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伊始，陈引驰老师介绍了王岗老师与复旦大学的宿缘。复旦大学是王岗老师的母校，他也在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从事了不少宗教和文献研究工作。陈引驰老师自身从事多元宗教背景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和王岗老师有了深厚的交谊。王岗老师也在古籍所持续开设道教课程，取得热烈反响。

王岗老师则首先回溯了与李天纲老师的多年交谊。他来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当时的合作学者就是李天纲老师。当时的学术活动成果，也结集为他们二人合编的《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王岗老师谈起与王振忠老师相识的经过。他在研究齐云山时，经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介绍，了解王振忠老师当时恰好有一篇写“黄白游”的文章，由此开始了长期的交流。而劳格文和王振忠二位老师合作主编的《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也对他帮助很大，尤其是其中关于婺源及道士宗族的部分。王岗老师提到他在处理明代净明道问题时，与许蔚老师交流较多。许蔚老师也无私地提供了大量的明清时代科仪文本及田野资料。鉴于明代的《正统道藏》所收书大致是明以前形成的，要研究明代的道教需要使用新的材料，许蔚老师提供的这些材料对他的新书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 （嵌于庙宇网络中的宗族/法派：明代道教与地方社会）（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22）写作很有帮助。他还感谢了王启元副研究员在许多日常事务上的帮助。

王岗老师以这本新书为中心，谈到写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王岗老师选择写作《明代藩王与道教》（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英文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中译本）一书，是因为他关注到士大夫和道教的关系，但士大夫群体太过庞大，不易厘清，于是选择了精英层中的藩王，从而关注精英层的道教信仰问题。明代的藩王分布在各地，于是王岗老师搜集了不少地方性资料。明代道教的研究一直是相关领域的薄弱环节，王岗老师到美国后想研究明代的神魔小说，神魔小说有宗教方面的背景，于是他计划借鉴学界在明代道教领域的研究成果，结果发现相关研究相当匮乏。当他自己进入到这一领域，接触到明代道教的广阔天地后，他逐渐意识到，藩王所代表的精英层面的道教信仰固然重要，地方层面的道教信仰也很重要，于是他花了十年时间写作这部新书。去年，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的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邀请王岗老师前去讲学，在最后一场讲座上，他们谈到一个共识，就是海外的道教研究主要局限之处在于不像身处大陆或港台的学者，能够经常接触到活生生的道教科仪。但是，海外研究者能做到的，是努力把道教研究纳入到主流的汉学研究中去，这是他们的使命。在新书交付出版社后，高万桑教授又给他提了一点建议，希望王岗老师在书中用更多篇幅探讨明代道教与明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明代历史上，道教是相当重要的，不应当受到忽略，而现在的明代历史研究者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王岗老师吸取了他的建议，重新改变了书的结构，将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讲道教与明代典章制度的关系，第二部分采用个案形式，研究道教与明代地方社会的关系。王岗老师认为，道教是一个普世宗教，虽然有不同的地方形态，但它带来的宇宙观、意识形态是普世的。历代的宫廷道士为何进入宫廷，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知识渊博，更多由于他们在地方上展现出法力高强的特质，声名远播，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他们首先要获得地方影响力，才有进入宫廷的潜质。因此，王岗老师用第一部分专门谈道教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其次，王岗老师强调了“法派”这一概念，探讨明代语境下法派的具体内涵。例如，他的新书第一章的核心人物是刘渊然，新书的封面图也来自永乐皇帝赐给刘渊然的宝剑，该剑现藏于德国。作为元末明初的高道，刘渊然历仕五朝，和龙虎山法派、清微派、全真派、净明派等各大法派都有所渊源，而王岗老师就是选择了这四个板块来谈法派在明代的特殊的意义。刘渊然与明代核心道观之间也存在关联，借用高万桑教授的概念“核心道观与国家”，刘渊然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第三，王岗老师提到了齐云山方面的内容。齐云山本来也是一个地方的个案，他之所以放在这里，是因为齐云山的道士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道士是来自中央道录司的，这些高道都是刘渊然法派的弟子，从此可以反映中央一级与地方之间的互动。王岗老师新著的第二部分为四个个案，第一个个案是天津的天妃宫，现在叫天后宫，明代叫天妃宫，它能反映刘渊然法派在天津的地方社会关系。第二个个案着眼于茅山，也就是清微派如何进入茅山的问题，茅山的清微派和刘渊然有什么关系。可以确定的是，茅山清微派至少两三代人都是与刘渊然法派有关的。第三个个案就是净明道，江西的净明道同样依托刘渊然，认为刘渊然是他们的六祖。第四个个案就是讲云南，云南昆明的虚凝庵，虚凝庵原来就是刘渊然的法派，之后随着全真教龙门派的兴起，大家都模仿龙门模式，所以虚凝庵的法派从刘渊然法派转为龙门派。以上是王岗老师新著的大致内容，其核心就是用“法派”来贯穿全书的。而如何体现法派，王岗老师重点采用了“派诗”这一资料，西方学界目前还无人使用派诗来研究法派。另外一方面，因为要研究法派，王岗老师认识到宗教的法派，不论佛教还是道教，其实都是世俗的，是世俗宗族的一个拷贝、模拟。在这一问题上，汉学人类学对他的启发非常大。汉学人类学用以研究宗族的相关问题，比如宗族的身份认同、法律地位、继承权等等，其实都与宗教法派存在比拟关系。其中，美国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教授对他的启发也很重要。施坚雅教授与复旦大学也颇有渊源，曾将藏书捐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王岗老师就使用过施坚雅藏书的资料。施坚雅在乡村、城市方面的研究对王岗老师颇有启发，他将乡村分为九大区域，注意到城市之间的等级关系，譬如天津的城市地位与地方商贸之间的关系，对王岗老师的影响非常大。在论及地方道教时，王岗老师强调，我们应当关注火居道士，他们其实才是道教的主流，可惜明代很少有他们的资料。住在庙里的精英道士恰恰是少数，火居道士占据了民间的大多数。接着，他谈到了“庙宇网络”这一概念，使用这个概念，能够看清天后宫内部如何运作，法派如何发挥它的作用，通过庙宇和庙宇之间的网络关系来考察法派。另一方面，王岗老师颇为关注明代道士的授箓问题，授箓是他们借以确定宗教身份的方式。为什么要关注宗教身份和授箓问题？王岗老师认为，这就好比宗族中的财产继承权，法派仪式就包括了法派的继承，而法派继承代表了一种社会认可。师父传法给弟子的过程，不仅仅是传给弟子法术，也是把法派中的历代宗师传给他，让弟子和法派中与道法有关系的神明订立盟约。正是与历代法师、神明立盟，他们的法术才有效，作法就需要借助这样的盟约关系。

