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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荣幸在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自己对顾维钧的一些研究心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这本书。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

二十多年前，199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写完的那本《顾维钧传》，当时出版的是24万字，现在这本书是47万字左右。之前那本是我对顾维钧做的最初的研究，后来虽然研究兴趣转到其他领域，但对顾维钧的研究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关注顾维钧的资料。2020年时，集中精力重新写了这本书。很高兴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顾维钧，字少川，是1888年出生的，1985年去世，差不多活了一百岁。他正在准备做虚岁百岁生日的时候，1985年11月14日去世。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外交所有主要事件。他参加了二十世纪上半期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和会，一次是巴黎和会，一次是旧金山会议。另外，他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也短暂地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担任过驻英、美、法三个主要的西方国家的大使和公使。可以说，二十世纪上半期，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外交大事。

顾维钧

唐德刚曾说，近代以来中国有“两个半外交家”，顾维钧就是那半个。唐德刚主要是从外交决策来衡量的。另外一位也是非常著名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ZZY先生，她的看法和唐德刚的有所不同。她认为：从顾维钧的外交表现来说，无论如何担当得起一个外交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两个人评判的角度不一样，唐德刚主要从外交决策权来衡量，ZZY先生主要从外交作为来进行评判。

上述唐德刚的说法传得很广。实际上，即使从外交决策权来衡量的话，顾维钧在北洋时期还是有相当的外交自主裁量权的，比如说1926年中国和比利时条约的废除，顾维钧当时是外交总长，同时兼国务总理，他还是有决策权来确定废约的。还有之前巴黎和会上的拒签，尽管他只是一个代表，但是到和会的最后时候，拒签的决定是在巴黎的代表们做出来的，所以他们也是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的。

就李鸿章和周恩来来讲，任何外交决策权都不在他们某一个人手中，对他们还是有所制约的。周恩来在外交上也有一句名言“外交无小事”。所有最重要的外交决策实际上也不是周恩来做的，而是毛泽东做的。比如说乒乓外交的决策权，周恩来当时不敢拍板，名古屋来的情报是交到毛手里，毛最后拍板的。周恩来在1973年和基辛格谈话中间有所谓的“越权”，还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尽管唐德刚讲得不完全准确，但实际上我们从唐德刚讲的“两个半”来看，这三个外交家对应的是近代以来的三个时段——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在民国期间，即使顾维钧就算是半个外交家，但他还是民国时候最重要的外交家，这点是无可争议的。所以，尽管唐德刚的讲法和资中筠先生的讲法有所差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认可顾维钧在民国时期外交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

顾维钧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个在民国外交史上、在中国史册上留下重要篇章的，同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作为中国人也赢得尊重和赞誉的一个外交家的？如果追溯的话，我想和他16岁以前在上海的生活以及在16岁以后的八年美国留学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就从他在上海的生活开始讲起。

顾维钧的父亲是顾溶，顾维钧的祖母（顾溶的母亲）是1892年去世的。顾维钧有姐姐、哥哥和妹妹。

了解他父亲顾溶的生平，对了解顾维钧的成长环境也是很重要的，但是顾维钧自己在回忆录里对顾溶的身世讲得比较模糊，导致后来关于顾溶的各种叙述都有不少差错。我自己在1999年出版的第一本《顾维钧传》中，对顾溶也讲得比较模糊。这几年因为有顾溶的墓志铭，有档案里的相关材料，以及顾家家族里留下来的照片和文字材料，我们可以把顾溶的身世考察得比较清楚。顾溶是通过在上海的宁波帮商人朱葆三提携，成为与盛宣怀以及上海的道台袁树勋这样的晚清重要官僚有着密切往来的一个亦官亦商的人。

顾维钧到哥伦比亚大学（简称“哥大”）读书以后，哥大的学历卡上留下他在上海的联系地址是福州路13号。如果对上海情况比较了解的话，从福州路13号，往东走几十步就是外滩了，然后往右一拐就是原来轮船招商局的大楼。福州路13号是朱葆三的慎裕洋行所在地，紧挨着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的边门连着慎裕洋行的正门。顾维钧到哥大读书的时候留下的联系地址还是慎裕洋行的地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顾溶和朱葆三、轮船招商局、盛宣怀之间的密切关系。

顾维钧自己在准备写回忆录的时候，记了相关笔记。他回忆录里没谈到，而在某个笔记手稿里谈到了在福州路13号，顾溶和许多当时上海的头面人物都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顾溶实际上是一个亦官亦商的，在晚清的上海也是社交网络非常广阔的人。顾维钧从小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中。顾维钧一生不忘自己是嘉定人，实际上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已经搬到上海城区了，最初在老城里，后来搬到租界中心，在南京路附近的浙江路。

顾维钧年轻时候，曾扶着一辆自行车拍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行车在租界也是一个奢侈品。扶着一辆自行车的顾维钧还留着晚清时中国男子都有的辫子，穿的是中式长袍，完全是晚清一般人的标准装束，但是他扶着一辆自行车，这很形象地反映了在传统社会生活的一个少年对新事物和新风尚的追求，把两者完全结合起来了。

