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新冠疫情目前来看基本属于黑天鹅演化成灰犀牛的事件。中国经济本来就属于下行阶段，GDP增长每年都有所下调，这次疫情会导致已经下行的经济继续下行，而且幅度很难估计，原因有三：

第一，疫情的扩散导致服务业遭受重大影响和巨大损失。

第二，消费服务业需求的大量减少，服务业损失增大的同时因为产业的关联性就会波及到上游产业。

第三，由于需求不足，复工率较低，尤其是服务业难以尽快复工也造成服务业的短期低迷。

如何稳定服务业发展，如何刺激消费需求稳定经济，建议有三：第一，及时把由产业关联性导致的疫情影响链条尽快切断。比如把疫情对消费品制造业影响切断，帮助恢复生产，为此就需要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比如汽车消费优惠政策，新能源车恢复补贴、购房税收下降等这类刺激消费的政策，把消费服务业和消费制造业之间的关联切断，达到需求增加和供给增加的目的。

第二，政府能够出台针对性的政策，对不同行业和企业出台分门别类的个性化政策，特别是对服务业中小企业因关门以及复工不足问题带来的原员工短期失业问题，可否出台临时性的失业救助，来稳定社会情绪，增加消费需求。

第三，企业要有自救的行为，政府要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与服务。鼓励企业通过创新经营模式展开自救行为，例如把线下的服务就可能转移到线上来进行；政府对企业的服务还应该细致些，可以建立成立临时性政府机构来协调各方力量，统一指导与服务一些受影响最大的服务行业与中小微企业，从而进一步稳定就业和稳定经济。

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通过各种政策的对冲应该能够很快恢复，疫情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及其应对更值得重视。目前中国疫情已经出现减缓趋势，但是日韩等国的疫情又恶化了，国际经济紧密相连，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对我国的经济的影响将会拉长：

第一，复工当下，政策的支持一定要有精确性、精准性，应该面对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短板精准施策，避免以前SARS期间粗放的政策支持方式。

第二，目前经济应对之策，应把危机当成新发展的契机，要避免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出台4万亿这样的政策，其对经济中长期发展有不少不利影响。应借此契机补足要素市场的短板，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流畅性至关重要。

第三，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和需求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员工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结构，疫情重点地区劳动力的就业变得更为困难，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而言，它们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也比较大，导致企业难以维持运转。但这也是一个契机，包括此次疫情带来线上教学的发展，我们也要借此推动要素市场发展起来，那么危机的代价就有价值，会迸发出强劲动力。

第四，让劳动力市场重新流动和配置起来，除了要尽快复工，还需要重新思考居家办公等模式，将劳动力更好地配置，同时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改变春运模式，将来假期的分散可以避免人群集聚。另外，通过资本市场改革，融资方式的创新，来加速资金的流转，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中国制度来分享观点。疫情发展对长三角、以及对全球产业链的分布都会带去冲击；数据显示美国医药70%的产量在中国，这将产生世界药品的冲击，造成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最近特朗普的发布会也提到不可避免的疫情扩散，美国也要开始防控，全球大背景现在来看是比较严峻的。

第一，由于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对中国产业链造成巨大危害，灰犀牛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这相当于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中等规模的战争，估计经济倒退五年左右。

第二，中国出口主要有两大基地，长三角和珠三角。从财政角度看，中国在实施分税制以后，中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加上北京，增值税和所得税两部分，18年江浙沪贡献1.8万亿税收，北京和广东贡献1.5万亿税收资金，大量的税收给当地带去沉重财政压力。

第三，此次疫情，政府扶持拿出比4万亿更多的资金放水，这个货币放水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物价急剧上升。最近已经显现出来，比如番茄卖9.5元一斤，价格高得离谱。城镇化的模式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分税制继续会引起宋朝王安石变法危机，沿海发达地区的税收上缴，会引发其发达城市资金缩水，从而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即房地产业，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房价确实是最高的。

第四，沿海地区激励财政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降低上缴中央的税收，是根本也是出路。

关于疫情对失业和就业的风险，这两年经济增长走势放缓，不仅仅是今年，相应的就业形势已经非常严重，此次疫情相当于雪上加霜，给就业形势带了更大挑战。总结一下，就业的风险人群有以下四类。

第一类风险人群是中小微企业就业劳动力。

第二类风险人群是国际产业链上用工劳动力降低。

第三类风险人群是密集劳动力的服务业，建筑业、文体业，这些行业的用工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农村的外来劳动力，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四类风险人群是大学生就业群体，2020年我国大学生毕业生大概是874万，将面临就业困难非常严峻。

