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一则来自五角大楼的指令震动了华盛顿的政策圈。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宣布，全面暂停国防部人员参与所有智库及研究机构的活动。这一决定的官方理由是，必须停止“为那些与本届政府价值观背道而驰的组织、论坛和活动提供信誉背书” 。然而，这项禁令远非一次孤立的、暂时的政策调整。它是一个强有力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号，标志着华盛顿政策生产生态系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构。本文认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智库寒冬”，是过去十年来某种趋势的必然结果，并巩固了一种新的政策生产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制度化的专业知识正被个人化的忠诚度所取代，而传统的军政商研“旋转门”政策影响路径，则被国防科技企业的“过程”设计路径所颠覆。

七月下旬，美国防部突然叫停官员参与任何智库研讨活动，引发华府战略圈震动。事件脉络显示出骤然降温的趋势：7月16日，五角大楼高层临时退出阿斯彭安全论坛，理由是该论坛宣扬“全球主义的邪恶”且有“蔑视美国”之嫌，与政府政策“不一致”；紧接着7月24日，国防部全面冻结出席智库会议，公开邮件要求“立即暂停”所有此类参与。

据布鲁金斯学会任职跟踪数据粗略统计，2025年上半年部长级官员平均仅出席约1.6场智库活动，而这一数字在2015年奥巴马政府同期高达6.3场，凸显“智库冷却”的断崖式程度。作为对比，过去国防部经常利用智库对话推动政策、阐释战略——历任防长如马蒂斯、埃斯珀、奥斯汀都曾借助香格里拉对话、里根国防论坛等场合发表演讲、会晤盟友。如今突然急刹车，使五角大楼多年来赖以交流政策理念的平台戛然而止。

这一急转背离了二战后美政军智库“三角关系”的传统轨迹。智库长期扮演政策智囊与旋转门角色，官员在政府与智库间流动司空见惯。正如美国智库研究学者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所称，作为行政、立法、司法和传媒之外的“第五权”（Fifth Estate）智库提供了前政府官员“继续参与政策辩论、分享从公务中获得见解”的平台，即著名的“旋转门”现象。这一现象塑造了华府铁三角：军政高层、专家智库和国防产业相互交流、影响决策。

然而，与冷战以来典型的“旋转门”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人事版图更多体现为由智库提供联络节点作用的“政策-人员网络”。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Brooke Rollins）曾长期担任德克萨斯公共政策基金会（TPPF）总裁，并在 2021 年创设“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AFPI），专门为特朗普政策议程提供研究及人事储备。

2022 年 7 月，特朗普在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主办的峰会上发表讲话 来源：AFPI

在新政府中，AFPI输出了多席重量级职务的人选。最具标志性的胜利当属情报系统：国家安全研究员、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获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法律实践中心前主席帕姆·邦迪则担任司法部长；在该智库主持工人与小企业政策的琳达·麦克马洪于获任教育部长。在外交方面，区域安全资深顾问基思·凯洛格则获任俄乌问题特使。

另一方面，在 24 名内阁级官员中，有 17 人被点名为与传统基金会“2025计划”有关的 “政策蓝图撰稿人、顾问或培训学员”。他们的原始职业背景横跨国会幕僚、州政府要员、商业高管与媒体评论员，并不符合经典“旋转门”中“学者—官僚”双向流动的模型。技术类事务官中仍可见个别“传统智库派”的身影，如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他先后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与胡佛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后来才被征召入白宫经济团队。

围绕着“2025计划”文件写作的组织，串联起来了特朗普内阁核心官员的权力网络 来源：传统基金会

传统基金会的角色更像一个编排-集结的“大节点”：它通过 2025计划把保守派律所、州级政策中心、国会委员会顾问与草根动员团体串成一张政策-人才供给网；智库自身更多是是“猎头平台”。因此，将这些官员简单视为“旋转门产物”会忽略一个关键事实——新生态下，智库的功能已从职业跳板转变为政治同盟内的协调枢纽：它们为“美国优先”议程提供议题框架、行政重组方案与候任名单，但并不必然承担传统学术型智库在行政与学界之间的“输送带”角色。

与特朗普任内大幅削减智库渠道、强调“忠诚筛选”形成鲜明对照，拜登政府的班底在卸任后迅速“回流”至传统智库与顾问公司，并在短短半年内就初步搭起一套平行于官方的“影子政策话语”体系。

