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空袭，表面上是为了打击与哈马斯有关的高层人物，实际上也是一种旨在瓦解卡塔尔在这场战争中的调解作用的策略。卡塔尔自战争初期起，便在哈马斯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调解角色。尽管卡塔尔与以色列有一定的外交联系，且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友，但它在哈马斯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偏向支持后者。尤其是在卡塔尔政府主持下，哈马斯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渠道得以延续，这对于哈马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以色列认为，要想彻底摧毁哈马斯的领导体系，仅仅依靠加沙的军事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破坏哈马斯在外交上的支持，尤其是破坏卡塔尔的调解角色。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指责卡塔尔窝藏恐怖分子，并暗示他保留未来继续发动袭击的权利。“我告诉卡塔尔以及所有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你们要么驱逐他们，要么将他们绳之以法，”他说。“因为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们会。”

此外，以色列对卡塔尔的空袭，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其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强化的孤立主义立场。尽管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曾多次敦促以色列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但以色列显然对这一路径失去了耐心。空袭卡塔尔，不仅是在破坏哈马斯的外交支持网络，也是在挑战国际社会的停火呼声，试图以更加激烈的军事手段迫使局势朝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盖斯·奥马里表示：“自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以来，我们一直在处理的整个结构——整个外交结构——已经崩溃。”袭击卡塔尔首都的意愿也可能破坏以色列长期以来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的努力，以色列视这些国家为对抗伊朗的潜在盟友。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和入侵已经使这一外交努力陷入困境。奥马里先生表示：“这加强了该地区日益增长的观念，即以色列正在成为一个破坏稳定的因素。”

在特朗普总统的任期内，美以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25年6月，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突然袭击了伊朗核设施，而特朗普政府当时却声称正在寻求与伊朗谈判。此次对多哈的袭击发生时，哈马斯的谈判代表正通过中间人，与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商讨最新的停火方案。这两起事件显示，特朗普政府推进的相关外交进程在以色列采取行动后出现停滞。

围绕其中的因果关系以及美以政策协调程度，外界有不同解读：一些观点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在美国的默许下进行，表明特朗普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大力支持以色列。这些分析者指出，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特朗普在很多情况下并未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出过多质疑。此前以伊冲突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就曾指出，即便美方当时没有直接参与袭击行动，其在军事和政治层面的支持不容忽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华盛顿的默许或某种形式的担保，以色列会发动这场袭击”。《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几乎是默许的”，这反映了美以之间的高度协调。

另一种解读认为，特朗普政府在支持以色列与寻求与伊朗谈判的目标上存在明显冲突。特朗普政府既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又试图通过外交渠道与伊朗达成协议，这种策略的矛盾导致了外交进程的停滞。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指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缺乏长期战略规划，其间的冲突和矛盾往往让美国的立场显得不连贯。” 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曾发表评论文章分析指出，以色列政府在特朗普总统寻求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以色列担心与伊朗的接触和可能的协议会威胁到其国家安全，为此，以色列不仅在外交层面上向美国施压，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谈判，还通过军事手段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努力。

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过于依赖个人决策，使得美国在全球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力减弱。根据阿拉伯中心华盛顿分部（Arab Center Washington DC）的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高度集中于总统个人决策，忽视了传统的多边外交机制和专家意见。例如，特朗普任命了与自己关系密切但缺乏外交经验的特使，如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而非依赖职业外交官或多边机构。这种做法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的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的外交政策缺乏长期战略规划，更多依赖临时决策和个人意愿。例如，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上，特朗普的政策表现出务实的一面，但在伊朗和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政策则显得零散和不连贯。这种缺乏战略规划的做法使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受到限制。