骑自行车的顾维钧

早年时，他还曾借了西装穿着在照相馆照相。顾维钧自己的第一套西装，是到美国留学前才开始做的。在照相馆照相时，借了一套西装，穿的是白皮鞋，戴的是西式的洋帽，打了领结，等等。这表明了他是向往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

这张照片还留下了一个印记，就是宝记照相馆，宝记照相馆在晚清的上海也是非常有名，上海的富商和文人都到那里去拍照，是非常时髦的。通过顾维钧的早年照片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对一个十多岁少年的示范效应，以及他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一定程度的接受。

顾维钧小时候先在私塾读的书，所以他的传统文化底子也不错，他到晚年还可以随口诵读几十首唐诗。他后来进了教会学校，先是在中西书院，然后到圣约翰书院读书。这时候正好是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开始形成的时候，所以在租界中长大的顾维钧，在这样一个氛围下，对外国人在中国的租界享有的特权也有切身感受，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

他在中西书院读书，中西书院在虹口，他放学的时候，就坐黄包车，经过外白渡桥，然后从外滩回到家。一个周末，他坐着黄包车上外白渡桥，后面跟着一个英国人坐着马车，马车要赶到跑马场去看赛马，嫌黄包车太慢了挡了他的道，所以就用马鞭抽打那个黄包车夫催促他快一点。顾维钧就感到非常愤怒，他晚年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讲：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这么嚣张。当时，少年顾维钧就回过头来质问那个英国人：“Are you a gentleman？”他认为对英国人来说，“你是绅士吗”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斥责，他不会其他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晚年顾维钧都还记得这件事情。他后来自己讲道：这使他感到，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欺人太甚。所以，他幼小的心灵种下了要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志向。在租界和教会学校的氛围中，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同时进入少年顾维钧的心灵中间，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能够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和那种排外性的民族主义意识是不一样的。年少的顾维钧心灵中留下的很深的印记，成为他一生当中不会褪去的意识。他非常民族主义，但是同时他非常开放，包容外部世界。

顾维钧在1904年，16岁的时候，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留学。第一年是读预科，1905年到哥大读书。他读书的时候就表示，留学是为了以后投入国内的政治和外交，要做一个政治和外交家。所以，他到哥大读的就是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学习能力超强，按照现在的话说，是学霸。

我们可以从他在哥大的学历资料看到，他第一学期五门课，成绩是一个B、三个C，还有一个是D，但是到了第二个学期，八门课中一个A、四个B、三个C。他三年就念完了哥大本科四年的课程。到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他的成绩已经是四个A、三个B，还有一个F，为什么？因为他想和自己的班级同时毕业，但是当时他已经念完课程了，而念完课程合格就要毕业，他为了不马上毕业，就有一门课以后再考，暂时就没有通过，得了F。所以，他的学习能力是超强的。

在哥大，他一共读了七年，从1905年到1912年，从本科、硕士一直读到博士。这七年的留学生活，对顾维钧日后从事外交活动、成为一个闻名于世的外交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的常青藤学校，它的一流的师资使顾维钧获得了作为一个优秀外交官所需要具备的国际法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储备，以及各种各样的知识储备，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就是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的约翰·穆尔（John Moore），同时也是国际法的权威，编过两大册的国际法的指南。这位老师也知道顾维钧的志向，按照一个外交官的要求来培养顾维钧。

顾维钧的老师中，给他上美国宪法课的是后来做袁世凯顾问的古德诺，大家如果对近代中国史比较了解的话，会知道这个名字。给他上美国史的是当时刚刚进入哥大做老师的，按照现在的话就是“青椒”，叫比尔德，后来是非常有名的美国史的大家，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大家可以看到，哥大的师资是非常强大的。

顾维钧不仅是课程成绩好，是个学霸，同时他课外活动还非常活跃，显示出非常惊人的能力。他参加哥大校报的工作，后来担任过哥大校报《旁观者报》的主编，是美国学校校刊中第一个担任主编的中国人。他还在学校里参加过辩论赛，代表哥大去参加和常青藤的另外一个学校康奈尔大学的辩论，而且获得了优胜，引起了轰动，因为虽然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但是他在辩论中能够力压对方。

另外，他还参加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留学生学会，他最初是东部学会的负责人，之后，西部、东部、中部的学会合成中国留美学生会的时候，他也做过一任主席，包括担任过他自己办的刊物《中国留美学生月刊》的主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活动能力非常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哥大这所常青藤名校中，他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校园中的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能干的人，不仅是学习上，而且在课外活动上也都是这样。实际上，这给了他超强的自信心。他进入外交界时年纪非常轻，二十多岁，就毫无顾虑地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勇于付诸实施了，这和他在哥大这段时间的学习是相关的。

