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2024年党纲标题

我们先要讨论一下美国学者、前政府官员在一些著名期刊、报纸和网站上发表的各种战略主张，这是因为我们之前从美国战略学术界获得的对华政策公开讯息与共和党官方公布的对华政策之间存在一定偏差。

美国知名国际关系期刊《外交事务》2024年第4期刊载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美国下一步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其中不仅有战略学者的观点，也有两党前官员、顾问的观点。他们彼此争论激烈，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派别，即“对华接触派”、“对华竞争派”和“对华速胜派”。他们的辩论基于如下共识，即过去四年美国已经扭转了不利地位，重新取得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他们的分歧在于，美国在已有优势的基础之上，接下来应该采取针对中国的什么行动。

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大选中，美国战略学术界也曾经进行旷日持久的辩论，而今年相关认知已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2015年到2016年，他们辩论的主要内容是过去40年对华“接触”政策是否已经失败，以及“接触”政策应该如何修正和调整。到了2020年，当时两党的争论最为激烈，核心话题是拜登和特朗普谁能对付中国，这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甚至升级成为中美两国各自知识群体内部的论战。到了2024年，美国战略学术界针对中国的讨论出现了新动向，主流观点都认为拜登政府过去四年对华政策是成功的。但是“接触派”认为，既然美国已经重新取得相对于中国的战略优势，那么美国应该在这种优势的基础上重新采取对华“接触”政策，确立对于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竞争派”认为，美国应该保持过去四年的对华政策，巩固已经取得的战略优势，致力于推动实现中美竞争的长期目标；“速胜派”则认为，美国应该在战略优势的基础上推动对华“新冷战”，立即采取更加全方位的、严厉的对华打压政策，让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

“速胜派”的观点最为引人瞩目，其代表性人物有特朗普时代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明（Matthew Pottinger），以及前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否认“新冷战”的存在，而是应该承认其存在并且努力赢得这场“冷战”。他们支持拜登上台初期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政策，但是认为拜登没有将已经取得的成果转变成为更进一步的胜利。他们反对缓和对华关系，认为“管理竞争”只会导致美国的自满，牺牲美国的长期利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博明曾经在特朗普政府中任职，加拉格尔曾经在众议院主持通过大量反华法案，但是他们的观点是否将会指导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这个应该受到怀疑。他们表达观点之后，并没有得到特朗普本人、他的亲信的回应，也没有反映在共和党公开文件中，因此他们的观点可能与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一致。从两人的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上看，他们更像是自由主义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与特朗普的思想体系是矛盾的。

博明其实在特朗普任内并没有真正得到重用，只是在“术”的层面发挥作用。他在2021年国会山暴乱之后宣布辞职，在关键的时刻没有经受住政治考验。甚至2022年他威胁要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这完全背叛了特朗普阵营。而且更重要的是，2021年1月国会山暴乱之后，特朗普已经被美国两党主流精英认为是美国民主的践踏者，博明对华政策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博明试图动员整个美国社会与中国进行全方位对抗的努力只能是空中楼阁。

又如，加拉格尔在众议院任职期间，与共和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特朗普派之间关系非常紧张。他尚未完成本届国会任期，就提前宣布“跑路”，目的是报复特朗普派。他在众议院推动的各种立法，其实是为了限制和约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而不是支持其路线。加拉格尔经常以共和党对华政策代言人的口吻发表观点，但实际上他恰恰与特朗普不是同路人。

前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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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虽然目前民主党内部存在比拜登对华政策更为强硬的主张，共和党内部也存在比特朗普对华政策更为强硬的主张，但是它们尚未被两党各自多数派所接受。“速胜派”的观点需要很高的国内成本，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那些主张对中国采取超级强硬政策的政客已经在共和党初选中被淘汰。特朗普现在之所以受民众欢迎，是因为他将政策重心转向国内，这次公布的竞选纲领就是最集中的体现。博明希望增加对华竞争投入，但这只是出于个人的恩怨，特朗普尚未表达支持，他仅仅关心经贸问题。尽管如此，“速胜派”未来的影响力是否会增强，依然有待保持观察。