另一个观点强调，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深刻影响了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这种关系使得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与以色列相关的问题时，倾向于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而非通过多边合作进行外交协调。内塔尼亚胡前发言人奥梅尔·多斯特里 (Omer Dostri ) 称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紧密”。《外交政策》分析指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私人关系被认为对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两人曾共同推动“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旨在促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虽然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私人关系也暴露出一些裂痕。例如，特朗普曾对内塔尼亚胡在处理加沙冲突中的策略表示不满，认为其过于依赖军事手段，而忽视了谈判的可能性。尽管如此，特朗普依然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尽管有些分析者提出了美以之间“蓄意勾结”的可能性，但许多观点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这一结论。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指出：“现有的信息无法证明美以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蓄意勾结’。特朗普的政策往往是个人化和即兴决策的结果，未必存在预谋的勾结。”“共和党希望看到对哈马斯的成功案例，”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主任、现任以色列安全非营利组织 MIND Israel 副总裁 阿夫纳·戈洛夫 (Avner Golov)表示。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特朗普的坚定盟友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今年7月曾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卡塔尔袭击事件最大的问题或许在于它没有成功，曾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时期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迈克尔·奥伦表示。哈马斯表示，以色列瞄准的是哈马斯的高级谈判代表，但却杀死了六名低级别代表。“如果我们在多哈的行动成功了，特朗普很可能不会谴责，反而会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奥伦说。“他喜欢赢家。”同样的逻辑可能也适用于加沙。

就决策取向而言，特朗普在部分议题上强调效率与强硬；他虽曾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但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也与以色列方案表现出较高一致性。上述现象更宜从双方安全利益评估、国内政治因素与地区局势互动来分析，而不宜以单一动机作结论。

特朗普政府在军事援助方面对以色列的支持显著增加。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并且加大了对先进武器系统的支持。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数据，美国每年为以色列及美以联合导弹防御项目提供约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铁穹”系统的研发和部署。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数据，2018年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为38亿美元，这一数额基本与之前的援助水平相当，并且在2016年签署的《军事援助谅解备忘录》（MOU）框架下得到了保障。该协议承诺在2019至2028财年期间，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3亿美元的军事融资（FMF）和5亿美元的导弹防御合作项目资金，约占以色列军事总预算的16%。这些资金用于支持以色列和美国联合研发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铁穹”、“大卫弹弓”和“箭-2”系统。2019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NDAA）第115-232号法案第112条规定，美国陆军从以色列拉斐尔公司采购了两套“铁穹”电池，价值约3.73亿美元。特别是在2020年，除了常规的军事援助外，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支持，其中包括“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的资金以及其他先进的防御技术支持。这些额外援助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在美国的帮助下，以色列建立了高度先进的国防制造基地，使该国成为世界第十大军事出口国。

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对以色列的支持，体现在多个关键决策上。2017年，特朗普打破了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传统，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于2018年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这一决定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反响，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强烈反对。特朗普的这一举措不仅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中引发争议，还将美国与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推向了更加紧张的状态。尽管如此，特朗普依然坚定站在以色列一方，认为这一决定是对以色列“历史权利”的认可。同时，美国于2018年削减了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所有资助。2019年11月，美国以反以色列偏见为由，成为唯一与以色列一起投票反对。在本周二的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再次力挺以色列，称自己一直在为加沙停火奔走，但哈马斯屡次拒绝合理的和平方案，并对那些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进行了抨击。此前，特朗普已经实施了针对性的签证政策，禁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出席本周的联合国大会，并对伊朗外交官实施了新的限制。

特朗普对以色列的支持并非没有争议。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3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64%）对以色列人民持正面看法，而略微过半（51%）的人对以色列政府持负面看法，较2022年的42%有所上升。此外，越来越多的年轻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态度发生变化。数据显示，约30%的18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同情巴勒斯坦，而仅14%表示同情以色列。更有甚者，202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选民中的约40%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这一趋势在年轻人和进步派中尤为明显。2025年8月的Quinnipiac大学民调，60%的注册选民反对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仅32%表示支持。这是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来，反对声音最强烈的一次调查结果。

美国在话语与行动上表现出明显不同。尽管特朗普总统公开对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境内哈马斯据点表示强烈不满，并通过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声明，强调此举无助于实现以色列或美国结束中东冲突的目标，但美国政府的实际举措却未能与之匹配。莱维特在声明中承认，美国军方在袭击前不久获悉以色列计划，并指示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向卡塔尔通报，但这未能阻止袭击发生。9月16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访问以色列后将前往卡塔尔，但他至今没有对以色列进行批评，主要以安抚卡塔尔为主。相反，美国持续强化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包括情报共享和武器供应。特朗普虽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要求以色列承诺不再在卡塔尔领土上发动类似袭击，却未采取暂停援助或公开制裁等实质性步骤施压以色列。事实上，这种口头批评与实际行动的分歧并非孤例，而是美国中东政策长期模式的延续。在过去几个月里，特朗普政府虽多次口头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尤其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上，但实际行动中，美国持续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阻挠联合国对以色列的谴责决议。

