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促进商业航天工业竞争》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on Enabling Competition in the Commercial Space Industry），明确到2030年美国将通过建立竞争性发射市场，大幅提升商业航天发射频次和“新型航天活动”，增强美国在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并把将高效发射和回收能力直接与国家安全能力挂钩。

该行政令不仅试图重塑美国在全球太空经济竞争中的制度优势，更意在强化政府在推动新兴战略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而这一行政令背后，既有硅谷科技右翼的游说，也可见特朗普政府对技术驱动型增长路径的押注，其“技术加速主义”思潮与先前关于AI等高技术行业的治理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处。

《促进商业航天工业竞争》行政令用国家安全与经济振兴双重叙事为商业航天松绑。行政令前言与1–2节回顾了美国1969年阿波罗号登月的象征意义，为行政令奠定“让航天再次伟大”的类MAGA叙事。

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促进商业航天工业竞争》行政令。来源：美国白宫

为此，联邦政府将简化美国境内运营商的商业执照和许可证审批流程。其后行政令条款主要内容分三条主线推进：

一是发射与回收许可（第3节内容）：行政令责成美交通部在120天内对美国法典（U.S.C）第14篇、第450 Part（以下简称“Part 450”）中关于飞行器发射的限制规定进行调整或废除，重点豁免已配备飞行终止系统、自动安全系统和持有适航证的混合飞行器；同时授权交通部充分运用美国联邦法典第51篇（国家与商业太空项目）第50905条相关规定及“分类排除”机制，大幅压缩《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 Policy Act, NEPA）环境评估与行政审查时长。

二是撤销空间港基建的监管程序（第4节内容）：行政令要求美商务部、国防部、交通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180天内完成对于监管航天港基础设施发展程序的跨部门评估，统一并加速场址评审。同时限制州级监管机构借《1972海岸带管理法》（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等阻碍联邦项目推进的权力。

三是授权“新型空间活动”（第5节内容），这些活动涵盖从小行星采矿到太空制造等各种领域。行政令要求美商务部在150天内设计针对《外层空间条约》第6条当中立法灰色地带活动的“个案授权流程”，设置明确审批时限和统一申请标准以加快和简化授权流程，但此条不针对载人航天。

为保证执行，行政令第6节进一步在人事与机构层面“提权”，要求美交通部须增设1名商业航天创新顾问，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需任命专职副局长；商务部将空间商务办公室提升为部长直属部门，以加强商务部在制定美国航天政策的发言权。

上述人事变动对于长期主导美商业航天活动的NASA具有一定冲击。行政令多次提及NASA，但NASA主要扮演协调机构而非主导角色。NASA的传统任务与行政令相同，即简化审查流程并评估加快创新的途径，但并未被赋予任何新的权力。未来行政令在实践中或将更多的监管重心转移至交通部、太空商务办公室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等机构，而NASA正经历资产剥离和机构改革的趋势，未来NASA可能要面临大规模的预算削减。

因此，行政令一方面持续推进以商业主导的太空开发模式，另一方面也使商业航天领域新的权力中心正逐渐偏离NASA的控制。

在行政令签署仪式上，美国交通部长兼NASA代理局长肖恩·达菲（Sean Duffy）与特朗普握手。来源：彭博社

整体来看，行政令并未对美国商业航天行业提出新补贴或技术指标，而是用削减或跳过程序的方式，直接把发射和场址审批流程“做减法”：一方面压缩企业合规成本，另一方面将联邦权力集中于交通部或商务部体系，以抢占全球高频发射能力的时间窗口。通过松绑监管程序和给予涉安全情况例外特权，是特朗普政府在高技术产业领域一贯的治理路径。

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硅谷科技巨头为代表的“科技右翼”在当前共和党政治版图中迅速崛起，成为此前特朗普竞选最具分量的金主与政策合伙人。

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FEC）最新数据，马斯克在2024年美国大选周期对共和党及其附属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个人捐款累计约2.77亿美元，位列选期内所有个人捐献之首。此外，选举委员会数据显示马斯克在 2025 年初追加的尾款令这一数字突破2.88亿美元。学界与媒体将科技右翼这种高额投入与其强调“小政府、快创新”的政治主张相结合，称之为硅谷内部日益保守化的技术资本派。