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是这一现象的代表人物。他卸任 71 天后即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宣布为首任“基辛格实践教授”，同时挂靠贝尔福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负责讲授全球秩序与决策艺术课程。

此案绝非孤立，而是拜登团队有意识的聚合行为：2 月初，白宫中东事务协调员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离岗不到三周便以高级研究员身份入驻贝尔福中心，继续主持中东安全议题研究与学生研讨。此前一年离任的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卡伦·多恩弗里德（Karen Donfried）、国土安全部副部长约翰·田（John Tien）和卸任副国务卿后的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也以中心研究员身份活跃于外交的公共讨论；5 月中旬，前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塞丽娜·莱诺兹（Serena Lennox）也加入哈佛——她负责推动前期《全球技术联盟倡议》。

与此同时，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主任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Christopher B. Johnstone）在离开政府不到一年便被亚洲集团（TAG）高薪聘任，出任国防与国家安全业务主管，直接向跨国客户出售其在印太联盟运筹中的人脉与洞见；TAG 的董事长正是拜登政府前副国务卿、“印太沙皇”坎贝尔（Kurt M. Campbell），他卸任后接连在香港和新加坡代表美国战略界发声，维系对政府外交议程的间接影响。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对沙利文加入院系的欢迎海报 来源：Belfer Center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25 年 1 月至 7 月，已有至少六名内阁级或副部长级官员在离职后转入哈佛肯尼迪学院，另有三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管加盟亚洲集团等商业咨询平台——这一密集流向显示，民主党政策精英正以学术讲席、顾问合伙人等形式，把过去在贸易、印太安全及科技政策上的内部讨论外溢到半官方舞台，既保留对公共议程的议题设定权，也为 2028 年潜在的政治回归储备叙事与人脉，从而在智库-学界-商业咨询的三角交汇处构筑出一条与现任政府平行运作、但同样辐射全球的政策影响链。

然而，拜登系精英的紧密聚合，也让特朗普政府将整个华府智库生态视作潜在反对派的“影子政府”。民主党精英越是依靠智库堡垒维系影响力，特朗普团队就越将外部思想市场标签化为“全球主义威胁”，从而把传统智库彻底排除在核心政策回路之外。

与美国优先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形成对比，以哈德逊研究所为首的共和党智库开始与特朗普新政府渐行渐远。自2018 年起涌现的“新保守主义者”不断在官网文章中抨击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和对乌克兰援助的摇摆；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为何此刻绝不能在乌克兰问题上退缩》一文中直指白宫若继续按成本收益计算，将“坐视克里姆林宫重塑欧洲安全版图”，而中东问题学者多兰则在《帝王的掣肘》中批评特朗普把联盟当成讨价还价筹码，削弱美国长期威慑。这些言论与传统基金会“美国优先”叙事形成尖锐对比——《华盛顿邮报》在 2022 年指出，传统基金会正从里根时代的国际主义转向“MAGA”，成为特朗普主义在华府的制度化支点。

因此，意识形态上，防长赫格塞斯开始不分党派地将一些华府智库视作“危险对手”：五角大楼在声明中声称智库传播“全球主义的邪恶，蔑视我们伟大国家，仇恨美国总统”。赫格赛斯上任后大力倡导“战士精神”为唯一正统叙事框架，要求国防部聚焦“提升战斗杀伤力，重振战士精神，并在世界舞台上以实力求和平”，凡与此不符的平台一概摒弃。“美国优先”的价值标准被绝对化：凡被视为不够爱国、不够忠诚总统的人士或机构，皆被排除在官方交流渠道外。

围绕这一意识形态框定，政府运用了多种管制工具来重塑军政与智库的关系版图：一是通过财政手段削弱“不友好”智库。白宫直接砍掉或整顿联邦资助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在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下，威尔逊中心近130名员工于4月初被集体休假并很快遭解聘，仅保留法定的极少数岗位。中心主席被施压“自愿辞职”并由政府指定人选接替。这一系列动作实际等同于关闭这家创建于1968年的知名智库，对其联邦拨款部分釜底抽薪。而另一家国会拨款的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也面临类似的命运。

威尔逊中心坐落于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这里也是几个联邦机构的办公地点 来源：Wilson Center

第二是启动透明性审查。4月23日，总统签署《外国资金透明行政令》，要求对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境外资金往来全面披露并加强稽查。该命令明确指示教育部联合司法部等审计包括智库在内的“研究机构”资金来源，未如实申报者可能被视作违反《虚假申诉法》追责。这一举措意在给接受外国捐赠的智库套上“紧箍咒”，从财务透明度入手，倒逼其收紧与外国尤其是中东等国的联系，防范所谓“外部影响”。许多华府智库（包括保守派智库）都因此战战兢兢，忙于自查资金来源。