在哥大的时候，顾维钧主要用英文写作，《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也是英文刊物，但是这期间他有一篇用中文发表的文章。1911年他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在《留美学生年报》上（中文刊物，主要是向国内发行的）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外交私议》，表达他对中国外交的看法。这时候他已经在写博士论文了，实际上对中国的外交已经有些想法。他主要是评论中国晚清外交，认为晚清外交之所以糟糕，有三个原因：其一，没有法理思想，大家不知道法律（国际法），搞外交的不知道国际法。而近代西方基本上都以国际法作为外交共同遵循的准则。其二，国内没有一个统系的办法，上面的总理衙门，以及1901年以后的外务部等，与封疆大吏之间，大家都不一样，封疆大吏以下各级主意又不同，所以没有一个统系的办法。其三，最主要的是，没有有胆色的外交家，所以很多事情或者拖延，或者推托。因此，外交办不好。

他讲到外交，说要有好的外交。那么，怎么样才算好的外交呢？他认为，首先要有法学知识，是高等之学士，足智足勇、处事果断。“智”就是要有国际法的法律知识，他当时学的就是国际法。同时要有“勇”。一般认为只要有“智”，外交就是“智”，哪里来的“勇”？他认为也要有“勇”，要有坚强的决心。他讲道：当今世界有强权而无公理（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外交还是盛行丛林法则，大家都是按照实力来讲话），但是国际交涉的时候，如果能够以公理争强权，强权也不能一手遮天而抹杀公理。从这一点来看，我感到顾维钧确实是有非常深远的眼光，对整个二十世纪国际秩序的变化看得非常准，也预示了国际法的学习对他以后处理外交所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影响。

顾维钧写博士论文没有按照计划写完，他原来是准备要写九章，但是到1912年年初，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唐绍仪向袁世凯推荐说有这么一个留学生在美国，非常有才干，可以召他回来做总统的英文秘书。使馆马上就联系到在哥大学习的顾维钧。我认为顾维钧当时还未完成论文，不能回国。然后，顾维钧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的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就说：“你学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国服务，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放在你面前，你为什么不去？”顾维钧说：“我的论文还没写完，只写了一部分。”约翰·穆尔就说：“你马上把你已经写出的部分拿过来。”一看，穆尔就说：“你写的导论就可以单独成为博士论文，马上就可以答辩。”这样的话，在3月份短短一个月之内，就答辩完，4月份顾维钧就启程回国。回国后，顾维钧开始做袁世凯总统的英文秘书，同时担任外交部的秘书，开启了他的外交生涯。也就是说，民国政府刚刚成立，顾维钧就进入外交部。

顾维钧进入外交界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正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当时首任外交总长陆徵祥说过，办政治尤其是办外交不能用外行。所以，民国外交部成立以后，把很多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实际上当时的训练也就是达到能懂外文，还比较简单）都辞退出去，给很多留学生提供了机会。于是，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顾维钧，只有24岁，就进入了外交部。

年轻时的顾维钧

顾维钧27岁时，即回国三年以后，就被袁世凯派回美国做驻美国的公使。当时中国和外国之间还没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公使是最高的外交代表。顾维钧27岁就担任中国驻美公使，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几乎不可能有来者的记录。他31岁时，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发言。回国不久以后，1922年，34岁的顾维钧担任外交总长。

我认为，这是一个转型时代为年轻人提供的机遇，只有转型时代才有这样的机遇。如果是在按部就班的时代的话，博士毕业后进外交部，从三秘、二秘到一秘，一级一级地升，不足40岁很难做到大使。一个转型时期能给年轻人提供机会，但是年轻人面对这样的机会，能抓不抓不得住，还要看自己个人的才干。唐德刚谈到顾维钧的时候也讲过，“遇不遇，时也；才不才，人也”（遇不遇到机会，这是时代的情况，但是有没有才华，就要看你自己了）。最显著的事情就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当时日本提出要全盘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会要让中国发言，给中国的准备时间只有一天。1月27日通知中国代表团，28日就要去发言。当时中国代表中，首席代表是陆徵祥，排第二位的是王正廷，顾维钧是排到第三位。实际上如果其他人做好准备了，轮不到顾维钧——他在五个代表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但是，其他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说不行，他们没有准备，他们早前不知道因为山东问题要去发言。但是顾维钧早就有准备，他很早就关注山东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顾维钧就挺身而出说“我来发言”。这也是机会给一个做好准备的年轻人，这个机会为他个人赢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胜利，同时也为国家争了公理。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可以说是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首秀，面对的是列强的巨头——当时是在巴黎和会的“十人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参加的都是大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王正廷去了，但是不发言，发言的是顾维钧。与会的有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包括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这样的世界一流政治家。

实际上，在做这个发言的时候，尽管顾维钧在哥大学习期间经历了很多演讲，但现在毕竟面对的都是世界巨头，最初他的声音有点颤抖；不过，一旦讲开以后，他完全脱开稿子讲了，讲道：“我代表人类四分之一，代表四亿中国人讲话，深感责任重大。”他作为非常有经验的演讲者，在发言开头也不失风度地提到“非常感谢日本将德国的势力清除出山东，所以我们要感谢”。但是他马上说，“如果以出卖同胞的天生的权利与山东的主权来表示感谢，那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的失职的行为”。

