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的政治舞台掀起一场意料之外的“地震”——年仅 33 岁、来自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州众议员佐赫兰·马姆丹尼（Zohran Mamdani）在民主党市长初选中凭借排名选择投票（RCV）首轮领先，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当夜认输。这不仅是一场青年进步派对建制派老将的正面胜利，更是对纽约高房租、高通胀与代际断层等结构性困境的一次集体回响。草根小额众筹与志愿者网络击败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重金攻势，RCV 制度放大了多元联盟的动员效应，而“生活成本危机”则取代传统治安议题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首要矛盾。

透过这场选举，我们得以观察进步派如何借助制度设计、议题设置与组织创新重新分配党内话语权，并由此勾勒出美国大城市治理和民主党路线演变的未来轮廓。本文将从初选过程、竞选策略和权力重组三大维度，剖析进步派逆袭的机制与启示。

本次纽约市长初选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Ranked-Choice Voting, RCV）。根据RCV规则，选民最多可按偏好顺序排列5名候选人；若首轮计票无人过半，则依次淘汰末位候选人，将其选票按照选民下一偏好重新分配，如此循环直至剩下两名候选人，得票较多者胜出。这一制度旨在增强选民选择灵活性并确保当选者具备多数支持，在纽约市2021年起的地方选举中已实施，是该市历史上第二次运用RCV的市长选举。

6月24日为初选投票日，晚9时投票站关闭后即统计首轮偏好票。纽约市选举局按规定在选举夜公布第一志愿计票结果，待所有邮寄及临时选票在一周内送达后，于7月1日进行RCV后续轮次的预统计。截至投票夜当天22:30，官方计票显示马姆丹尼以约43.5%的第一选择得票率领先，科莫约为36.3%；紧随其后的第三名是市主计长布拉德·兰德（Brad Lander），获得约11%的选民首选支持。

其余包括市议长艾德里安娜·亚当斯（Adrienne Adams）、州参议员泽尔诺·米里（Zellnor Myrie）等在内的8位候选人合计分享了剩余约20%的选票。由于无人突破50%绝对多数门槛，根据RCV规则后续轮次需在一周后展开。

要实现逆转，科莫需要在后续轮次里囊括其中逾三分之二的再分配票数，这在纽约历次 RCV 选举中从未出现过。与此同时，排名第三的布拉德·兰德在投票前已与马姆丹尼举行联合发布会，公开呼吁支持者将马姆丹尼列为第二选择，使这 11% 的进步派票源几乎注定流向马姆丹尼。数学上的高门槛叠加次选票的单向倾斜，让科莫团队当晚即判断“翻盘概率为零”，遂在首轮结果公布后一个小时宣布认输并致电祝贺对手。

2025 年 6 月 25 日，马姆丹尼与同为候选人的审计长兰德发表讲话。

来源：美联社

与2021年上次市长初选相比，今年青年选民的参与度显著提高。科莫在败选感言中也坦承，马姆丹尼 “打动并鼓舞了年轻人站出来投票”。民调数据显示，50岁以下选民以接近3:1的比例倾向支持马姆丹尼，而50岁以上选民多数选择科莫； 马姆丹尼的支持基础还包括大量移民社区团体和工人组织。获得拉美移民维权团体“为纽约奋进”（Make the Road New York）和卡车司机工会等草根组织背书，使其竞选动员深入少数族裔社区。相较之下，科莫更多依托传统民主党机器和工会网络动员，其支持者结构在年龄和阶层上偏向年长选民和既有党组织影响范围。

2025年6月12日的民调揭示出了选举的代际差异。

来源：Marist Poll

此次初选的结果被视为纽约政治版图上的一次“地震式”转变——进步左翼的崛起打破了党内建制派长期主导大城市政治的格局。马里斯特民调机构主任李·米林戈夫（Lee Miringoff）等观察家指出，这场选举凸显民主党内部正在经历明确的世代更替和路线之争：一方面是从政数十年的温和派老将，另一方面是年富力强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前者倚重政治资历和传统权威，后者代表新世代选民对体制变革的渴望。

在议题焦点上，马姆丹尼把“生活成本危机”作为核心议题，承诺冻结租金、公交免费、市营平价杂货店、普惠托幼等一揽子经济纾困措施。他以此塑造出抗衡高房租、高物价的改革者形象，直击纽约选民最迫切的经济痛点。与之相对，科莫强调“经验施政+公共安全”，主打自身三届州长的执政经历和在对抗犯罪、反恐及应对特朗普政府方面的资历。科莫试图将选战定义为治理能力之争，暗示年轻对手经验不足，同时突出自己对治安和秩序的重视。