第三是启动官员参加智库活动的逐案审批。五角大楼公共事务办公室成了官员出席外部活动的“闸门人”。按照新规，所有军地官员参加会议的请求都须经公关、法务和政策团队逐项审查，提供发言提纲预审，最终由公共事务部门批准。实际操作中，通过率几近于零。正如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西恩·帕内尔所言，此举旨在确保“国防部不会借出自身名义和信誉去背书违背本届政府价值观的组织和论坛”，每一场活动都将经过“彻底审查”。换言之，智库邀约被一刀切地贴上“不可靠”标签，除非证明与政府议程完全一致，否则难以取得官员出席许可。

传统智库在国防议题上的失声，不只是预算被削或官员缺席论坛的直接后果，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五角大楼采办范式的根本转向。当国防重点从一次性交付的大型硬件转向需按周甚至按天迭代的软件体系，话语权随之从撰写战略报告的学者，转移到能把代码直接嵌入指挥链条的技术企业。

帕兰蒂尔与安杜里尔正扮演这种“嵌入式行为体”：它们不仅出售平台，还通过常驻工程师参与需求定义、规则制定和概念验证。由此产生两重效应：其一，学术研究、私营资本与国家安全之间原本清晰的分工被打散，软件公司同时扮演科研机构、系统集成商和实时顾问；其二，传统智库被排除在政策起点——问题界定与数据采集——之外，往往得等这些平台开放接口后才能介入讨论。换言之，新兴防务企业已不再是外部承包商，而是治理流程本身的节点，凭借“流程写权”而非“观点游说”重塑了国防决策的权力结构。

这两家公司被业内视作“硅谷版新军工”，但二者的出发点颇为不同：安杜里尔诞生于 2003 年，以数据整合与大规模分析软件起家，其核心产品有 Gotham（情报与作战数据平台）、Foundry（企业级数据操作系统）与 Apollo（自动化部署工具）。安杜里尔成立于 2017 年，定位“硬件带动软件”的防务科技开发商，围绕 Lattice OS 打造了 Sentry 塔楼、Altius 型自主无人机、Dive-LD 无人潜航器与 Ghost 侦察无人机等全栈产品，并通过自建试验场快速迭代。

美国国防科技企业帕兰蒂尔 来源：路透社

与传统承包商仍需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交付一型新系统的成本加成（cost-plus）模式相比，二者采取“先做出来再卖”（product-first）的打法：公司先用风险资本完成原型设计与实地测试，再把能够立即服役的现货能力（ready-made capability）推向军方。安杜里尔在官网写得极为直白——“我们先自掏腰包研发，然后把成型产品上架销售，点子几个月就能变成战场能力”。

帕兰蒂尔则凭借同一思路在 2025 年 7 月拿下陆军为期十年的企业级 AI 框架协议，潜在总额高达 100 亿美元，陆军在公告中强调，该协议的目的就是把软件采购节拍从“按年度预算”压缩到“随需即取”。这一“现货机制”让技术迭代真正以“月”而非“年”为单位完成验证与部署，彻底颠覆了冷战时代漫长研发周期和预算滚动条件下的传统采办节奏。

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快，关键在于两家公司把价值核心牢牢锁在软件。帕兰蒂尔的 Gotham 与 Foundry 被定位为“任务关键操作系统”（mission-critical OS），可为军队或企业构建覆盖全组织的数据孪生（digital twin）。这一术语指的是以实时数据驱动的虚拟复制体，它与对应的武器平台、作战系统或战场环境保持同步更新，既重现物理实体的结构与性能，又能在数字空间预测其未来状态、验证新战术并优化保障流程。

Foundry 本体（Foundry Ontology）是 Palantir Foundry 的核心。它把机构的语义信息、运行状态和动态过程整合为一体，使团队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决策的协同与自动化 来源：Palantir

这些企业能够在国防市场迅速占据制高点，核心在于“人员嵌入 + 平台常驻”的双重融合模式，远超传统厂商以交付和售后为主的合作范式。帕兰蒂尔的“前沿部署软件工程师”（FDSE）直接驻扎在部队与情报机构内部，现场调校 Gotham 或 Foundry 平台，解决最棘手的数据融合与决策支援难题——他们既是战术需求的“传感器”，也是将一线反馈快速回灌研发的加速器。耶鲁大学评论称，这是一种“伙伴关系而非外包”，是政府 IT 敏捷化的范本。