他整个发言时间不长，半个小时，用语也不是很华丽，非常地平实，有理有据，也不是声嘶力竭的发言，完全按照事情本身的逻辑和法理来辩论。所以，在他发言结束以后，法国的总理克里孟梭就评论说：顾维钧对付日本就好像是猫戏老鼠，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顾维钧的发言是中国代表第一次震动国际外交舞台的成功演讲。为什么这么成功呢？可以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来讲。发言当天，我们说是顾维钧31岁的时候在和会上发言，实际上离他31岁生日还差一天，第二天才是他31岁生日，因为他是1888年1月29日出生，而发言那一天是1月28日。和会只给他一天时间来做发言的准备，但是可以说，实际上他在哥大学习的时候已经开始做准备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发言中整个法理推论的技术和他在哥大硕士论文的风格、博士论文的辩驳理论都是一致的，而且他的老师穆尔给他的帮助也非常关键——在和会之前，穆尔为中国代表团准备了一个中国租借地备忘录，里面提到了因为战争，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的状况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而且，中国给德国的租借地，主权还是中国的。这样的观点在顾维钧的发言中都有体现。另外，其他中国代表没有做好准备，不敢挺身而出，顾维钧挺身而出了，他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

从时间上来说，顾维钧的发言正好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发展的关键时刻。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潮流，改变不平等的中外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顾维钧的发言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率先发出中国的声音，所以占了天时。另外，开会的地方也是占了地利之便：“十人会议”开会的地方是在塞纳河畔的法国外交部的大楼，是欧洲外交的中心，当时是几大巨头都到场了，包括威尔逊、克里孟梭，顾维钧引起了他们关注，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媒体。所以，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顾维钧这次里程碑式的演讲。

巴黎和会以后，还有华盛顿会议。两个会议都使得顾维钧不但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也得到国内各界广泛认可。1922年华盛顿会议结束，顾维钧回到国内，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请他到北大做演讲，而且蔡元培亲自为他在北大的校报上写广告，称他是“青年外交大家”“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颇为称赞他。

顾维钧当时感到他的一生要投入外交了，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一下子崭露头角，所以，接下来他还是要继续为中国国家主权发声，以公理来争强权。

顾维钧的外交专业能力很好的表现就是他对中国的国力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顾维钧从事外交的绝大部分实践中，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弱国，他也是以弱国来定位中国的国力，并且采取相应的策略。弱国如何从事外交呢？顾维钧在一次公共演讲中讲道：国人对弱国外交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弱国无外交，一种认为正因为国家弱，所以才更需要外交。他认为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也都不全然正确。无论强弱，都有外交，但是方法不一样。强国有强国的外交，弱国有弱国的外交。弱国的外交更为关键。他认为，强国外交稍有闪失无所谓，可以用其他办法补救；弱国外交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即使获得了结果，如果松懈的话，就不能很好地利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对外主张是渐进而不是激进的方式，通过妥协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他讲道：对弱国外交来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话是不行的。这句话作为个人的立身准则是可以的，但是在外交上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你指望外交要百分之百成功；而如果你百分之百成功，对方就是百分之百的失败，就是一无所获，对方不会接受这样，双方就无法达成协议。他认为，外交就是讲妥协，如果你在和人家的外交谈判中得到60%或者70%的成果，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大胜。他认为，在谈判过程中，当你达到50%，接近51%、52%的时候，对方只有48%、49%，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占据上风了，你不要失去你已经获得的那一点。如果到了70%要特别小心，因为这实际上表明你外交上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这是顾维钧对弱国外交的心得，他也是这样来处理的。

但是，同时代的外交官，在各种各样因素影响下，很大因素是在国内民众压力之下或者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压力之下，并不是这样做的。所以，顾维钧也讲过：中国外交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乱要价，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顾维钧自己是该强硬的时候就强硬，并不是说妥协的话就是一味求软，比如巴黎和会上就是强硬；但是，该“瓦全”的时候，该身段柔软的时候，他就身段柔软。比如说，1942年年底《中英新约》谈判，当时牵涉到香港问题。蒋介石当时认为：如果英国不归还香港，废除治外法权、收回租界这些成果，我们都不要了，宁可不和英国签这些新条约了。顾维钧就说服蒋介石：我们已经获得的这些成果，我们先拿下，然后告诉英国人我们还等着，香港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解决，并不是我们放弃。后来，在顾维钧的劝说之下，蒋介石答应了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顾维钧有非常灵活的方式。

顾维钧知道弱国的外交比强国的外交更为困难，更不容易，但是他也感到，弱国的外交并不是完全没有施展空间，就看外交官怎么做。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心里有一个模范是塔列朗。塔列朗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外交家，他经历了好几届的法国政府，一直到拿破仑失败以后。他最主要的外交成果就是顾维钧所讲的，他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所取得的。当时整个法国战败，欧洲大国在维也纳召开拿破仑失败以后的和会。塔列朗作为法国的使节，周旋于战胜国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中间。最后，从所获来看，在外交上是非常成功的。所以，顾维钧感到弱国的外交也可以获得成功。他心里把塔列朗作为自己模范的榜样。维也纳会议是1815年，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是1919年，差一百来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唇枪舌战，我认为他有塔列朗的影子在。