政策建议有以下三点。第一，中小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的同时，政府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尽快恢复订单量和销售量。面对创造出80%就业率的压力，在中小企业对金融、信贷、税费、社保等方面建议加大支持与协助。第二，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要加大，加强管理体制的改革，解决负责政策落实的协调问题。第三，建议发挥灵活用工模式的作用，比如盒马鲜生和西北的共享员工模式，是值得借鉴的，是一个稳定就业的方向。但目前我国企业是私下定合约，存在许多法律问题。应该学习借鉴国际上灵活用工模式，使其正规化和合法化。

此次疫情对企业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强劲的，针对企业救助分享几点观点。第一，建议对中小微企业救助，这类企业有很大社会外部性。我国第四次经济普查，2018年末中小微企业是1807W家，占比99.8%，就业人数2.33亿，占比79%。由此可见救助中小微企业对稳定就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小微企业因为现金流等疫情冲击明显，遭受的伤害与大企业相比也是不对称的。对此上海、深圳已经出台政策，一是降低企业成本，一是提高企业信心。其中有些政策是没有作用的，比如给予银行信贷，这对濒临死亡的企业没用，给予信贷等同于增加杠杆；也有有用的政策，能够切实降低运营成本的政策，一是房租，二是社保，三是工资。

在房租问题上，建议政府特事特办，将疫情宣布为“不可抗力”，借此来解决各种可能的“违约”事件，让房东和中小微企业共担风险、共克时艰，比如政府要求房租对半分。对于社保，缓交并无意义，缓缴其实也是变相增加企业负债，相当于提高企业的负债率，导致杠杆增加。现在疫情下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否破产，国家应该宣布疫情结束之前中小微企业免交社保。在降低劳动成本，即用工成本方面，企业来看是成本而员工来看是收入，我们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建议国家以医社保缴纳为口径，救助企业，以最低工资发现金给劳动力。因为中小企业自救很难，让中小微和员工博弈属于零和博弈，政府对劳工直接补贴才是有效可行的。

任何政策都有估计，在成本估计上，政府补贴按照社保口径，每个月奖金补贴4000万人，大概需要1250多亿，其中785亿是工资，400亿是社保。以三个月为期，政府共花费不到4000亿，以半年为期，需要花费7500多亿，以可控成本去防不可控成本是划算的，直接补助到劳动力是精准的，比大规模的基建效果更好。

第二，疫情的冲击对经济产业结构有不可逆的影响。但是，疫情下也激发了新技术的发展。比如线上会议等线上办公模式，疫情下我们不得不选择这一方式，反而降低了认知和接受的成本，这是低水平到高水平均衡转变的表现。所以，对新形态行业发展是个契机。

最后，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估计，可以从两个视角关注：一是从国家管控的角度，把控好风险和收益的正确组合，使其发挥最大效益；二是耐用品消费和易耗品消费的影响。目前由于疫情限制出行，对耐用品的消费会降低，但是疫情过后可能会出现耐用品的报复性消费反弹，因此此时不要对耐用品的损失过高估计，而易耗品消费也要看动态的影响，但是损失是不可逆的，但是递延的损失还是会回来的。

就目前疫情状况，主要分享新冠疫情对政府治理的启示：

第一，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医疗物资的战略储备不足，也是造成本次疫情医疗物资匮乏的重要原因。

第二，集体休假模式的困扰。我国的国家法定节假日是14亿人同时休假的模式，中国式的集体停工、休假带来交通不便，集体停工模式在企业的运行中也是一种困局。在此次疫情传播过程中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也起到了加速作用，对旅游相关的酒店、客运行业的打击也是致命的。

第三，智能化的线上办公加速发展，互联网经济下的智能化办公若成为常态，不仅会带来相关的视频会议设备普及、办公软件升级、终端数据储存完善等智能化经济的发展，在法律领域也将发生较大的转变，劳资利益的平衡将发生拐点。

第三，推动完善健康生活方式。一是公共场所卫生问题，二是不分餐的饮食习惯。

第四，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发展。以人工智能海外区块链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线下影院的危机和线上数字影视产业发展的机遇，网络教育的分类优化和远程医疗的智能化发展前景等。物流成为疫情期间链接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产业，物流装备现代化将为汽车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给中国医疗保健相关产品制造带来了一轮发展机会。