美国在军事与外交上呈现出鲜明反差。一方面，美以两国在军事装备与情报领域的合作极其密切。美国不仅为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及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提供支持，甚至直接介入，协助以色列空袭伊朗本土。另一方面，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凸显。在联合国涉及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的会议中，以色列在加沙的一系列行动使美国陷入被动。同时，当特朗普政府试图调解加沙冲突时，以色列的单边行动破坏了美方推动的解决方案原则，迫使华盛顿在盟友间艰难斡旋。其结果是两国形象双双受损，以色列被视为“破坏性力量”，美国则被指责“双重标准”。 

海湾国家虽在公开声明中对袭击事件措辞严厉，但实际反制措施却相当有限。作为直接受害方，卡塔尔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公然违反所有国际法和准则”。其他海湾国家迅速协调立场，阿联酋警告袭击将引发“极端危险的地缘后果”，沙特将其定性为“犯罪行为”，巴林、科威特等海合会成员国也同步发声谴责。然而，海湾国家的实际应对却颇为克制。阿联酋禁止以色列军工企业参加迪拜航展，沙特暂停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除此之外，各国既未启动经济制裁，也未采取军事回应，似乎将此次以色列的行动视为孤立事件。这种克制背后有两重考量，一方面，海湾国家私下对清除哈马斯存在战略认同，它们对卡塔尔持保留态度，也反感哈马斯及其代表的激进伊斯兰势力；另一方面，各国担忧过度反应可能刺激以色列采取进一步冒险行动。

此次袭击迫使海湾国家重新评估自身安全环境。它们意识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已不再可靠，其斥巨资购买的“保护伞”似乎涵盖了以色列豁免条款。卡塔尔是美国在北约以外的重要盟友，它不仅拥有美军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更在今年特朗普总统访问期间承诺其主权财富基金将在美追加投资5000亿美元，甚至赠予特朗普一架豪华波音飞机。但即便如此，美国也未能为其提供有效保护，仅于袭击发生后发出通告。这令海湾国家对其安全承诺的可靠性愈发忧虑。正如前美国驻沙特大使乔丹所言，“若多哈可被袭，利雅得、阿布扎比是否将成为下一目标？”

海合会对以色列袭击卡塔尔事件做出了强烈反应。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紧急峰会上，海合会明确谴责以色列针对哈马斯领导人及其谈判代表团家属住所的袭击，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在开幕致辞中将此次袭击定性为“公然、背信弃义和懦弱的”。作为集体回应，海合会宣布将“启动联合防御机制”，强调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即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穆罕默德·安萨里进一步说明，海合会各军事机构已就增强“海湾威慑能力”展开磋商，其联合军事指挥部会议即将在多哈举行，以商讨确保成员国共同安全的具体步骤。安萨里重申“海合会成员站成一线”，展现了六国的团结立场。海合会秘书长贾西姆·穆罕默德·阿尔布达伊维还敦促美国利用其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制止此类行为。

此次事件将促使阿拉伯国家加速与其他大国构建更紧密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联系，推动安全支撑的多元化。过去，强大的伊朗曾迫使部分海湾国家向以色列靠拢；如今，失控的以色列，却正驱动它们重新调整立场，推进与伊朗的和解。更具讽刺的是，以色列此前曾警告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需警惕伊朗的袭击威胁，而率先发动此类行动的恰恰是其自身。为平衡以色列引发的安全压力，海湾国家甚至可能探索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等国建立有限的安全合作。

（三）欧洲国家、联合国安理会有何反应？

欧洲多国对以色列空袭卡塔尔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和深切担忧。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明确表示“当务之急必须是立即停火”，并呼吁释放人质和增加对加沙的援助。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则直接批评此次袭击“不可接受”，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战争都不应蔓延到整个地区”。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则着重指出了袭击侵犯卡塔尔领土主权的问题，并警告此举“危及我们为释放人质所做的一切努力”。欧洲方面普遍不满以色列的行动破坏外交努力、威胁地区稳定，并对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表示深切忧虑。