法国天才外交家塔列朗

北洋时期，顾维钧卷入到国内政治。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他们的《努力周报》就嘲讽他，他们也看出来顾维钧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所以嘲讽他是中国的塔列朗，是“人用之才”：人人都可以用他，袁世凯可以用他，徐世昌也可以用他，什么人当道，什么人就可以用他；好人当道，他可以做些好事，坏人当道，他就做些坏事。这实际上是批评顾维钧，认为他没有自己的立场。后面我们会讲到顾维钧和国内政治的关系。

尽管身处弱国，作为一个弱国外交家，他想仿效塔列朗，但是顾维钧投身外交的时候，内心深处确实有让中国以和强国同等的身份跻身于大国之林的愿望，让中国能够平等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他的外交生涯中，这样的时段后来出现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年的时间，1944、1945年，可谓黄金时期，他可以把他的理想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因为中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盟国（主要是美国）把中国尊为四强之一，并列为“美英苏中”。当美国发起要成立战后国际组织的时候，邀请中国一起参与。1944年8月到10月初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召开相关会议，蒋介石让顾维钧去参加这次会议。顾维钧向蒋介石提的建议是，要确保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在新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和美、英、苏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这时候，尽管中国已经作为四强了，实际上在四强中和其他三强的地位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苏联和英国是看不起中国的，美国是竭力要把中国推进四强。顾维钧灵活地应对，使中国确立了四强之一的地位。所以，敦巴顿会议以后，确定四大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1945年4月到6月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中国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大国的地位已经确定无忧了，然后，中国就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顾维钧在旧金山会议上，将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些主张都向大会提出了，表现了他对公理的追求。比如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的分布上，英国当时提出，按照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来决定非常任理事国。这样的话，英联邦国家将占先机，英国就会在安理会中占主导地位。顾维钧就说，按照缔约的原则，每个大洲都要有代表，包括亚洲、非洲、南美洲。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中国代表弱国来发言。最后，顾维钧提的这个原则被采纳了。

另外，在联合国宪章制定的时候，有一个“托管地”问题，即：原来的殖民国家被打败以后，包括德国、日本，它们的殖民地以后怎么办？暂时就由联合国来托管。在托管问题上，美国和英国都有自己的主张。美国感到这和它在太平洋的托管地位或者战略地位相关，所以美国有自己的主张。英国当时有很多的殖民地，希望原有殖民国之间有更密切的联系。但是，顾维钧觉得，制定宪章的时候应当在宪章中写上：托管地最后的前途是要确保它们的自治和走向独立。美国和英国最初都反对，但是顾维钧坚持，最后他的提法写进了《联合国宪章》有关托管地的章节中。

可以看到，顾维钧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对战后国际秩序所做出的贡献。顾维钧在投身中国外交的时候，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在世界大家庭里面，为中国赢得应有的地位，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说，这次在旧金山会议上顾维钧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最后中国作为和美、英、苏、法并列的发起国，领衔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因为在几大国里，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按字母排序排在第一位，所以中国是第一个签字的。在签字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宋子文已经离开旧金山了，所以顾维钧作为顶替宋子文的中国首席代表，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

上述是顾维钧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对整个战后秩序所做出的贡献。作为一个弱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国际舞台上做得非常棒。

顾维钧对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外交另外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在外交战略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国初年，顾维钧参与外交，还在袁世凯身边做秘书的时候，就碰到了中日“二十一条”的交涉。我们知道，日本强制中国签订了中日“二十一条”。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顾维钧认为：要制约日本，就应该联合美国。这一判断是基于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华野心和远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判断。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一个国家，同时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所以，在顾维钧看来，“远交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他主张要联美来制日。这是1917年时他的观点。当时他有一段话讲几个列强，说：英国对西藏有野心，俄罗斯对蒙古有野心，日本当时对东北有野心，葡萄牙有一个澳门问题；我们要和这些国家交往的话，都有这些问题，但是美国对中国没有阴谋，所以可以“赖美为助”。1918年时，他讲道：欧战发生，整个远东的均势被破坏，英国、法国无暇东顾了，都关注欧洲战场，只有美国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他强烈主张要联美制日。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的外交中，也是主张以夷制夷，但是联合的对象不是固定的，是随机应变的。比如，晚清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李鸿章考虑过要联美制日。甲午战争以后，他又考虑过联俄罗斯来制约日本。所以，以夷制夷联合的对象都不是固定的。而顾维钧提出的，重点放在对美外交、联美制日，是一个战略性的考虑，把美国作为中国可依靠的对象来制约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另外，联美制日的外交战略，也可以看成是和顾维钧在美国留学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美国的认同有密切关系，包括他对美国的亲和感在外交事务上的反映。在他看来，美国和其他列强是不同的，因为美国在中国没有占领土地，对中国没有阴谋，所以本质上它和其他列强是不一样的。这是他对美外交的认知基础。在民国时期，有许多像他一样的留美学生，比如和他同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宋子文、胡适等，都有类似的看法。这些人被称为民国外交的“亲美派”。说是“亲美”，但他们还是有一个限度。比如，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就非常警觉美国的“一中一台”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顾维钧对民国外交战略上的持久影响。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交官不仅要面对国际问题，也要面对国内纷乱的内政，这是每一个外交官无法回避的问题。顾维钧的外交生涯经历了从袁世凯到皖系、直系、奉系，一直到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他的经历，在那一代外交官中是绝无仅有的。和他同时代的外交家，比如王正廷、颜惠庆、施肇基和王宠惠，上世纪30年代后期都已经开始退出外交舞台，他还是在外交领域活跃。