奥布莱恩是特朗普内阁中极少数没有与之背叛的对华强硬派官员。但是在通读奥布莱恩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之后，可以感受到它更像是一篇充满其个人色彩的政策宣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治话语只是被用来进行点缀。例如，特朗普拒绝为盟友提供更多帮助，但奥布莱恩却大谈特朗普可以更好地巩固和扩大与盟友的关系。特朗普拒绝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政策，而奥布莱恩却说特朗普将会为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性的武器，并且支持扩充北约的地面部队。特朗普很少关心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权，但奥布莱恩却反唇相讥拜登政府忽视民主价值观。特朗普最关心的是限制移民和边境安全议题，奥布莱恩却只字不提，反而鼓吹扩大军队规模用于对外作战。这些论述与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反，奥布莱恩及其理念相似者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究竟将会起到什么作用仍然有待观察。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

图源：AP

可能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在本次大选中，一个重要特点是两党候选人并没有过度炒作中国议题，尤其是特朗普本人一直在回避相关讨论。首先，特朗普本人自从2021年1月卸任之后，极少直接针对中国发表观点，除了众所周知的关税议题和汽车进口议题，我们在其他方面能看到的相关表述非常之少。他在接受采访时曾经两次被问及台湾议题，但都刻意回避。此外还有一些夸张的、开玩笑式的表述，很难被认为是有效信息。其次，在拜登和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中，两人基本上没有太多提及中国。这与2008年总统大选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中国议题显然被边缘化了。再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7月8日通过了长达16页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纲草案。草案中提到了共和党的20个政策目标，竟然只有两句话提及中国，完全没有提及台湾地区。而在中美建交之后，共和党在每四年一次的政纲中都会提及台湾地区，这标志着共和党的对华政策理念出现较大变化。

6月27日，拜登与特朗普在首场辩论现场

图源：Getty Images

因此，上述提到的《外交事务》期刊中的各种观点凸显了精英主义色彩，实际上与特朗普未来的对华政策是脱节的。相关的辩论仅仅局限于学术圈精英内部，没有任何一种观点可以被认为代表特朗普本人。特朗普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只考虑迎合民众的诉求，他本人不相信任何精英，也不相信任何战略智库。我们要想从学术期刊或者智库报告中了解特朗普的真实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也不能从前政府官员的表态中看出端倪，只能观察他本人的言论以及共和党·的·官方表述。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议题已经不再吸引两位候选人，尤其是在特朗普的议题框架结构中，中国议题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类似的现象，即美国政府需要处理更为紧迫的议题，因而搁置讨论对华政策。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了反制苏联，选择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21世纪初，小布什本来已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在刚上任的几个月之内采取比较咄咄逼人的政策，但是9·11事件之后出于反恐斗争的需要他选择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共和党的政纲草案具有极强的“美国优先”色彩。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将会专注于国内事务，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孤立主义政策，避免与其他大国的冲突。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曾经试图进行一系列改革，但是阻力重重，成效很小。但是现在，特朗普已经获得了两个有利的条件，第一是特朗普已经完全控制了共和党，在党内大权独揽。特朗普的敌人都是美国最强大政治力量，如金融财团、军工复合体、情报机构、主流媒体以及大多数科技公司。而他自己掌握的资源很少，支持者大多是弱势的平民。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集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武器，可以提高组织力量和斗争能力。第二是联邦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判决，认为美国总统可以对在任期间的所有“公职行为”享用广泛的豁免权。这意味着总统的实际权力边界将会扩大，一旦特朗普未来成为总统，他可以更加坚决有效地推动改革议程。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美国历次总统选举期间的政治话语表述中，共和党总是引领对华强硬政策的主旋律，民主党仅仅专注于人权和价值观领域。然而，在本次大选中，情况与以前截然不同，共和党不再被认为高举反华旗帜。美国战略学术界似乎很多人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为睿智，比特朗普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是原来支持民主党还是支持共和党的学者，大多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表达质疑。

例如，《国家利益》杂志一般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阵地。其主编雅各布·海尔布伦（Jacob Heilbrunn）认为，蓬佩奥和奥布莱恩两个人与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观点是矛盾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们试图引导特朗普对伊朗、俄罗斯和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是在第二任期中，他们将会不得不在特朗普民族主义的外表下伪装他们的真实观点。特朗普是一位“修正主义者”，他对援助乌克兰不感兴趣，而且拒绝承诺使用武力阻止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特朗普对美国与日韩的联盟持怀疑态度，拒绝履行新的安全协议，这种政策将会导致美国的灾难。

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还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年轻学者，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塔夫茨大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他们都在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任职，并且经常合作撰写文章。布兰兹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体现了一种狭隘的自我利益观，对乌克兰等国家可能是致命的。长期来看，这种政策将会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并可能导致更大的国际混乱和冲突。贝克利则认为美国对付中国最有力的三个关键武器是自由民主价值观、联盟体系以及专业化的官僚精英团队，而特朗普却正在抛弃它们。

