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明的核心特征在于以数字技术重构人类的生存方式、社会组织与价值体系。“数字游民”的全球兴起正是数字文明转型的鲜活注脚。所谓“数字游民”，是指那些利用互联网获取在线工作机会，借助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差异，轻松地在工作和旅行之间自由切换的人群。他们运用便携式计算技术和广泛的互联网接入，能在任何地点远程工作，并利用这种自由来探索世界。

从物理迁徙到数字栖居

“数字游民”借助互联网与移动数字通信设备，打破“在地化”工作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工作—旅行”的自由切换。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体现了数字文明对传统工作模式的颠覆，也彰显了数字技术赋能下个体自由与灵活性的极大提升。

在中国，“数字游民”的空间实践呈现出“线上社区—线下基地”的协同生态。线上平台如电鸭社区、Freelab自由客等形成了虚拟协作网络，线下则涌现出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等实体空间。这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不仅满足了数字游民对工作和生活的灵活性需求，还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社交和资源共享平台。

随着工作从“地理绑定”转向“数字领域”，物理空间的经济价值与文化意义获得了全新的阐释空间与探索可能。“数字游民”在云南大理、浙江安吉和丽水等地的聚集，实质上是对工业文明中“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消解，构建起数字文明特有的“流动栖居”模式。这种模式既非传统游牧的居无定所，也非定居社会的空间固化，而是在技术支撑下实现“弹性扎根”。

数字文明涌现的新创业模式

“超级个体”是数字游民的经济实践催生出的特有创业主体。这类群体突破传统职场路径，凭借个人技能与数字化网络构建“一人企业”，如自由开发者、独立设计师、内容创作者等。“超级个体”的崛起是对传统工作模式的颠覆与重构过程，他们借助数字媒介打破企业边界，通过平台经济、社群网络重塑商业关系，形成一种高效盈利的新型创业模式。

“超级个体”的崛起离不开数字技术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赋能。首先，他们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打破“在地”工作模式的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在线”链接和创新创业。其次，“超级个体”的成功创业有赖于对应用程序和技术工具的熟练使用。他们通过各种在线工具、业务平台和社交媒体完成工作任务。再次，“超级个体”也是数字技术和信息传播渠道的积极使用者。他们通过信息共享社区和各类热门社交媒体推广自己的个人品牌和相关产品，轻松触达客户和受众。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了“超级个体”的崛起。通过熟练运用大语言模型和应用程序，“超级个体”得以全面、迅速地掌握市场需求，掌握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方法，从而以精准的营销策略和创业计划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超级个体”的创业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商业运作方式，还推动了数字文明中价值创造逻辑的变革。在工业文明中价值创造以“规模效应”为核心，而在数字文明中“长尾效应”与“个人品牌”将成为新的价值增长点。

数字文明的社群形态转型

“新部落主义”是数字游民社区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型社群形态，基于数字技术与共同价值观联结而成，其特征包括连接方式的数字化、组织形态的扁平化和认同基础的价值化等。

“新部落主义”的社群形态体现了数字文明中“流动性”与“稳定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数字游民”的流动性使得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自由穿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另一方面，通过社群的连接，他们又能够在流动中找到归属感和稳定性。在“新部落主义”的社群中，成员们更加注重个人成长、生活质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等多元价值。这种多元价值标准的形成，不仅为“数字游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思维。（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