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政府，顾维钧有一段时期很深地卷入到国内政坛中。之所以卷入政坛，当然也有外交上的原因。他在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922年2月）上谈到我们要恢复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列强都表示同情，但是都认为：现在中国太乱，南北没有统一（南方还有广州政府），这时候说关税自主、收回领事裁判权，为时尚早。顾维钧后来说，当列强以这些话来回答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惭愧。所以，顾维钧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话，外交上也更有实力和列强周旋。因为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表现，国内民众对他们是有希望的，希望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能够把他们在外交上的智慧和才干用到国内政治，使得国内政治能有一个好的局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顾维钧和一些留美人士进入了北京政府。因为他们多人都是有过外交背景，所以当时被人们称为所谓的“外交系”势力。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确实有按照西方模式来推进国内政治的愿望。实际上，在军阀操控的派系政治中，他们是被动的角色，他们自己的意愿无法实现。

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讲道：我们不参与他们之间的倾轧，超脱于各派系斗争之上，也就表明我们是超然的，各个军事集团像直系、奉系、皖系等，能利用我们这些文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没有卷入政治斗争，没有参加旨在统治国家的军事斗争。但是，顾维钧的这番表白，并不是他参加北京政府当时的想法，而是在激烈派系斗争失败以后表示的对派系斗争的厌恶，这是他在卷入政治不算成功的一种经历以后的想法。而且，当时人们并不把顾维钧认为是超脱于派系斗争之上的。我们如果看当时的报纸，有很多的分歧，尤其是胡适那样的自由派，对顾维钧卷入政治持批评态度。有的报纸甚至说“卿本佳人，奈何堕尘”。正因为他卷入得非常深，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民政府打败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垮台的时候，国民党通缉所谓“安福余孽”，顾维钧也是在名单上。这一经历让顾维钧了解了政治的险恶，也对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又卷入国内政治，在国内战争中站到了国民政府这一边，为国民党争取美援。他1946年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做大使，主要原因就是蒋介石认为顾维钧在美国有广泛的人脉，有很高的声望，由他来争取美援是最合适。顾维钧这时候也看到国民党的失败，而且认为国民党失败有它自己的原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站在国民党这边，主要是由于他对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党是一个受苏联影响的政党，他对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站在国民党那边。

他也认为，像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还是要由新生力量来更新，这样的话才能更好地争取美国的援助。所以，在1949年的年中，大概五六月份，顾维钧在美国极力鼓动胡适接受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一职，并且认为这是为接下来组成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主的新内阁的第一步——最好是胡适来领衔，组成一个以留美学生为主的“自由主义者”新内阁来取代腐败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这样的话，美国就会给更多的援助，就可以“挽救”中国国内这样的派别。

从政治理念来说，顾维钧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他推动新内阁的内在动因。但是，在新内阁的几个关键角色中，顾维钧、胡适、蒋廷黻都在美国，其中蒋廷黻是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胡适当时正好在美国，以学者身份在访问。这几个人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都信奉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胡适有心推动政治进步，推动自由主义，但是他始终不愿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直接介入政治，所以他不愿意出任外交部长。蒋廷黻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热心于投身政治，决心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推进自由主义的政治。顾维钧和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因为他是外交官，从事外交多年，所以处世行事上更具现实性，更懂得随机应变，在理念上不像胡适和蒋廷黻那样执着。“新内阁”计划在推动的时候，顾维钧非常激进，但是因为蒋介石始终抱着权力不放，“新内阁”计划无法推行下去；当“新内阁”无法实行，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顾维钧没有太大困难又回到原先的立场上，认为蒋介石在中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于是他继续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地办外交。而胡适、蒋廷黻和顾维钧不完全一样。

晚年顾维钧在出版回忆录的时候自己讲过：当办理重要对外交涉的时候，影响你考虑的首先应该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政治，更不能考虑自己在政治上的得失，不能牺牲民族利益，不能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失；如果一个外交家有自己政治上的考虑，他的外交就比较危险。实际上，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最后阶段的对美外交，看起来是和他自己所批评的那些为党派与政治利益考虑的外交非常接近——他是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支持国民政府。

也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的时候，顾维钧是名单中唯一的驻外大使。在这份名单中，一共43个战犯，蒋介石当然是第一位的，顾维钧列在第22位，正好是中间位置，甚至排在宋美龄前面。由此可知，他当时在中共眼中也是一个一心为蒋介石政府效力的人。这样，顾维钧成为罕见的既被国民政府攻击过又被共产党攻击过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是1928年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北洋余孽”，到上世纪30年代北洋人物大都退出政治了，而他加入了国民政府，并且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后来又被共产党通缉。他是在近代中国史上罕有的被国共两党都通缉过的人物。