还有一个人的观点更有代表性。年过八旬的资深记者孟杰慕（James Mann）是众所周知的对华强硬派。他认为博明的对华思维过于理想化，无法付诸实践。这是因为，特朗普从来没有说过为亚洲盟友提供更多支持，他上台之后一定会削弱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关系，并且会中断与越南的双边合作。此外，特朗普无法联合欧洲国家在贸易、技术和制裁方面对抗中国。他认为“特朗普只是在言辞上强硬但在行动上并不强硬”。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也会在重大问题上展示战略决心，但是这种承诺显然是不可信和没有底气的。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将会不同于第一任期，其内阁中有两类人的政策主张值得关注。一类是“杰克逊主义者”，如特朗普的亲信、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万斯（J.D. Vance），他认为美国应尽量减少与中国的战略接触，通过减少对华经济依赖以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并且重新考虑在亚洲的前沿军事部署。第二类是“汉密尔顿主义者”，或者被称作“保守现实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他认为美国大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中国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自己不可能获得战略优势，必须依赖盟友体系来对抗中国。与博明、加拉格尔、蓬佩奥的观点不同，科尔比对于意识形态问题不感兴趣，中国的经济实力才是美国的真正挑战。

特朗普的言论和共和党的政纲草案已经将美国真正的安全威胁定义在美国内部，而不是外部。特朗普所界定的敌人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建制派的精英，而不是其他国家。由于特朗普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更为忠诚于自己的团队，蓬佩奥、奥布莱恩等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政客的影响力已经明显被稀释了，他们未来是被作为一种政治筹码，还是说其政策主张一定会被特朗普付诸实践，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现在还难有定论。

此外，虽然两党精英大多认可拜登政府过去四年的对华政策成就，并且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延缓了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但拜登战略的经济成本较高，难以长期持续。拜登和特朗普都试图进行战略收缩，以减轻美国民众的负担，但拜登的战略收缩不够坚决，收缩的程度依然不够。至少从现在的民调数字来看，民众对他的经济政策并不满意，通货膨胀和债台高筑抵消了表面上的经济成绩。特朗普之所以受到民众欢迎，是因为他的战略收缩更为坚定，这样做可以让美国民众获得更多实惠。只有孤立主义路线才可以节省美国的经济成本，提高民众的支持度。

我们可以简单展望特朗普未来四年的对华政策，其中或许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特朗普似乎不愿意看到美国卷入任何战争。他将会推动俄乌冲突的结束，并且在第一任期的基础之上更为坚定地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如果发生战争，那么特朗普就会依赖原来的官僚体系、情报机构、金融资本和军工复合体来解决问题，而这些势力都是特朗普所说的“深层政府”。特朗普并不是要放弃美国霸权，而是要为美国霸权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以后再重新承担国际责任，这个过程需要依赖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二，2021年国会山暴乱事件之后，美国内部政治的急剧变化已经深刻影响对外关系，煽动对华敌对情绪已经完全不能有助于缓和国内矛盾。特朗普认为自己遭受民主党的司法“迫害”，不断扬言将会报复政敌。根据共和党的政纲草案所述，特朗普在未来宝贵的四年里将会集中精力落实“美国优先”政策，专注于解决美国内部问题，对官僚体系进行大换血，对美国政治进行改革，而不是因为外部事务而分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将会从不易预测变为容易预测。

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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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注意如下几点。尽管特朗普肯定会对中国采取严厉的经贸政策，但是经贸议题并不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全部内容，而且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经贸冲突同样会加剧。虽然他的一些对华政策表述明显具有夸张性，但中国事务在特朗普的议题框架结构中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相比而言，美国国会是反华力量的中心，总统和行政机构相对务实，这个特点可能仍然会延续。

我们应该谨慎区分特朗普本人的观点和其他共和党政客的观点，谨慎区分学术观点与实际政策。有一些共和党人假装自己代表特朗普本人的立场，但实际上二者究竟有多少关系，目前很难看出来。美国并不存在哪个党比哪个党对华政策更加强硬的定论，也不存在自由派与保守派谁的对华政策更加强硬的定论。中国应该与美国战略学术界中的各种精英群体保持密切接触，尤其是更多地与我们原来不太熟悉的群体之间进行交流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