加强宏观治理的政策支持的几条建议：

第一，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应当以预防为主。一是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预防原则，提高对卫生事件的观察和应急能力；二是提升专业人员的业务技术；三是完善应急物资的储备机制。

第二，改革法定节假日休假模式。建议设置地方特色假日；减少法定假日，增加员工福利带薪休假；增加三连休的休假模式，引导新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必须强制性执行假期。

第三，引领健康生活方式。一是公共卫生与市场监管，二是强制推行分餐制。

第四，加速居家娱乐产业发展机遇。首先是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是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功能，第三是引导产业链聚合，搭建上游创作到下游宣发与放映等全链条融合，最后为优秀影视资源的海外输出搭建平台支持，以影视作品传播中国文化。

第五，加速网络教育发展的对策。强化政府补贴在促进网络教育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关键作用；确保政府补贴资金申请、审核、发放、使用、核查等流程的规范管理和实施；在政府的支持下搭建国家网络教育平台，促进公共资源的开放共享；将5G技术融入教育资源以及教育设备中。

疫情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短期有利有弊，长期来看有助扭转发展方式。具体分析，在疫情扩散期间，绿色发展在经济发展中也应当占据重要地位。第一，疫情的发展表明此前低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最近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通过，其重点是是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实际上这就是预防人类新发传染病重要的方面和领域。另外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对包括健康卫生这种常规传播产生非常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包括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平衡也会受到影响，再传导到传染病疾病，然后对人类产生影响。

第二，新冠疫情发生后，对绿色发展领域将产生比较深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冠疫情本身对生态环境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通过废水废弃物排放直接影响；第二是通过生产和消费对绿色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短期之内看起来是好事，但实际上生产消费停滞的同时，环境的治理也停滞了，这是一把双刃剑，所以从环境修复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利的；第三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虽然现在复工率只有30-40%左右，但是下半年为了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一定会产生一些报复性生产来恢复制造业产能目标，不排除明后年继续开展报复性的生产和消费，届时将对生态环境将产生巨大压力。绿色发展短期以“利”为主，但长期压力趋紧。

第三，疫情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危又有机，挑战很大，但也可能是一个真正彻底扭转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的机会。短期之内，疫情对经济产生的冲击较大，实现防控疫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两手抓是最重要的，全力防疫的同时协助做好防护品废弃物的处置，改善城乡环境；从长期来看，绿色发展应全力助力经济的发展，协助复工复产复市，打造生态环境服务的绿色通道。为此，建议做好生态环境和资源能源服务的店小二，把握住这个契机，梳理传统绿色发展领域，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障碍和不足，更好地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绿色发展变革。

长期而言，应通过绿色发展来遏制疫情相关的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有四个建议。一是改变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建议有效管理野生动物，把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生物安全等安全观念融合起来；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包括绿色生产方式，绿色消费方式；三是创新发展工具，特别是绿色金融工具。将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与绿色发展结合起来，构建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的科技体系；四是形成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形成包括法律、行政法规、经济激励和宣传教育等在内的有机系统。

关于新冠疫情对营商环境和供应链冲击：

首先，新冠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再次凸显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位置。对中国而言，分工既是资产，体现了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是负债，反映了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所担负的契约责任。如果我们还想把这个责任继续扛起来，就要在产品生产、疾病防控、产业修复等等在内的国家能力上，有与分工位置相适应的水平。

其次，产业转移和供应链调整不是疫情发生之后才有。如果说导致产业转移和供应链调整，有一些外部因素的话，基本有两个大冲击，一个是新冠疫情，第二个是中美贸易战。相比而言，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可能是更严重的外部冲击，新冠疫情可能只是一个“催化剂”。

第三，之所以在当下如此关注中国供应链安全，一个很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美国在此时“趁火打劫”。2020年中国外贸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其实还是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和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启动。与此同时，在1月和2月美国很多政治人物表达了一些对中国非常不友好的看法，这加剧了疫情背景下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担忧。

第四，供应链的调整和产业的跨国转移，是有内在规律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时间保持一成不变的优势地位，分工的格局是可能逆转的。

第五，中国供应链的地位取决于我们的规模经济和所谓的本地市场效应。新时期中国供应链的逻辑，即先进的产业门类，加上现代化，再加上规模经济，我们仍然可能是世界工厂，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世界市场。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供应链的优势是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我国今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万美金，它所体现的市场规模是很难复制的，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国既是供给方，又是需求方。疫情的冲击不足以使得这些以中国为市场的跨国公司离开中国的。对此，我们要有信心。

