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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人口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17世纪至18世纪，人口学开始创立；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主要围绕马尔萨斯主义展开讨论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重点研究死亡率和生命表等人口学经典议题，彼时的精算学为人口学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方法技术；20世纪上半叶，研究重点转移到出生率、生育率，该时期提出很多人口学指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人口急剧增长和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推动人口学空前繁荣，发达国家开始关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低生育率等问题，并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从中国人口学的发展来看，20世纪50年代的“人手”与“人口”之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理论界的重要思想争鸣；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以“晚、稀、少”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项目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对于当时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认识；改革开放则开启了现代人口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和发展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对于生育转变、人口迁移流动、城镇化等人口和发展议题的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调整和完善更助推着人口学科的发展，对“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成为热门。21世纪以来，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学界的关注点逐渐从单纯地研究生育、迁移等转向对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机制、发展进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的综合性研究，研究议题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扩展，老龄社会应对所涉及的生命健康、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家庭功能等议题都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也对现代人口学的学科发展提出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

尽管中国正在面临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人口问题和挑战，但几十年来的种种人口发展现象和规律表明，中国的人口发展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转型和科技变革，一些传统的人口学概念、指标及工具等难以精准反映和解读当下中国人口发展态势，源自西方社会的相关人口理论也无法有效诠释中国的人口现象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分析和探讨中国社会的人口迁移流动、家庭转变、城镇化、老龄化等重要人口议题时都无法简单地套用传统人口学现成的理论和方法。比较遗憾的是，虽然这几十年间我们在开展中国人口研究时不断地察觉到传统人口学的局限，但却尚未突破传统人口学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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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广为人知的以60岁或65岁作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是联合国在1956年和1982年设定的，该标准的确定与当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养老金制度及退休制度密切相关。基于这个以生理年龄60岁或65岁作为进入老年的标志的界定标准，人口学构建了一系列有关人口结构的分析指标，我们常用的“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基础指标，并以此形成“老年负担系数”或“支持系数（Support Ratio）”，进而成为分析“人口红利”的关键性指标。这些指标最初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其后虽然有过一些调整，但基本的指标定义和研究范式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已经历巨大的人口、健康及疾病谱转变，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都得到显著改善，预期寿命明显延长，进入传统定义下的老年阶段后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能力大幅提升，各国的退休年龄也不断延后，老龄化呈现出多元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基于传统老年定义的诸多人口学指标和研究范式显然没能及时反映这些变化。

当分析一个社会中被抚养人口、抚养人口及负担系数的变化时，目前通常的做法仍是根据特定年龄划分抚养人口和被抚养人口，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只考虑了人作为劳动力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不同自然人主体所附带的人力资本属性及实质性的劳动参与情况，特别是没有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近几十年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快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下，特别是基于工业时代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人一旦进入老年阶段，就被认为是完全退出劳动就业市场，老年群体本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随之消失，老年人口成为社会的被抚养者，不再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价值。这与老年群体社会经济参与的现实不符，是对老年人口的年龄歧视，也从根本上夸大了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过度强调了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而忽视了深化体制改革的机遇和紧迫性。以老年人口数量和结构为主要依据、以老年人口完全退出社会经济活动为假设来描述和分析老年抚养负担，无疑会夸大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甚至会误导人们对老龄社会的认知和相应的应对策略，导致对老龄社会产生不必要的悲观和恐慌情绪。

中国的人口学界在起步阶段主要通过学习借鉴西方人口学学科体系、方法和指标来研究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的迅速转变，主要基于西方国家人口变化的过程和特征构建的传统人口学指标越来越难以有效解释中国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其中，在人口迁移流动研究和家庭研究中最能体现出人口学指标拿来主义的弊端和局限。

人口迁移是传统人口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各种迁移指标和迁移理论主要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提炼总结。我国近几十年的人口流动无论是从涉及的人口规模、流动的推动力和特征来看，还是从流动去向、流入地选择和流动距离来看，都与传统人口学所研究的人口迁移有很大的不同，以至于中国学者创造的“流动人口”这个概念在翻译时找不到对应的外文词汇。为适应我国特定的户籍管理制度，中国人口学家发展出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人户分离等概念，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融合、户籍制度的改革、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影响等成为过去几十年间我国人口学界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

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流动人口显然具有特殊性，流动的内在动因、流动的外部环境、流动的制度障碍、劳动力流动与人口流动的协同和分离等都与西方发达国家或拉美地区的人口迁移特征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国的流动人口时不能继续沿用国际人口迁移研究的固有思维，需要重新定义新时代的流动与迁移。此外，随着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流动人口的年龄和职业分化日趋明显，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来界定这些新流动群体，而非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二代”等名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类型及模式有相同之处但更多是差异，且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中国学者在依靠传统的人口普查数据、抽样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可以充分发挥大数据平台的资源优势，更加生动和深入地呈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全貌特征。比较遗憾的是，面对规模如此宏大又丰富多彩的人口迁移流动现象，虽然国内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汗牛充栋，但很少有能够对人口学学科发展做出突破性且为国际学界所认可的重大贡献的成果。

家庭也是人口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抚育后代、赡养老人、传承文化的基本社会单元。传统人口学主要基于欧美国家的家庭模式及其变迁，通常用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概念描述家庭的类型，用一代户、二代户等概念分析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并以主要反映家庭成员居住模式的家庭户的规模和结构作为研究家庭常用的指标。西方的家庭主要是一个个独立的家庭，中国的家庭则呈现出差序格局和网络化特征，每个人既是核心家庭的成员，也是某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此外，中国家庭对其成员的责任具有无限性，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如在抚养其成人后，还要助其结婚生子，以及承担隔代照料的重任。近几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家庭户统计结果显示，中国的单身户比例越来越高，在一些地区已经超过家庭总户数的四成，这一现象或由家庭成员因个体迁移而形成统计学定义下的家庭户分裂而致，或由一个家庭有多处居住房产而致，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单身未婚群体日益扩大，但这种统计数字上的增长显然超出了我们日常的认知。可以说，在当前人口学话语体系中，以家庭户为单位研究家庭存在很多弊端，无论以“家庭”还是“家庭户”为核心指标，都难以揭示中国家庭及其变迁的本质。人口学界迫切需要在继续沿用家庭户概念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开发能够真实反映家庭规模结构、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禀赋功能、家庭生命周期等的系列指标体系。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尝试，比如对家庭做“伦理—结构—功能”三位一体的立体性家庭制度分析，也有学者提出诸如家庭韧性、家庭承载力、家庭发展能力等概念。尽管近年来对家庭和家庭政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领域，政府和学界也一直在推进家庭政策的研究和设计，但由于缺乏明确和本土化的家庭理论、研究框架及指标，导致现行的家庭政策过度分散，家庭领域的政策演进遵循着“家庭主义”和“去家庭化”二者平衡的路线，不同政策间呈现出“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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