安杜里尔则以“任务工程师”“系统集成工程师”等岗位持安全许可进入受限空域，把 Lattice OS 深度接入“协同作战飞行器”（CCA）等高机密项目，使无人机、潜航器与地面传感器在同一三维指挥-控制画面中实时联动。

正因为软件平台日常嵌入指挥流程，两家公司能迅速迭代并对接新任务：国防部今年 5 月将帕兰蒂尔的 Maven 合同上限一次性追加 7.95 亿美元，以满足战场 AI 的“爆发式需求”；安杜里尔则在没有正式招标文件的情况下，直接拿下国防创新单位（DIU）自主潜航器项目，因为它早就把自家平台带到海试现场并完成演示。一旦部队对这些平台产生依赖，要换用别家产品就必须重建整套数据模型与操作习惯，切换成本远高于传统“供应商锁定”——这就是所谓“知识锁定”。

传统上，政策影响力是通过所谓的“旋转门”机制实现的。专家们在智库、政府或军队职位之间循环流动，将他们的思想、研究成果和人际网络带入政府，从而影响政策制定和联邦招标。这个过程是阶段性的、依赖于个体的。

而国防科技公司开创的新模式，是一种永久性的、实时的嵌入式存在。前沿部署软件工程师或任务工程师，并非临时顾问，而是客户作战环境中的一个常驻角色。他们的影响力不是通过撰写报告或进行简报来间接发挥，而是通过他们所管理和配置的软件平台，持续不断地、实时地作用于决策过程。这种影响是结构性的，而非个人性的。

传统智库通过进行基础性研究来界定问题的范畴，从而塑造政策议程。例如，它们会分析特定威胁的性质、评估不同政策选项的利弊。然而，新型国防科技公司正在直接参与甚至主导这一“问题定义”阶段，他们会主动识别问题并构建解决方案，而无需等待政府的指导。

通过提供定义和整合数据的平台，这些公司实际上正在成为“知识的守门人，不仅决定了什么是已知的，还决定了如何被知晓” 。它们通过其软件的架构和算法，影响着决策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影响着政策制定的认知基础。

从“旋转门”到“嵌入式存在”的转变，代表了一种权力运作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从影响政策（policy）转向影响流程（process）。这是一种更深刻、更持久的权力形式。一个智库专家通过撰写报告或向将军做简报来影响政策，其影响力取决于其论点的说服力和个人的人脉关系，决策者仍然可以自由地接受或拒绝其建议。

相比之下，一个像Gotham或Lattice这样的嵌入式技术平台，通过构建呈现给决策者的数据和选项来影响政策。平台的架构、算法和用户界面共同定义了所有可能选择的“战场空间”。平台的内在逻辑逐渐成为行动的默认逻辑。决策者若想偏离平台的建议，就需要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主动跳出他们用于指挥和控制的主要工具。通过控制决策的过程（即“如何”决策），这些公司获得了一种结构性的、持续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比传统政策顾问那种明确的、阶段性的影响力更隐蔽、更难以挑战。它们正在重塑决策者的认知环境。

五角大楼对智库的全面“脱钩”，不仅意味着一项行政禁令，而是宣告了冷战以来“军—智库—产业”铁三角的制度性终结。过去，专业知识与政策权力依赖“旋转门”流动：专家进入政府、再回到智库，靠报告和演讲塑造议程。今天，特朗普政府以内循环的人才池与意识形态审查取代了这种开放式交换；民主党精英则在哈佛—商业咨询复合体内重建平行话语链，进一步坐实了党派化分庭抗礼的格局。

与此同时，帕兰蒂尔与安杜里尔以软件平台和嵌入式工程师深度镶嵌指挥链条，把影响力从阶段性的“政策建议”升级为持续性的“流程预设”。一边是传统智库在预算抽水和审查闸门下被边缘化，另一边则是防务科技公司通过知识锁定重写采办节奏——两股力量的交汇，使学术权力与产业权力的界线被重新划定。简言之，华盛顿政策生态正在从“谁写白皮书、谁上圆桌”转向“谁掌控数据、谁定义接口”。当决策平台本身成为权力的承载体，未来的国防治理将更多由软件逻辑而非学术辩论塑形；在这种结构里，传统智库若不能嵌入流程、掌握数据，将难以重新夺回影响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