在竞选官网上，马姆丹尼将降低工薪阶层的生活成本作为核心议题。

来源：Zohran for New York City

在竞选官网上，科莫强调自己“知道怎么让政府运转起来”。

来源：Cuomo for Mayor

在资源动员策略方面，两人也有显著差异。马姆丹尼以“小额募款+志愿大军”搭建平民化竞选，竞选注册志愿者多达近3万人，号称创下纽约市选举史上最大规模的义工运动。志愿者们利用社交媒体传播竞选讯息，并通过挨家挨户敲门在社区中动员选民，累计登门拜访超过75万户家庭。马姆丹尼本人还身体力行下基层，例如进行“贯穿全城的徒步行走”等亲民活动来扩大声势（凸显“每一街区、每一选民都不放弃”的姿态）。

资金上，马姆丹尼几乎完全依靠草根众筹。截至投票日前，他已吸引超过 27000 名个人捐款人，在人数和小额捐款总额上均位列所有参选人第一。对纽约市参加竞选公共资助计划的候选人而言，每位本市居民的前 250 美元捐款都可按 8 : 1 比例获得公共配比——选民掏出 10 美元，市财政再补 80 美元，候选人手上就有 90 美元，因此俗称“9 : 1 小额放大” 。这种“薄利多销”式众筹不仅帮助马姆丹尼轻松触达市长初选793.2万美元的法定支出上限，同时树立了“拒绝大金主”的草根正当性。与此同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DSA）的跨州网络动员和 Z 世代选民的线上募款浪潮，为他源源不断导流，进一步动摇了传统金主在筹资领域的垄断地位。

科莫的筹资路径几乎复制了传统民主党机器的标配。竞选总部设在纽约市木匠工会大楼（NYC District Council of Carpenters），以示对工会票仓的深度扎根。在资金规则上，他与对手同样受限于纽约市公款配比计划的初选支出限制，该上限仅绑定候选人自己的“候选人委员会”。然而，法律对任何与候选人“不协调”的独立支出委员会（Super PAC）不设金额天花板，这为大金主开辟了“外部输血”通道。

地产、金融与工会巨头聚流 “修复城市”（Fix the City）：这家亲科莫的独立支出委员会截至 6 月 20 日已报告支出超过1600 万美元，主要投向电视广告与直邮攻势；同期募资总额已达约2400 万美元，其中前市长布隆伯格个人捐款 830万美元，占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一。这一家独立支出委员会的投入即占今年纽约市所有初选外部支出的近 50 %，创下市级选举 PAC 纪录。

借助这种不受筹款上限约束的外部金援，科莫广告攻势铺天盖地，在广播、地铁站、社交媒体等全方位高频轰炸，为其营造经验丰富、强势复出的形象。相比之下，马姆丹尼的支持者虽然也有进步派团体（如工人家庭党WFP）成立小型PAC相助，但投入与传统机器相差悬殊。

在党内背书上，马姆丹尼凝聚全国进步运动人气领袖加持，而科莫则集结传统建制派人脉资源。马获得联邦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等左翼标杆人物公开站台背书。这些领袖拥有大批青年基层支持者，其背书极大提升了马姆丹尼在进步阵营内的号召力。地方层面，移民权益组织、社区租户联盟和工人互助团体的支持赋予其竞选“草根代言人”正当性，也形成与建制派分庭抗礼的平行动员网络。值得一提的是，第三名候选人兰德在投票前与马姆丹尼宣布互相列对方为第二志愿，这是RCV背景下进步派内部策略性结盟的一部分。

马姆丹尼和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在波多黎各日游行上发表讲话。

来源：City and State New York

在另一侧，科莫获得了众多党内元老和商业精英背书，例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倾力支持。布隆伯格的背书被视为向温和中间选民发出的关键“可靠执政”信号。此外，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在选战尾声为科莫站台，强化其与民主党旧有权力核心的关联。工会领袖、区长等地方派系人物对科莫阵营的支持，使其竞选带有浓厚的“机器政治”色彩，诉求于选民对稳定与经验的信任。总体而言，科莫试图通过权威人士的背书营造“政坛老将卷土重来”的叙事，与马姆丹尼标榜的“政治素人变革”形成鲜明对比。

