的最后几日内不断地给拜登增加施政成本，试图在白宫易主后维持美国外交状况。例如在任期最后十天内，蓬佩奥接连将也门和古巴的胡塞武装分别认定为恐怖组织和支持恐怖主义的组织，尽管两者都不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当时，有民主党高官表示，蓬佩奥的最后时日中所做一切都是为给下届政府“制造苦日子”。

特朗普下野后，蓬佩奥并未停止对特朗普主义和保守理念的倡导和保护，尽管2023年蓬佩奥短暂地对其提出了批评，当时传闻蓬佩奥是在为竞选总统而准备；但很快蓬佩奥便重新调整回支持和拥护特朗普。蓬佩奥在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作证，不承认特朗普在“国会山事件”中存在违宪行为。2021年，蓬佩奥创立了Champion American Values PAC（“高举美国价值”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全美各地那些认同“美国及其建国理念”的政治候选人。

相比之下，特朗普任内的核心幕僚们在立场上开始转向。例如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新回忆录中称特朗普“不适合”担任总统，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基本一样，可能更糟”。前副总统彭斯在2021年1月6日的国会联席会议上拒绝遵守特朗普的意愿，拒绝对部分选举人票进行作证，这引起了特朗普的愤怒。2024年大选彭斯也明确表态不会支持特朗普，随后在低支持率的压力下也很快退出。

就最近表态来看，蓬佩奥本人亦有意愿加入特朗普政府。2024年3月，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当主持人卡武托（Neil Cavuto）询问他是否考虑再次成为特朗普的幕僚，蓬佩奥表示感到“受宠若惊”：这说明自己四年前的工作“没有搞砸”，并表示如果自己有机会进行改变，“几乎肯定会”接受这个“代表美国人民作出贡献的机会”。

在外交政策上，蓬佩奥将仍然如第一任期般，坚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外交政策以展现。例如，特朗普任内将全面遏制伊朗作为中东政策首要目标，而蓬佩奥则相应配合，在表态上不断对伊朗施压、政策上则不断出台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尤其是退出伊核协议，并游说联合国重启对伊制裁。

特朗普此前一直批评拜登“正在将以色列置于危险之中”，并表示拜登用60亿伊朗资产换取受押的美国人这一交易助长了伊朗的侵略。而针对本轮伊朗空袭以色列事件，特朗普也展现出强硬对伊态度，并将矛头直指拜登政府。4月13日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文“如果我是总统，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对于特朗普的表态，蓬佩奥立即响应。4月14日，蓬佩奥便在华盛顿埃德蒙兹的西门教堂发表公众演讲，将伊朗空袭以色列归咎于拜登政府对伊朗的妥协与默许，还向伊朗转移资金进而助长其侵略信心，使美国在中东地区“丧失了威慑力”。蓬佩奥宣称，“没有人能领导世界并保留使美国如此成功的东西——除了我们！”

随着特朗普再次参选总统，他的中国政策团队选择引起了广泛关注。据《Axios》报道，许多曾在特朗普首任期间服务的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打算“再续前缘”。这给一些未曾担任高位的策士们提供了良机。一些内部人士认为，“特朗普对政策不懂行”（Trump doesn't do policy），这使得他要更加倚重幕僚的出谋划策。

一些名字在Axios与特朗普政府前官员的交谈中被反复提及：叶望辉（Steve Yates）、科尔比（Elbridge Colby）、斯金纳（Kiron Skinner） 和余茂春（Miles Yu）。前文提及的博明（Matt Pottinger）也被《国会山报》视作热门人选之一。

叶现任“美国优先”研究所中国政策计划主任和资深研究员。这一智库在2021年由特朗普政府官员成立，被称作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准备的“预备白宫团队”。曾在国家安全局担任分析师，并曾是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他可能在新政府中担任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其他高级职位。

叶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并且坚定挺台”。近几个月来，叶在Fox News等保守派媒体上频频发声造势。针对韩国瑜当选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叶宣称政治变化可能导致中国大陆对台湾施加更多的“软控制”。叶望辉宣称，他支持美国政府应迅速采取措施，支持台湾加强其防御能力，以抵御中国大陆的“潜在进攻”。

叶还提到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扩张”，包括其在美国社会中的存在。他用“我们正在与魔鬼打交道”来形容与中国的关系。此外，叶对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指出中国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政治和战略操控。