王岗老师总结道，像清微派下面存在许多法派，全真教下面也有诸如龙门派、华山派之类的传承，一般的经典，譬如说全真教的文书，都是公开流传的，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重要，而在宋代以后，确定道士身份最重要的核心机制就是法派。王岗老师的分享到此为止，接着是各位与谈人发言。

陈引驰老师从中古佛教研究出发，基于对宗族佛教的了解，认为中古社会应当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法派与宗族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中古时期为材料所限，像仪式的具体细节、实际的社会情况等方面，难以作更细致的讨论。近世以下的宗教研究，能在这方面更为深入，值得推进。

李天纲老师谈到，复旦大学的道教研究和汉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史、地方史贯通，这样的学术背景是复旦的特色，也是长处所在。李天纲老师自己是历史学的背景，王岗老师是文学研究的背景，而且和古籍所明清文学研究的传统也有关联。现在复旦建设宗教学系，如何以复旦既有的文史哲研究来共同推动一个比较深入扎实的综合性学科的发展，像芝加哥大学的跨学科研究一般发挥综合性大学的长处，是需要思索的问题。就道教研究而言，根据王岗老师研究的法术、法派、科仪等问题，李天纲老师认为道教其实是一种体制性宗教。以往某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教是非体制性、弱组织性的，不像西方拥有教会这样的组织。用今天的眼光看，道教的体制还是有的，只是与西方不同而已。道教的体制，从龙虎山、茅山、青城等到金元以后的全真，其系统性甚至比佛教的十方、山头要强。因此，任何宗教其实都有一种组织化、体制化的倾向。如果我们把儒教作为一种宗教的话，那么儒教的体制最为完整，进入到中央层面。而道教也有全国性的体制，也受到官方册封。除此之外，道教又具有下层信仰、民间信仰的特征，受到儒教的排斥。从中央祭典来看，儒教的祭典采用礼生，步入明代，这一套不再被皇帝所采纳，由道士取代了礼生的角色。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的基本宗教是社会性的、混同的。因此，如果用人类学的方法看待三教合一，它并非教义的问题，恰恰源自庙宇、山头等网络的交织，尤其是祭祀系统。祭祀系统兼具地方性和普遍性，分散各地，但如果合起来看，用一个理的系统来看，它又是完整的。李天纲老师强调，我们以汉语为母语研究，能注意到西方汉学所未能察觉到的一些问题。像西方的很多学者看上去是研究中国，但常常把中国问题偷换成关注西方问题。我们的研究还是要以关注中国问题为主，固然可以关注普世的问题，毕竟很多问题都需要采纳人类的一个普遍思维，但以中国学者的身份而言，能做得更好的还是关注中国本身。