除了竞选资金支持，科技右翼还通过系统游说将自身诉求植入政府议程。根据参议院公开的美国《说客披露法》报告，SpaceX在2023-2024财年以“改革Part 450、放宽NEPA环境评估”为核心议题分别提交多份游说提案，估算其季度支出在30至40万美元区间。美国国会研究处（CRS）2025年6月发布的《商业发射与回收监管报告》同样引用了SpaceX高管在听证会上对旧条款“阻碍二次利用火箭”的证词，印证了SpaceX将Part 450视为业务发展主要瓶颈。

在SpaceX的游说和马斯克的个人运作下，特朗普团队开始有意进行系统性反馈。2025年1月，特朗普提名的交通部部长达菲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上任后将审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于SpaceX的“不当罚款”——此前航管局以“违反许可要求”为名对SpaceX的两次火箭发射处以60多万美元的罚款，随后马斯克表示要以“监管过度”为名起诉航管局。美媒普遍认为达菲拟对航管局进行反攻是特朗普给予马斯克的政治回报。同月，路透社也报道称在SpaceX游说下特朗普计划废除白宫国家空间委员会，SpaceX政府事务顾问马特·邓恩（Mat Dunn）曾直言该委员会的存在是“浪费时间” 。

出席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典礼的硅谷巨头们。来源：Market Watch

在马斯克大力投注特朗普政治事业之时，贝索斯旗下商业航天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对特朗普政府的游说预算亦快速攀升，仅2025上半年就花费87万美元，专攻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环境评估与场址选取流程，公开主张简化许可流程，允许更多NEPA豁免。

商业航天企业与行业协会持续合奏，终于在8月13日行政令出台之时得到阶段性政策回报。行政令全文几乎逐条回应科技右翼先前的游说要点：一是授权交通部删改Part450，对装有自动飞行终止系统或持适航证的飞行器大幅豁免；二是指示各机构在NEPA框架下新增或扩大“分类排除”，允许更多太空港项目快速落地。例如SpaceX位于得州南部沿海地区的星际基地发射场（用于发射在研的星际飞船（Starship）火箭）。环保倡导组织已多次就SpaceX设施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的潜在危害发出警告；三是允许“三部一署”联署谅解备忘录，削减跨机构重复审查。

对此，美国商业航天联合会（CSF）当日即发表公开声明，赞赏特朗普和联邦政府“采取大胆行动”以优先发展航天事业。“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特朗普总统认真地维护了美国在航天领域的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SpaceX与联邦政府的游说-回报关系并未因特朗普与马斯克公开骂战而中断。此前特马之间就“大而美法案”的政治对立风波以马斯克在X公开致歉而阶段性停止，但近日马斯克又公开批评特朗普计划禁止所有新的太阳能与风能项目，称其为“骗局”。未来两人就美国家能源战略或将有更多争端，但似乎并未影响马斯克SpaceX此前投入所得政策回报。

8月20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平台上宣称将取消一系列新能源项目，引起马斯克不满。来源：Truth Social

 “特马”之间一边喧闹对立、一边部分兑现承诺，可见在商业航天这一高资本密集型赛道，科技右翼巨头们通过金钱与专业网络对特朗普政府形成议价筹码，而行政令正是这种政商互动的制度化产物。通过对法规“做减法”，白宫帮助商业航天领域的科技右翼抢占国际高频发射先机，而后者则以资金、舆论和产业牌照回馈特朗普团队，构成典型的技术-资本-政治利益闭环。

“技术加速主义”（Technology Accelerationism）可以溯源至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德勒兹、瓜塔里提出“去领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等概念时，90年代英国华威大学CCRU学派将其系统化，主张彻底拥抱技术、资本与市场的自增速度，通过“让系统在自身矛盾中失速”来催生新社会形态。

进入21世纪后美国学界与硅谷创业圈将加速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技术优先哲学”，认为信息革命、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商业航天等赛道的指数级进步不仅不可阻挡，更是解决经济停滞与地缘竞争的关键杠杆。由此衍生出三大流派：一是右翼技术加速主义派强调彻底放松监管、任由市场与技术合谋“狂飙”，典型口号是“有效加速主义”，在社交媒体上被马斯克等新硅谷派引为自我标签；二是左翼技术加速主义派则主张利用高技术基础设施建立“后资本主义”公共平台，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公共算力等方式将高技术红利社会化；三是技术民族主义加速派主张由国家在战略高地强力投资与立法松绑，以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制高点。