他尤其反感美国企业界和华尔街的表里不一。在3月份美国企业界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参会时，叶大力宣传国安法所带来的所谓“寒蝉效应”。他批评了美国企业高管一方面适应中国社会的“低标准”，一方面在美国则大力宣扬社会和环保政策。叶宣称，国家安全法允许中国政府深入调查美国企业的内部运作，这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构成了直接威胁。因此他支持更强烈的脱钩方针。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中国政策计划主任 叶望辉（来源：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科尔比则是国防界的“抗中”喉舌，也是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他是共和党内“优先主义者”的代表，这一思潮主张美国减少在欧洲和中东的投入，以便集中资源对抗中国。曾在2017年至2018年间担任国防部战略与力量发展副助理国防部长。他创立的智库-马拉松计划（Marathon Initiative） 专注于大国竞争。

在中国力量播客中，科尔比表示，他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军事威胁”，并表示美国应该“轻声细语，挥舞大棒”，为盟友提供军事威慑装备，而不是仅仅专注于经济威慑。科尔比进一步讨论了拜登政府的做法，即努力不被视作对中国采取“遏制”。他还表示，共和党人一致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挑战，但党内对于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中国存在争议。

科尔比最具争议性的观点是“先亚后欧”论。在《华盛顿邮报》和《外交政策》的社论中，他提出了欧亚-俄中-乌克兰和台湾的三段论框架：美国在处理与乌克兰的援助与支持台湾间不应该平衡兼顾，而是应该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卫。科尔比的理由是：亚洲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欧洲；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威胁较小，因为中国不仅经济实力强大，还在军事和技术上迅速发展。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应当从欧洲转向亚洲；台湾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超过乌克兰，因为台湾位于美国在亚洲防御体系的前线。

科尔比建议美国应当重新评估其全球军事资源的分配，确保有限的武器和军事资源能够优先支持台湾，同时扩大国防生产能力。科尔比主张，美国在确保台湾防卫的同时，应要求欧洲盟友在保护乌克兰和对抗俄罗斯方面承担更多责任，这也是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的主要观点。他认为，美国应主要通过核威慑和选定的常规能力来支持欧洲，而不是在两个战场上同时消耗资源。

“优先主义者”科尔比（来源：Marathon Initiative）

博明也在“马拉松计划”智库中任职。他可能会在国务院或国防部担任重要角色，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将展开全方位的对华遏制。博明与即将卸任的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的一篇“檄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拜登“管理美中竞争”的政策，是共和党对华认知与战略的集大成者。

在这篇名为《非赢不可：美中竞争必须胜利，而不是被管控》（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的长文中，博明认为美国不应仅仅是管理与中国的竞争，而应该在这场竞争中取得胜利。这包括采取更强硬的言论和政策，明确制定美国在与中国交往中的界限，以及采取措施来制裁和限制中国的全球行为。他认为应该通过强化美国的防御能力、限制中国对关键技术的解除、并且确保从优势的地位（postition of stength）与中国进行交往，以保证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

博明还强调了在美中关系中寻求所谓“长期胜利”的重要性。他提倡美国应对中国的行动做出坚决回应，通过确立清晰的战略目标，并准备接受为达成这些目标所必需的短期内的摩擦和对抗。可以说，博明的想法是近年来一系列美国中国政策智囊的代表。他们认为与中国的“殊死竞争”甚至是一场“百年马拉松”的“长期博弈”（这两个词均取自知名专著名），对华政策设计必须足够“高瞻远瞩”。

2017年，Pottinger在北京（图源：美联社）

斯金纳曾在2018-2019年间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并在特朗普过渡团队中服务。现为佩珀代因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及传统基金会访问学者，她支持美国在全球扮演更广泛的角色，并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

在《国家利益》的一篇社论中，斯金纳认为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攻击是对拜登外交政策的重大考验，也是21世纪的决定性时刻。她主张美国需要采取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

斯金纳认为，面对与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等“修正主义大国”的竞争，美国必须构建一个有效的安全联盟，这个联盟可能包括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她强调安全利益高于民主价值，认为如果安全无法保障，所有价值都将无从谈起。

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来源：纽约时报）

贸易也将成为特朗普对华和外交政策的主要战场。2017 年至 2021 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既是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总设计师，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特朗普几乎整个任期内任职的官员之一。在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中，莱特希泽很可能以商务部长之职回归。莱特希泽的政策建议源自其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不满，他认为美国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建立贸易壁垒和扩大出口”来建设一个富有、强大的国家。

莱特希泽2023年出版专著《No Trade Is Free》，书中回顾分析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华贸易政策，同时给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开出了政策处方。书中莱特希泽直称中国是美国自美国革命以来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威胁，并主张所谓的“战略脱钩”（Strategic Decoupling）以替代拜登政府对华“去风险”，其中包括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直至与中国实现“贸易平衡”。