王振忠老师说自己主要做社会史研究，接触到的文献门类非常多，从宗教方面看，就有扶乩、朝山进香等问题。拜读王岗老师的新著之后，他比较关注其中有关齐云山的问题。王岗老师的这部书，涉及到政治、文学、艺术、思想史等方方面面，其中有关齐云山的部分，根据王振忠老师的理解，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介入和齐云山太素宫的建立，这使其名声大噪。嘉靖年间，山川地位上升最明显的就是黄山和齐云山，而这一过程是皇帝和道士合作完成的。齐云山关系到很多方面，从文人诗的角度，当时江南地区很流行所谓“黄白游”。江南士大夫热衷于前往黄山、白岳一带旅行，并受到当地官府和富商的招待。黄山和齐云山用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就迅速成为天下名山，得到文学、哲学、官府、士大夫等诸多方面的推动。而从一般民众的角度看，当时流行朝齐云、朝九华，二者成为徽州民众生活中最重要的两大朝山进香活动，乃至婺源等地居民也将当地山川命名为齐云岩等称呼，以模仿齐云、九华。这两种朝山进香习俗，到了清代被联系起来，成为华云进香，其具体路线为先到九华山，再到天台峰（非浙江境内的天台山），逆时针再走下去就到齐云山。当时的人认为，只要在朝山过程中将这三座山都走过，就能同时获得佛道二教神明的保佑。但明代齐云山的朝山进香活动，之前的研究还有许多探讨未清的地方，所以王岗老师在这方面作了推进。而限于材料，九华山进香和齐云山进香，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将其扭合起来，尚有待发掘。就材料而言，明代关于齐云山朝山进香活动的资料还比较少，王振忠老师对王岗老师在书里用到的玉虚宫碑刻文献很感兴趣，里面提到了著名道士汪泰元和方琼真，还有其中的好几个信士，这是道士和民间社会相联系的一个很重要资料。还有正德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的碑刻，其中有“祝延皇帝圣寿”等语句，这就逐步发展为后世民间的祝寿会。而清代保留的资料更多些，比如道观和某个社的信众签订的契约、稀有文书等等。王岗老师新著的相关部分，为我们如何处理这类材料提供了启发。

朱海滨老师谈到，研究中国历史，不能脱离国家因素的影响。研究地方史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国家政权，所以王岗老师的著作架构对了解明代中国的国情颇有帮助。朱海滨老师坦言，他受华南学派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出生在农村，从小接触与道教有关的民俗故事。他小时候居住的堂屋就常常用来停柩，当时前来作法的都是火居道士，可谓耳闻目见。由小及大地出发，宗教责任者就是把民间和国家联系在一起，道士既走上层路线也走下层路线。在历史研究的领域，我们要注意回到历史现场这一问题。

历史学到底是不是科学？朱海滨老师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学者的做法是把历史看做科学，所以很讲究考证，而不作过多的发挥，比如意识形态等问题。朱海滨老师自己的研究，也以科学部分为主，将意识关系视作历史的外沿。因此，朱海滨老师认为，无论佛教还是道教，对它们的基本材料进行解读，一定要站到局外者的立场。历史材料的很多写法都有问题，需要回到历史的框架才有意义。他从王岗老师书中谈到的云南移民为例进行引申，这类移民不少是军人的后代，而他们带去了所谓中华文化，形塑了当地的文化认同。后世形成的文化认同中，许多人原先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这类文化现象在历史上不断进行，而其中的细节就需要细致的考证。朱海滨老师希望年轻的宗教学者回归历史现场，立足考证，揭示当时环境下宗教的本来面目。