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及其代表的华威大学CCRU学派所普及的“黑暗启蒙”思潮，成为如今硅谷科技右翼思潮的重要源流。来源：亚马逊

过去十年，美国对外战略竞争与国内增长瓶颈相互叠加，令“技术加速主义”从小众思潮转变为政策思路。2023年拜登政府就已在《芯片与科学法案》中提出跑在供应链与技术曲线前端的诉求，但同时辅以环境、劳工与安全边界；而特朗普2.0以来则更明显地向右翼技术加速主义派倾斜，即通过废除或削弱层层联邦审查，将“时间优势”确立为评估一切高技术法规的首要指标。

一些商业航天领域的教训也在辅证“技术加速主义”的主张。例如，2024年私营太空制造初创公司瓦尔达太空工业（Varda Space Industries）在其首个返回舱返回美国本土时遭遇了重大延误。由于尚在等待联邦航管局的批准，该返回舱在轨道上停留了数月。这一延误反映出即使是规模相对较小的商业任务，依然会在冗长的许可审批流程下面临延误风险。

志在削减航天审批流程的14335号行政令，也把商业航天纳入一套跨部门、跨行业的“技术加速主义”治理框架。行政令以“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作为政策正当性，通过删减或废除Part 450、扩充 NEPA“分类排除”、授权交通部动用美国法典相关豁免权等具体操作，促进在2030年之前让美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显著增长”。

这种政策思路和2025年1月特朗普签署《消除美国AI领导地位障碍》行政令（Removing Barriers to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如出一辙。这份AI行政令同样以“创新受阻”为由撤销拜登政府对算法安全与数据治理的多项管制，并命令各机构180天内提交将负担最小化的监管清单。可以说，“先拆程序、后谈能力”已成为特朗普2.0的“技术加速主义”产业政策通用范式。

为了让拆解程序更具操作性，白宫把跨部门的去监管工具箱进一步制度化。在商业航天领域，交通部握有一定豁免权，可认定某些法律要求“无需再用”而直接删除。商务部、国防部、NASA被要求180天内统一空间港用地与环评口径。当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在火箭发射的激动时刻时，真正的制度革新其实发生在审批表格被删去了几页的时刻——对于商业航天公司，这意味着数月乃至数年的制度成本在文件中被抹去。

如果说去监管是“技术加速主义”的“起手式”，那么把将重资产基建与地方就业绑定就是“连招”，随同去监管而来的是一次“重资产硅谷”的本土基建叙事。行政令点名要把下一代空间港视作国家安全级设施，对州政府可能拿来拖延的《海岸带管理法》审批直接保留撤销权利，这背后蕴含着强大的就业动能。而共和党关键红州已经就此进行先行先试，未来在行政令的加速下或将进一步蓬勃发展。

例如在德克萨斯州，州政府提交的经济发展简报显示，仅位于墨西哥湾南端的新城市“星港”（Starbase）的“GigaBay”二期建设就计划投资5.06亿美元，预计城市基地每年将能够制造多达1000艘星际飞船。GigaBay计划申请德州企业区的退税项目，并承诺新增500正式岗位，其中25%将是本地雇员，要么是“经济困难者、企业区居民或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

位于德克萨斯州星港城的SpaceX总部。

来源：《圣安东尼奥快报》

如果获得批准，SpaceX在星港城当地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最高可获得7500美元的州销售税退还，意味着未来5年内获得最高375万美元的退税。此外可能还将获得其他经济激励措施，包括市政房产税减免和返还、税收增量融资以及自由港豁免等。

又如在佛罗里达州，州政府则在“Space Coast 2030”计划里为SpaceX的星际飞船布局准备18亿美元基建配套，目标是到2030年为NASA肯尼迪航天中心所在的布里瓦德县（Brevard）再添600个高技术岗位，并推动并供应链上下游厂商企业向肯尼迪航天中心园区周边集聚。根据布里瓦德县媒体的说法，这一计划的目标是随着商业航天业的持续繁荣，吸引私人投资，带来就业机会，并有可能吸引公民和游客消费。