尽管有卷入内政的经历，但本质上顾维钧还是一个外交家，他将外交看成一项由外交官从事的十分专业的工作，所以他非常反对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兴起以后出现的“国民外交”——民众卷入到群众运动中，对外交施加压力、施加影响。他讲过：在中国的话，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外交”成为非常时髦的事物，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游行或者组成代表团，对中国代表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后果。这是因为，专业外交官办外交，如果有70%的成功，就可以收手，但是“国民外交”往往追求百分之百的成功，从而对在第一线处理外交的外交官往往形成很大的压力。比如，在华盛顿会议的时候，顾维钧代表中国，和日本交涉怎么收回山东的问题，包括收回胶济半岛权益，他在交涉中间肯定也要有一些退让，但是当时中国的民众组织了国民代表，也到了华盛顿，在会外给中国外交代表施加很大的压力。这些“国民外交”者认为中国外交官做了太多让步。这也给顾维钧处理外交带来很大压力。所以，顾维钧对“国民外交”还是有很多非议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官，顾维钧在可以利用国民外交的声势来对谈判对方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时机。比如，1926年中国要废除《中比条约》，他跟对方交涉的时候就说：因为现在中国的民众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我们政府也要顺应民众的要求……他这样讲，就给对方施加压力。

因为强调专业性，顾维钧最看重外交官的专业素质。在北洋时期，由外交官从事外交职业，可以排除外交界以外的干扰，比如，在直系曹锟当权的时候，曹锟就说：“外交我不懂，就交给少川办”。顾维钧处置外交的时候，直系中间有一些官员还有不满，这些官员对外交总长的安排等，都会发表不同的意见，他们都被曹锟给制止了。曹锟说：“你们懂不懂？你们都不懂，因为我们都不懂外交，所以我把这件事情交给少川办，你们不要来多嘴。”

在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还是获得了很大的自主处置的空间。国民党是以党治国、以党领国的，顾维钧对这点看得也非常清楚。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请顾维钧做外交部长的时候，当时由宋子文来做说客，他对宋子文讲：自己知道做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做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他提的一个要求就是：“最终决策可以由国民党来做，但是做出决策以后要马上告诉我，要让我知道，不能我在前面处理外交的时候都不知道。”可以看出，他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特点是有认识的。

在国民政府期间，国民党把不少党内人员安排进外交部，顾维钧对此是有批评的，认为这些人缺乏外交经验，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也不适合外交官的生活。

哪些人适合做外交官呢？顾维钧提出，外交官必须具备四种素质。首先是相当的基础知识，顾维钧特别强调的就是国际法的知识；要从事外交，还要了解驻在国的历史文化等。第二，他强调要精通一门或更多的外语。顾维钧英语是很地道的，他在哥大读书的时候都可以参加辩论。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二战期间，他1941-1946年是在英国做中华民国驻英国的大使，期间他和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经常交往。有一次为了处理中英两国的问题，顾维钧和丘吉尔有过对谈，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其他人在场，谈得很好，谈完以后，丘吉尔就说：“今天我们谈完以后，我很忙，你把我们所谈的写一个纪要，马上交给我。”顾维钧说：“马上交给你的话，我做不到；我明天交给你。”丘吉尔说可以。回去以后，顾维钧就动笔了，撰写好了一个备忘录以后，第二天就去交给了丘吉尔。丘吉尔一看，非常称赞，说：这个备忘录把所有要点都写上了，而且语言非常精炼，非常准确。我们知道丘吉尔自己是一个英语语言大师，他自己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品，写了六大卷的二战回忆录，他的用词量在英语国家中算很多的。顾维钧能够得到丘吉尔的称赞，由此可见顾维钧的英语水平。顾维钧还会讲法语，他在1932年到1941年十年，做中国驻法公使（大使）。他在哥大的时候修过法语，做了驻法使节以后，他的口头表达能力有很大的提升，所以他法语也很好。他认为，作为外交官有必要能够直接和对方用他们的语言来交往。第三，外交官应具有实际谈判的经验。谈判需要掌握适当的经验，要判断某个事项到多少就要止步，或者还是要进一步向前推进，等等。第四，他还讲到，外交官要有国际会议的经验。这里的国际会议经验就是指像巴黎和会、旧金山会议这样多国在一起讨论重大问题的经验，因为这种会议经常会发生突发事件，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一下子束手无策。比如说巴黎和会的话，突然之间日本提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马上要到会上发言，这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你怎么应对？如果像其他的中国代表那样没办法应对，就糟糕了。因此，顾维钧就感到要有这样的经验。再如，旧金山会议上，有关托管地怎么处置这样的问题，因美苏之间形成了对立，你如何来做？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在这样的大会上，你是束手无策的。