白若思老师首先提出了宗族和法派构造的问题，普通道士也好，高道也罢，他们都对自己的法派很重视，那么法派中有没有后来的建构部分呢？到底哪些属于明代，哪些属于后来者建构起来的？第二个是他自己也关注到的领域，即明代天津天后宫这一个案。当时的道士如何把民间信仰纳入他们的体系，并且不影响他们的合法性？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道教在明代国家体系中地位到底如何。白若思研究员认为，明代的宗教政策颇为微妙，道教和佛教都受到严格控制，彼此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王岗老师的著作对我们了解道教的具体地位和担当的角色颇有帮助。

王岗老师回应道，法派的构建和宗族一样，存在后世附益的性质。其实，明代刘渊然的法派都会追溯到刘渊然的师父赵宜真，王岗老师认为，追溯到赵宜真是建构出来的，但是刘渊然肯定是真实的，因为他的很多弟子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就像宗族，往上都会追溯到很有名的祖先，但近几代的祖先往往比较可靠，这再次说明道教法派和宗族之间的可比性。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天津天后宫为例，这其实还是劳格文教授提示给他的。全国都有天后宫，但天津的天后宫是元代基于漕运在天津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因此尤为特殊。起初，该地的官员是佛教出身，后来变成道教官员主理其事，具体的变化过程还不清楚。天后和民间信仰的关系非常紧密，包括每年天后出巡的时候，其属下女神都会一同出巡，其中包括眼光娘娘等等，这些都属于民间信仰。河北地区民间信仰四大门（狐狸、黄鼠狼、刺猬、蛇）等精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神祇是王三奶奶，根据传说，她原先是地方上的灵媒，后来成为这些精怪的统领者，同时是地方灵媒的祖师。天后宫就有王三奶奶的殿堂，其信徒尤其是女性信众仅次于天后。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把王三奶奶引入天后宫，但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这样的引入是成功的，是把民间信仰引入到官方庙宇之中的成功案例。每到天后诞辰，天后将要巡游的时候，地方民众会组成许多会，如法鼓会等。我们注意到，其中有的会完全是由道士组成，有的会则由道士指导，从中可以看出道教和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至于道教在明代官方体制中的地位，明太祖开始，国家政策重视道教，用道士代替礼生举行国家祭祀，这是朱元璋礼制改革中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历代皇帝很重视朱元璋定下的“祖制”，而统治者重视宗教也意味着对该宗教的控制。回到社会史的领域，比如明清时期的纳税问题，纳税其实是国家承认个人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国家承认一个人是民户，给予其特定身份，其方有义务交税。类比来看，国家认可道教，所以要对道教加以一定程度的控制。朱元璋设立的神乐观，以其中的道士主管祭祀，而这些道士拥有一个上升渠道。神乐观的上层主管单位是太常寺，再往上是礼部，可以一步步升上去，也可以外放去地方上的国家宫观做住持，如武当山。明代的政府体制中最重要的两部就是礼部和吏部，而明代一共有六位礼部尚书是道士，还有另外五位礼部侍郎也是道士。道士出任中央官员，引起儒家士大夫的不满，万历以后祖制发生变化，东林党兴盛，他们回归理学传统，可能对道教的地位有一定负面影响。比如之前要派道士前往五岳四渎进行祭祀，这种情况在万历以后变得比较少。儒家和道士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具体利益的冲突。在这种打压之下，明代的宗教政策有所调整。总的看来，道教应当是明代官方统治的联盟。