安德鲁·科莫（左）在担任纽约州州长之前，曾在比尔·克林顿总统麾下担任联邦住房部长。

 来源：《纽约时报》

由于资金和投放资源优势，科莫大打负面广告攻势，聚焦对手软肋猛攻，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是质疑对手的政策成本和可行性，渲染其免费公交、冻结租金等主张将带来财政失衡和治安隐患；二是抓住对手在外交事务上的言论（如对加沙冲突的表态），暗示其立场激进偏颇，试图在亲以色列选民中引发不安。

这些资金主要投向高密度的电视广告和邮寄宣传，在选民家中信箱和晚间新闻中反复出现，而马姆丹尼守正不出恶攻，主动应对争议。面对选战末期针对他外交立场的冲击波（尤其是其对巴以冲突的表态被政敌指称为“反以色列”甚至“反犹”），马姆丹尼选择主动厘清立场且保持口径一致。在公开辩论和媒体采访中，他多次明确表示“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零容忍”，强调自己批评以色列政府政策并不等同于敌视犹太族群。

这这种直面质疑、澄清价值观的一致性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对手企图将其定位为极端分子的攻势。此外，马姆丹尼阵营并未投入资源进行人身攻击式负面竞选，而是专注于传播自身政纲亮点。这种“以正压负”的打法塑造了其诚恳正直的形象，吸引了一批厌倦传统政治抹黑战的选民。

纽约市此次初选折射出美国大城市政治中进步派崛起的诸多结构性动因。首先，沉重的成本压力推动基层选民左转。在新冠疫情余波和通胀影响下，纽约房租连创新高、地铁公交票价和育儿开支令工薪阶层不堪重负。民怨积累之下，选民渴望更激进的政策干预来降低生活成本。正如众议员AOC在祝贺马姆丹尼当选时所言，他对“可负担的、让工薪家庭过上体面生活的城市”的承诺激励了全城选民，即使亿万富豪和说客们砸下重金试图阻止，他仍赢得了胜利。经济不平等加剧提供了肥沃土壤，使得进步派倡导的租金管制、征富人税等政策日益主流化。

马姆丹尼获得了党内一众进步派议员和全美基层左翼社团的支持。

来源：Zohran for New York City

其次，代际动员能量被充分释放。经过2024年大选的挫败，美国年轻一代选民普遍对既有民主党温和派路线心生不满，转而寻求“革命性”变革。马姆丹尼本人就是千禧一代的代表，他善用社交媒体与年轻选民对话，提出的政策想象大胆而理想主义，正迎合了青年群体对系统性变革的期待。据报道，马姆丹尼成功地激发了“Z世代”选民的投票热情，大批首次投票的青年人在他的感召下走向票箱。这股代际力量成为进步派冲击传统阵营的生力军。

其三，网络众筹与跨区联动显著增强了进步运动的组织能力。依托互联网的募款和动员，进步派打破了过去政治金主地域垄断的壁垒。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DSA）为纽带的全国性进步网络，让纽约的左翼候选人得以从全美范围吸引资金和人力支援。例如，马姆丹尼的竞选捐款中有相当比例来自外州小额捐赠者，“积沙成塔”地为其提供持续弹药。同时，各地进步团体在社交平台为他声援背书，形成跨城市的流量引擎。这种去中心化的群众动员模式正在削弱传统政治中企业财阀和大金主的一统天下，重塑美国地方选举的权力来源结构。

排名选择投票制度的存在进一步放大了草根阵营的胜算。在传统“一轮定胜负”选举中，马姆丹尼首轮虽领先但不足半数，科莫仍有整合其他候选人支持的理论可能；然而RCV机制确保选民次选偏好得以体现。马姆丹尼与其他候选人事先形成的交叉背书联盟，使得进步票仓在轮转计票中实现了最大限度的互相转移。首轮投票结果公布后，马姆丹尼领先的姿态还产生了“自证预期”效应，增强了其支持者的信心并吸引此前观望的选民在随后几天的邮寄投票中把票投给这位胜利在望的候选人。

反观科莫，尽管在部分民调中一度领跑，但由于缺乏次选联盟，加之第一轮落后造成士气受挫，后续轮次几无翻盘机会。Ballotpedia的分析指出，在RCV选举中，首轮落后的候选人若未能争取到其他阵营选民的后备偏好，很难在后续计票中扭转劣势。因此，进步派通过预先结盟和争取二三志愿支持者的策略，与RCV的计票规则相结合，形成了对传统派的“双重夹击”：既在首轮票源上占优，又确保友军票不会浪费。这种新环境下，拒绝适应RCV游戏规则的候选人将处于明显下风。科莫阵营显然低估了选制的影响——其未能有效争取次选支持，最终在轮转计票尚未正式开始前就被淘汰出局，验证了RCV条件下竞选策略须随之调整的重要性。