其中2018年特朗普对华发起疯狂的“301条款”关税正是出自莱特希泽之手，让“中美贸易战”成为全球焦点。莱特希泽宣称中国诸多对美贸易行为都违背了301条款，包括“窃取知识产权”“施压美企转让技术”“制定不利于美国出口商的法律法规”等等。特朗普卸任时，美国对四分之三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2024大选前期特朗普多次宣称将提高中国商品关税，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甚至对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而如果莱特希泽回归，两人在对华高关税的共识很可能将引来新一轮高强度贸易战。

《外交政策》（Foerign Policy）曾刊文表示，莱特希泽对高关税政策“近乎迷恋”，保守派的他还认为高关税贸易政策能够推动一些“进步性目标”，例如对中国汽车的高关税能够保护美国就业机会和应对气候变化。但莱特希泽运用关税工具的目的却是完全消除美国对华贸易巨额逆差，这需要采取比其在任期间更严重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外交政策》还表示，莱特希泽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反击的可能性与后果。

莱特希泽的专著《没有贸易是自由的：改变方向，对抗中国，帮助美国工人》尝试把国内制造业工人的不满和对抗中国的外交政策结合起来。（来源：Amazon）

莱特希泽还将打击美中之间的投资，他认为一些投资具有造成长期经济损害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足以阻止一笔交易，并提及中国在美国农田和关键行业的投资应受特别审查。他曾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s in U.S.)以促进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为由，拒绝涉及中国公司的美国境内交易。莱特希泽认为，国会必须授权赋予联邦政府阻止美国实体对华投资的权力（除非符合美国利益）。“政府应须禁止中国对关键基础设施，或为这些基础设施服务的技术，进行任何投资……企业自己永远不会这么做。”

TikTok等中国科技媒体公司也曾出现在莱特希泽提出的审查名单上。他提出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在美国市场运营，并加强美国的外国捐款法，要求所有非营利组织公开披露他们收到的外国资金。这些政策无疑会提高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同时恶化与欧盟等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的盟友关系。但莱特希泽对这些可能的后果不屑一顾，认为它们是遏制中国崛起和重建本国制造业所必需的。

总而言之，莱特希泽的“贸易战2.0”政策提倡对中国实施更高的关税，终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从美国获得的所有好处，切断两国之间的投资，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在美国运营，停止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并持续这些措施直到与中国“贸易平衡”。

贯穿特朗普任期的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图源：Getty Images）

03 特朗普主义与中美关系：“先亚后欧”和“全面脱钩”

随着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的临近，外界对其外交政策的方向和影响充满了猜测与关注。若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预计他将采取一系列具有战略意图的外交举措，这些举措将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塑中美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

特朗普旧部中的蓬佩奥和科尔比等核心人物，对“美国优先”理念的坚持将更为执着，行动将更为大胆。蓬佩奥可能会再次出任国务卿或其他高级职位，继续推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国防上，科尔比的“先亚后欧”战略可能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指导原则，“印太”将从战略图景成为严肃的安全现实。

特朗普政府无疑会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遏制，甚至达致“全面脱钩“，包括限制中国对美国关键技术的访问，加强对华出口管制，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产能过剩”说将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得到理论化的政策阐述，美中贸易关系将成为其争取美国工人支持的政治工具，而中国的电动车、钢铁和Temu的小商品等等都可能成为其课税的重点对象。

在处理国际危机和挑战时，特朗普的直接和非传统的外交风格可能会再次成为他政策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在中东的伊朗问题上，还是在处理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上，特朗普都可能采取一些出人意料的举措，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期内造成不稳定的格局。不管如何，美国在欧洲的资源投入恐怕将陷入战略收缩，“欧洲自主”的呼声可能在特朗普的重返后成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与此同时，特朗普可能会借机加强与台湾、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升级对台军售，扩张国防工业，并在南中国海等战略要地增强美国的军事存在。这种策略会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温，中国在周边的危机管控压力将会显著提升。对于特朗普而言，中国的压力将成为贸易谈判中的新筹码。对于中国而言，稳定中美关系的成本将会提升，文化、环保、人工智能方面的务实合作也可能成为安全、经贸紧张局势的牺牲品。

总而言之，特朗普团队构想的外交政策将是一种混合了实用主义和强硬立场的策略，旨在重塑美国的国内外政策布局，并在多个战略领域对抗中国的崛起。这种政策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全球不确定性，并使“新冷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社会将密切关注特朗普的每一步动作，以及这些动作对全球秩序和中美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