第六，短期之内，我们需要多管齐下去修复中国的供应链的地位。从长期，我们需要下大力气改革开放去提升我们供应链的地位。

短期来看，有5点建议：

第一要尽快确定各地、各行业、各企业的复工时间。在允许的情况下，要注意供应链的安全。第二是根据疫情的风险等级，对于所谓“绿区”的生产及产品，尽可能“一路绿灯”。第三是做好库存的利用和调配。第四要善于利用所谓的备用供应链。中国存在多个制造业的中心，与武汉及湖北相关的供应链出了问题，但要把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经济圈、长株潭经济圈等作为备用供应链，设法把它们的潜力利用起来。第五是司法协助。疫情使得企业之间很多合同关系被破坏掉，因为不能按时交货，这个时候建议司法积极介入，对于疫情造成的违约给予司法救助，尽可能保护企业之间的合约关系和供应链关系。

从长期来看，有4点建议：

第一，要继续改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决定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第二，通过税费降减等，设法在税收方面保持我们的竞争力。第三，扭转能源成本上的劣势。要加快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也需要继续夯实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使我们能源成本的不利地位有所改善。第四，继续推进中美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加快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进程，在今年内促使地区综合性贸易协定（RCEP）顺利签署，为中国供应链创造有利的关税环境。

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目前疫情防控没有那么乐观，复工势在必行，但是全球疫情蔓延，怎样做到有序安全复工，值得我们思考。疫情传播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似，要求全世界联同防控才能达到效果，要做好更长时间防控的心理准备。

第二，从长期来看，疫情蔓延对进出口贸易影响巨大。很多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禁止入境、禁止转机、暂停签证受理、暂停客运等政策，增加了进出口贸易成本。很多国家加强疫情防范，相对于非关税壁垒，将大大限制贸易发展。疫情限制了人员流动，限制商品跨境交货。这是全球性的危机，只有全球同时复工复产，才能真正恢复进出口贸易。

第三，疫情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多外资企业在疫情下无法正常生产，大多数企业的流动资金只具备抗拒三个月冲击的能力。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超过三个月，则需要政府救助和支持。政府要优先关注弱势企业。

第四，疫情扩散会导致全球财政困境。中国政府已下放疫情防控补助资金900亿，中央财政安排250亿，中国人民银行安排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和近1.2万亿的公开市场逆回购。这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价格上涨压力和财政赤字压力，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压力，关税压力。然而，其它国家不具备中国30 个省市合力救助武汉抗击疫情的能力。当全球范围内同时遭遇疫情，就会出现医疗资源严重紧缺，很可能引起全球范围内的财政紧张、通货膨胀，极有可能恶化部分地区的社会冲突。

基于以上判断，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对疫情认真研判，将其作为全球性事件看待，严阵以待，不能有任何松懈。

第二，防疫的同时保证高质量复产、复工、复市。有两点建议，一是协同复产，同处价值链当中的企业要共享绿色资源，将健康劳动要素整合，安排共享。二是分类有序复工，对全球价值链进行整编，对价值链供应链备份，保证疫情防控资源充足，确保全球经济不会进入深度衰退。

第三，面对疫情，中国不能独善其身，当外国遭遇危机时，中国应向外国分享防疫经验，派出防疫力量，实现全球范围内双向防控，遏制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联合全球社会共同度过难关。

疫情爆发反映出我国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有待提升。就提升的必要性，从都市治理角度分析疫情带来的影响，有两个观点分享：

第一，不管是经济学研究还是流行病学研究都表明传染病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关。城市的规模越大，城市密度就越高，流行病传播的风险越大。我们在关注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下一步需要考虑一下城市规模需要相当的城市治理水平相匹配，尤其是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

第二，区际间的互联互通使得现代城市发展形成了网络结构。尤其是最近几年高铁的大规模建设，大大促进了城市间人员流动，城市网络效应突出，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独立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提升不同城市的为治理能力很重要。因为一旦形成网络，任何一个城市出现治理上的短板将危害到其他城市。

就下一步的治理措施而言，有两点建议。第一，要重视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是城市治理的核心主体。一方面建议各级地方政府重视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群体。另一方面，发挥社区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应该鼓励社区力量的发展，释放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通道，塑造有韧性的都市社区，这是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基础。

第二，选拔有基层治理经验、有担当、能够充分赢得本地市民和基层干部信任的城市官员，是避免类似公共危机发生的重要保障。

基于以上老师们的观点建议，补充以下几点：

第一，在改善治理方面，中国需要挖掘这方面的增长潜力。过去我们更多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事实上，社会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反映了自下而上治理的重要性。