顾维钧特别强调外交官要有上述经验，然后才能从事外交工作。

除了专业素质之外，他还强调外交官要有从事外交的气质。他说，他见过不少人有过良好的训练，也有过良好的教育，比如说有基础知识，也精通外语等，但是气质上不适合当外交官。这可以看成是顾维钧的夫子之道，也就是说他对自己是很自信的，甚至是自负的。所谓外交官的专业素质之外的这种气质，相貌也很重要。我们前面看到顾维钧的照片，一表人才，当然是先天使然。而且，他的整个讲话风格，是柔中带刚。我看过顾维钧外交场合的发言，几乎没有怒斥对方的讲话。这种柔中带刚的发言风格，我认为从他少年时候时开始养成。我们刚才讲过，他在外白渡桥上斥责鞭打黄包车夫的英国人的时候，说了“Are you a gentleman”这样一句话，这种风格在此时就开始形成。巴黎和会上，他针对日本代表的发言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例子，九一八事变以后，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确定日本是在东三省对中国有侵略行为。然后，报告就提交到国联上，大家围绕报告数字开始展开辩论。当时顾维钧辩论的日本对手是松冈洋右——从日本角度来说，松冈也是日本一个非常专业的外交官。大家在国联会议上针锋相对、正面交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松冈洋右当时就说：“（日本）为什么要打进东北？因为中国民众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就是排日，排日就是（对日本的）变相战争。”松冈这样为日本的侵略做辩护。顾维钧当时就回击道：“抵制日货是一种自卫行为，是中国民众自发的一种抗日形式。如果抵制日货就是变相战争，那么，中国欢迎日本来抵制中国货，而不欢迎日本以武力来侵占东三省。”顾维钧就用松冈的话来反驳松冈自己，但是这个反驳是在调侃，而不是怒斥。这样一讲的话，在国联讲台上，其他国家的代表哄堂大笑，松冈洋右就显得十分尴尬。

我们可以看到，顾维钧的外交官气质流露于他的一言一行之中，乃至溶入他的血液之中。再讲一个例子。我和顾菊珍有过很多次交往，也跟她聊过顾维钧，她跟我讲过，有一次他们在家里吃晚饭，在饭桌上饭吃得差不多了，顾菊珍就问顾维钧：“最近看到（别人写的）有关你的书里谈到你的私生活比较随便，一共有28个女人，Daddy，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她就是吃饭过程中聊天的时候问的这样一句话。顾菊珍说，顾维钧的回答使她非常惊讶。这就是女儿和老爸在聊天，但是顾维钧回答说：“只有28个吗？”他不否认，也不承认，而是说“只有28个吗？”这完全是外交官的条件反射。他没有怒斥说这是乱说或者什么的，而是笑咪咪地回答“只有28个吗？”顾菊珍说，她非常敬佩，这就是地道的外交官，在吃饭中，对完全没有准备的一个问题，条件反射式地，不是斥责也不是否认，而是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回答。

顾菊珍还讲，顾维钧的习惯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顾维钧口述的回忆录前面一部分是唐德刚翻译的，后面的是哥大其他人翻译的。唐德刚与顾维钧交往二十多年。唐德刚做过好几个重要人物包括胡适等的口述内容，他和胡适可以随便讲话，因为彼此都很熟，都是老乡。但是，唐德刚自己说，他和顾维钧的交往，都是必恭必敬。顾维钧开口就称唐德刚“唐博士”，所以唐德刚也称顾维钧“顾大使”。唐德刚有很多问题想问顾维钧，包括其私生活，但是当面对顾维钧时，唐德刚从来问不出这样的问题，不敢问。我们现在看，对比之下，唐德刚给张学良做的口述，几乎什么都可以问。而按照唐德刚的说法，顾维钧“一辈子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办外交”，“永远披上了一件鲜明的外交家的大礼服”。

一方面，顾维钧留下来的大多数照片都是西装革履的，因为他在外交场合永远是西装革履，永远是彬彬有礼的样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从他家属那儿看到了不同的照片。一张他穿中国传统上衣（唐装）的照片给我的印象很深，问他的家属，家属们也讲：在家里，他喜欢穿的还是中式的服装。那张照片里，尽管他外面穿中式服装，里面还是衬衣、领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中西融合的人。

他有一些线装书，包括《孟子》《明儒学案》等，一直随身带着它们走遍世界。而这些书外面包的是那些西式的封面。这也非常好地反映了顾维钧这个人，外表是西式的，但是内心是中国心。我听过许多他晚年留下的讲话录音，他随口就可以念出很多的诗文。

他去世前一年给家乡的嘉定博物馆手写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句，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根的眷恋。

我们如果总结的话，在外交舞台上，顾维钧有为中国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刻，像巴黎和会等，但也有不少委曲求全的苦涩记忆。顾维钧的那部回忆录是十三卷，600多万字，可以说是中文世界最长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结尾谈到外交生涯中遇到的各种不寻常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也许是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以后，一个要享有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合法地位并且在世界中发挥应有作用的新中国，在它孕育和诞生的过程中已经继承下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在民国时期，顾维钧所经历的外交艰辛以及他的成功，很多实际上是晚清时期继承下来的。我认为顾维钧这句话非常有历史意识，他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整个民国外交的缩影，他面临的困难和他所经历的失败，也是那个时代的映射。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可以说，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巴黎和会上的拒签和约，以及他在旧金山会议上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他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永远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