许蔚老师谈到，王岗老师之前的《明代藩王与道教》一书关注整个国家体系，以朱明宗室系统为代表，关注由中央到地方的一个过程，道教跟随藩王进入地方，比如西北的地方音乐来自中央的内府系统。王岗老师的新著则反过来关注地方的道士、地方的仪式，如何一步步进入国家系统，或者以刘渊然的名义再散布到各个地方。朝山活动在原始文献中是地方性的小区块，我们通常接触到是时代较晚的材料，一般把它放在地方道坛、地方宗教的框架内，很难看到它背后有一个国家性的网络在，会去把齐云山、龙虎山、茅山等联系起来。过去我们往往把它们放在正一的体系下，但正一包括的东西太大了，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具体网络还不清楚。在法的传承过程中，法术也会发生异变，王岗老师的新书也关注到这一变化的过程。此外，法派的传承既有地方性因素，也有法派影响力扩大的因素。在法派追溯问题上，刘渊然是皇家认可的高道，法派追溯到刘渊然具有加强影响力的作用。赵宜真和他不一样，没有刘渊然的高级身份，影响始终局限于赣州。许蔚老师认为，这种追溯可能只是一种对于祖先和祖法的尊重，因为体制的问题，必须要追溯到老师的老师。道法要保证有效，必须要有传承，要追溯到有效验的祖师，所以从刘渊然往前追溯和后世追溯到刘渊然情况颇不相同，但里面肯定存在建构的因素。我们现在的许多学者会有一个意识，知道道教在中国文学特别是白话小说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实际在论述时往往并不太关注道教的具体影响，以及道教在某一个时期的具体状况如何。像是许多文学文本和道教的具体情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西游记》与道教，过往的研究不是不关心，但不太关心真正的道教，未能回到历史的现场。王岗老师的著作回归到具体的脉络、具体的环境中，对我们研究明代小说很有启发。

胡劼辰老师认为，明代在弘治初年就有了要求礼制改革的事件，表面上是礼制改革，其实也有财政因素在其中，儒家士大夫攻击礼部的道士花钱太厉害了。诸如这样的事件，其实都与儒家和道教的冲突有关。王岗老师的书对他研究明清道教大有帮助，比如“镶嵌”这一问题，用镶嵌的形式把底层道教活动接续起来，考虑到明代的地方道教资料不如清代丰富，这样的接续是很了不起的。另一方面，道教研究限于材料，本身就需要用到许多文史方面的著作。王岗老师将道教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不让道教研究成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意义尤大。

高丽娟老师也谈到了“镶嵌”对于她个人研究的启发，通过王岗老师的论述，道教镶嵌在从上到下的历史网络中。她在从事清代道教研究时，也注意到道士的法箓尽管是官方认证，但其实也有一个地方上的小圈子。如何把握官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王岗老师的著作带给她很大启发。

王启元老师结合自身对佛教的研究，希望佛教研究和道教研究之间可以做到相向而行。他注意到，佛教研究领域原先关注的佛教供养人其实与道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以宫廷供养为例，朱元璋、永乐、正统、万历诸帝，在佛教研究领域都是很重要的佛教供养者，但他们其实也参与了不少道教活动，而以往很少有人把道教、佛教共同供养拿来研究，佛教研究者只关注其佛教影响。正如晚明以后江左、江右的地域文化相向而行，恰恰与道教、佛教的相向而行并行不悖。

张琬容老师表示，上海城隍庙最近在做中国道教史的一套丛书，王岗老师的新著刚好可以作为其中明代道教的部分。她注意到王岗老师谈到商人在天津天后宫、茅山等地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过去在谈论国家、宗教和地方社会的互动时，商人这一角色往往被忽略掉了，我们会注意文人和地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商人如何把金钱通过宗教转化成功德，其实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巫能昌老师指出王岗老师的新著可以正面回应学术界关注的许多议题，他就其中两点谈谈感受。其一，王岗老师在书中提到明代净明道和宋元净明道之不同，以往的学者会从地方宗教实践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按照劳格文教授的看法，道教包含在地方社会之中，并非共时的社会现象，而是历时性的历史文化进程。王岗老师在书中揭示出道教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许多影响，比如说道教的仪式框架、以庙宇为中心的社会之形成，这些都能正面回应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书中揭示出的徽州、江南不同地域的道教形态，为地域性道教史研究提供了典范。其次，就精英道教和民间道教的关系、经典道教和地方法派的关系而言，道教是单数的而非复数的结构，我们需要关注其不同面之间可能存在的非常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参考宋明儒教“礼仪下乡”的相关研究，问题集中在如何理解“礼仪下乡”“下”这个字，它并非简单地跑到地方上的过程，最重要的可能是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变化，王岗老师在书里也关注到道教进入地方而产生的变化。如何把道教纳入明清史的领域，去解构儒教大趋势的既往看法，纠正人们谈及明清时形成的中央集权、儒教国家的固有印象，而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很多元的形态。王岗老师的著作为我们思索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讲谈会的最后，王岗老师感谢大家的到场，大家一起交流和沟通是收获最大的过程。在热烈的气氛中，本次讲谈会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