第二，从中国统一市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到今天，全国性的大市场已经基本上已经建起来了，但是疫情爆发后的事实反映出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体系虽存在，但不同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仍然存在很大的障碍。

第三，关于对外经济联系的问题。其一，国外企业跨国公司回流速度估计会加快。一是中美贸易战前景不确定，存在不乐观的情绪；二是疫情传播引发国内生产尤其是产业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受到影响。其二，处于观望状态的外国企业为避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面的风险，会有更大的积极性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替代中国的生产基地。

不过，也可能随着疫情向全球蔓延，甚至变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各国发现即使中国之外的选择也不是特别安全的。这反而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缓冲。如果形势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应该利用并把握住这个窗口期，考虑如何调整贸易格局并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公平和公正的方式给予贡献，不仅可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也能够证明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和供应链的基础地位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

短期来看，新冠疫情将超过SARS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但目前看没有那么可怕，也不必过于悲观。对比2003年SARS疫情的影响，此次疫情的负面影响一定会大于SARS疫情的负面影响，原因如下：

第一，当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与2003年相比已经发生较大变化，此次疫情对于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服务业的短期冲击较大。

第二，当前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的深度已经远超2003年，此次疫情的爆发通过供应链和国际贸易的关联放大了负面影响。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特朗普政府试图遏制中国崛起的系列政策，不利于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充分发挥大国制造业优势。

第四，当前中国能够使用的经济政策和SARS疫情结束后面临的选择大不相同。SARS疫情后，中国通过刺激房地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但在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而言，房价已经高企，同样的政策工具显然不能用来促进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一线城市。

第五，近日来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等国由于对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和控制不力，导致新冠疫情有在全球蔓延的趋势。

基于以上观点，提出5点建议：

第一，抓住英国脱欧的契机，加强与英国和欧盟的经济联系，稳住欧洲对中国的外需。

第二，努力建立与日本和印度的经济联系，扩大亚洲对中国的外需。

第三，此次疫情暴露出来中国医疗部门的病床短缺情况十分严重，建议趁此契机补充医疗和养老机构和病床等硬件方面的短板。

第四，在消费端鼓励城镇居民的汽车消费，同时出台政策鼓励农用汽车下乡，加大对农业机械的补贴力度，通过推动汽车和农机的增长拉动其他相关上下游行业的增长。

第五，建议疫情结束后适当增加假期。可以采取由企业自行制定的灵活休假政策，例如员工轮休制，增加居民的假日消费，帮助旅游、住宿、餐饮、农家乐等服务业恢复被疫情而抑制的需求。

针对疫情冲击下中国股市、债市与汇市安全稳定问题，提出如下五点建议：

第一，政策“疏导”：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合理引导投资者预期，发挥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功能。建议继续稳步推进科创板制度创新，有序推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推动新三板的改革和转板机制。同时，积极发挥机构投资者金融稳定市场功能与作用，加大拓展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力度，进一步提升股票型基金占比，鼓励和支持社保、保险、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

第二，阻断 “风险传染链条”：严防“新冠疫情→经济疫情→金融风险” 的传染链条，继而传递给资本市场造成股市、债市、汇市之间风险“交叉传染”。

第三，构建“金融稳定机制”：发挥国家层面的金融系统稳定机制，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建议建立国家层面的金融联防机制，负责引导市场预期与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通过逆周期政策调控政策组合，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水平，防范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第四，筹建“股票市场平准基金”：阻止股市尾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建议在“国家队”持有现有资产基础上，正式组建我国“股票市场平准基金”，功能定位于国家股市平准基金，尤其在股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并出现尾部风险向系统性金融风险演化时，通过“股票市场平准基金”的直接干预进而有效化解潜在性资本体系风险。

第五，构筑“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应用大数据模型对股市、债市、汇市及其复杂传染风险进行动态监测、预警与管控。首先应整合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银行间债券系统、外汇交易中心、货币拆借中心、清算体系等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基础数据库，建立统一金融科技监管基础数据库体系；其次，开发挖掘海量数据并应用大数据模型对股市、债市汇市风险及其复杂交叉风险进行建模，深度挖掘市场风险传递机制，建立资本市场风险异动监测与风险预警模型体系；第三，构筑“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对中国股市、债市、汇市风险及其复杂传染风险传导进行动态管控。

记录整理 | 王艺潼、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