随着进步派在纽约初选中坐大，民主党内部的“左-中”路线裂纹将更加明显。一方面，以马姆丹尼为代表的城市进步派获得权力重心后，极有可能推动更左倾的政策议程登上纽约市政舞台；这包括更严格的租金管制（如扩大租金冻结、控制租金涨幅）、公共交通福利化（推进地铁公交免费计划）以及社会福利扩张（普惠学前托幼、社区医疗等）。这些议题曾被认为超出主流，但眼下已成为广泛讨论的市政主线。

另一方面，中间派民主党人可能对进步派治市能力存疑，进而在市议会等层面与之角力。例如，纽约市议会的温和派议员和既有公务员体系可能担忧激进政策的财政可行性，进步派市长需要通过实际施政表现来弥合这种不信任。可以预见，民主党内部围绕城市治理的理念之争将在纽约上演，从而为全美其他城市提供经验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纽约的改革实验还可能促使全国民主党反思其竞选组织模式。在RCV制度日益推广、小额众筹成为趋势的背景下，传统政党可能被迫调整资金筹措和基层动员策略，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正如斯坦福大学学者观察到的，在近年来各地选举中，选民行为和选举机制的变化正驱动民主党探索更新战术。纽约进步派的成功无疑将加剧这种压力，促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各派系重新评估如何平衡金主资助与草根动员、如何在全国竞选中借鉴RCV联盟策略等议题。

展望今年11月的纽约市长普选，民主党初选胜出的马姆丹尼可能将迎来一场不同寻常的对决。目前他将面对两位独立候选人的挑战：其一是宣布以无党派身份参选连任的现任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其二是正在权衡以独立身份参选的科莫。此外，共和党提名人由前“守护天使”组织创始人柯蒂斯·斯利瓦（Curtis Sliwa）担纲，但鉴于纽约市民主党选民占优势的版图，共和党候选人胜算不大。

现任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将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11月的纽约市长选举以谋求连任。

 来源：美联社

最大的变数在于三方混战的格局：马姆丹尼将同时面对前任和现任两位重量级前民主党对手的夹击。这种情形在纽约历史上极为罕见。如果马姆丹尼能够延续初选势头，在普选中击败亚当斯和可能卷土重来的科莫，不仅意味着进步派彻底掌控纽约市政厅，还标志着全美第三大城市实现“左翼治城”的范例—继2023年芝加哥选出进步工会组织者布兰登·约翰逊（Brandon Johnson）、2021年波士顿选出35岁华裔左翼改革派吴弭（Michelle Wu）之后，纽约也将加入这一行列。这对自诩为温和派旗帜的现任市长亚当斯形成强烈反差。正如有评论指出的，亚当斯或将成为东北走廊中被一众左翼市长“包围”的孤例。

当然，马姆丹尼即使上任后能否有效治理是另一大看点。若他兑现竞选诺言，在控制房租、改善公共服务和维护治安上取得平衡成果，无疑将巩固进步派在大城市执政的正当性，向全国证明左翼政策在一线城市的可行性。相反，若其治理不善，被保守派抓住治安或财政问题把柄炒作，可能激发反弹情绪。在芝加哥、洛杉矶等地，进步市长都面临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的考验。纽约作为美国最大城市，其治理实验的成败影响深远。可以预期，全国关注城市政策的人士都将密切观望民主党新势力治下纽约的走向—这既是对进步派理念的一次检验，也是对民主党未来路线选择的一次启示。

2025年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逐渐尘埃落定，一场跨世代的权力交接已然在这座超级城市上演。从过程看，RCV选制和草根动员成为进步派制胜的利器；从策略看，“生活成本危机”议题击败了传统的治安牌，大规模志愿网络战胜了金钱攻势；从趋势看，民主党左翼在大都市的崛起已成气候，并可能改写未来美国城市治理的版图。对于关注中美政治和城市发展的观察者而言，这次选举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当社会经济压力逼近临界点，政治体系内部亦会孕育出调整和变革的力量。纽约的故事表明，坚定植根基层、勇于回应时代挑战的进步运动，正成为美国城市政治不可忽视的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