从得州到佛州，两条投资曲线与行政令的审批豁免几乎同步向上，这恰好印证了“技术加速主义”所宣称的去监管政策的连带效应：只要把监管障碍切薄，资本、产能与就业生态将自动成形并促成新的地区生态。

综上，特朗普签发商业航天行政令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2.0在AI、量子和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领域铺陈的“去监管—基建—安全”三管齐下战略的最新一环：先用国家安全话语使去监管合理化，后用审批豁免甩掉制度成本，再用就业和投资将行政收益锁定在本土，最终从产业角度实现MAGA目标。

2020年，特朗普在NASA肯尼迪航天中心航天器装配大楼发表讲话。来源：GeekWire

行政令虽在短期内为美国商业航天“解绑”并注入强劲动能，但其与NEPA 的制度冲突、对州自治权的压缩以及对公众程序权的稀释，成为三重潜在风险。一旦司法、地方或舆论任一维度被点燃，便可能引发对特朗普政府高技术产业治理逻辑乃至背后“技术加速主义”思潮的拷问。

一是与《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的制度冲突。NEPA自1970年生效以来一直被视作“美国环保宪章”，其核心是要求一切联邦许可项目在动工前完成环境影响评估（EIS）或较低级别的环境评定（EA）。特朗普的行政令却用“分类排除”和美国法典相关豁免权，在程序层面为航天发射许可和空间港建设设置“快速通道”。

这直接触动NEPA的根基，它将原本由公众参与、专家评审与司法可诉环环相扣的程序拆解，使环保团体几乎失去用诉讼倒逼完善环评的抓手。例如2023年SpaceX在德州博卡奇卡（Boca Chica）基地的星际飞船首飞导致发射台混凝土破裂、碎片及粉尘飞散至约6英里范围，触发约3.5英亩的火灾，生物多样性中心（Center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联合多家环保NGO以“缺失环评”名义起诉美航管局。

2023年4月20日，SpaceX从德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的星际基地首次将星际飞船和超重型火箭发射升空。来源：SpaceX

如今行政令再次扩大豁免，NEPA支持方大可指控联邦政府“剥夺公众在NEPA下的程序性权利”。行政令签发后，生物多样性中心高级律师贾里德·马戈利斯（Jared Margolis）立即在14日表示异议：“这项鲁莽的命令将人类和野生动物置于危险之中。”由于商业航天企业发射的巨型火箭经常爆炸，并对周边地区造成破坏，行政令“允许联邦机构无视基本的环境法，向强大的企业屈服是极其危险的……这会将我们所有人都置于危险之中。”

二是行政令将引发联邦—地方关系张力。行政令授权美商务部、国防部等在必要时撤销州政府基于《海岸带管理法》所作的否决，甚至可将空间港列入“国家安全例外”而绕开地方法规，这可能引起蓝州的不满。

尽管德克萨斯州因就业红利支持SpaceX星港城扩建，但不能掩盖一些蓝州对SpaceX的火箭发射提出抗议，例如2025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委员会一致投票反对SpaceX关于在范登堡（Vandenberg）空军基地将“猎鹰9号”（Falcon 9）运载火箭的年发射次数提高45次的申请。

“猎鹰9号”火箭从范登堡航天中心SLC-4E发射台发射升空。

来源：Spaceflight Now

更隐蔽的对立还体现在地方财政层面，由于空间港基建需要巨额的地方配套支出，但去监管后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消防和公共安全成本大概率由县、市承担，地方议员难免质疑“联邦政府吃尽产业红利，却把风险和赤字留给基层”。资源集中联邦，而责任下沉地方，这种结构容易催生州地方议会的联合抵制，削弱行政令落地效能。

更长远的担忧则关乎监管合法性与公众信任的滑坡。当安全阀式的监管程序被削减，任何一次高调事故都可能触发舆论对“放权导致灾难”的不满。航天行业的“高可视度”特征更放大了这一风险，毕竟火箭爆炸的视觉震撼将在当今全媒体时代将迅速凝聚跨州舆论压力。而随着AI等其他高技术赛道同样奉行“快审快建”理念时，公众会倾向将零散事故归因于统一的行政基调，进而对特朗普2.0技术治理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