2025年9月9日，卡塔尔多哈发生数起爆炸，烟雾升起。

图源：Ibraheem Abu Mustafa/路透社

尽管以色列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Danny Danon）声称部分欧洲国家私下对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和激进伊斯兰势力的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解或默许，然而，这种非正式的态度并未改变欧洲官方公开表达的核心关切，即坚决反对以色列的行动破坏地区稳定、侵犯他国主权、阻碍和平进程（包括人质释放），并强烈要求立即停火以防止更广泛的地区冲突爆发。

联合国安理会于9月11日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一致声明，对袭击事件表示“深切关注”。这份声明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 15 个成员国全体签署，罕见地在涉以问题上形成团结，强调支持卡塔尔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中没有点名以色列，写道：“安理会成员强调缓和局势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卡塔尔的声援。他们强调，他们支持卡塔尔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当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大使多萝西·谢伊（Dorothy Shea）在会上重申特朗普总统关于“此次行动不利于以色列或美国的目标”，既强调消灭哈马斯是“值得的目标”，又指出必须尊重卡塔尔主权。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亲自出席会议，批评袭击地点位于居民区，并指出该区域为哈马斯调解小组的指定居住地，国际社会对此知情。他质问道：“以色列代表实施了这样的袭击，我们该如何接待他们？”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为行动辩护，称袭击的唯一目标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并强调“恐怖分子没有避难所——加沙没有，德黑兰没有，多哈也没有。”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大使阿马尔·本贾马（Amar Bendjama）则批评以色列“仿佛法律不存在，主权是可有可无的概念”，点出其多次跨境打击未受追责。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韩国副大使金相镇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以色列政府选择再次采取敌对行动，这令人遗憾。”安理会的共识性声明虽缺乏强制执行力，但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一方面，它显示出以色列的行动在国际层面正遭遇更集中和公开的审视；另一方面，美国在此次表态中没有行使一贯的“保护伞”角色，折射出其在维系与以色列的战略同盟关系和回应地区盟友关切之间的权衡。这种立场转变未必代表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根本动摇，但揭示了其外交空间正受到更复杂、多元的制约。

此次事件可能会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卡塔尔一向被视为美国在中东的关键盟友，尤其是在调解巴以冲突和哈马斯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长期依赖卡塔尔作为与哈马斯接触的渠道之一，并通过卡塔尔作为中介推动停火协议的达成。以色列的空袭不仅破坏了卡塔尔作为调解人的立场，还可能促使其他海湾国家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

在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框架下，尽管美国多次表态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并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但美国的这种支持并不总是以区域稳定为优先考虑。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下，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更趋紧密，尤其是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上的选择上，特朗普的立场较为宽容。特朗普不仅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还大力支持以色列在西岸和戈兰高地的军事行动。而在此次袭击中，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仍然没有显现出足够的约束力。

美以军事安全合作将持续强化，但战略目标分歧将加剧外交摩擦。特朗普在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后表示“遗憾”，但未采取实质性约束措施，反而持续提供军援并通过否决联合国决议、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等手段阻挠国际问责。一方面，美国依赖以色列作为中东军事支点对抗伊朗，2025年已追加87亿美元军援；另一方面，以色列凭借人质问题等国内政治压力和犹太游说集团影响力，迫使美国默许其单边行动。然而，以色列日益强硬的独走倾向正损害美国区域信誉。彭博社评论文章称，海湾国家因安全承诺失效加速“去美国化”，转而寻求与中俄等大国合作，导致美国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陷入停滞。美以特殊关系将演变为“战术协同强化、战略互信削弱”的矛盾体。

美以关系面临内外结构性压力，可能触发有限调整。美国国内，民众反以情绪持续高涨。皮尤民调显示，超过60%选民反对军援以色列，年轻群体中30%同情巴勒斯坦，作为对比，仅14%支持以色列。此外，民主党进步派正积极推动削减对以援助，若巴勒斯坦伤亡继续攀升，美国国会可能被迫调整军援条件。国际层面，以色列因空袭卡塔尔和加沙行动遭57国联合谴责，联合国认定其犯“种族灭·绝·罪”，外交孤立加剧。内塔尼亚胡虽宣称“愿承受数年孤立”，但长期国际制裁将削弱其军事经济能力。美国为维系中东影响力，可能施压以色列在加沙停火或局部撤军，以安抚海湾盟友。然而，特朗普个人对内塔尼亚胡的偏好及犹太资本的政治影响力，仍将确保美以关系维持“有限管控下的特殊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