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浩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教授

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执行副主任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简称“美研中心”）已经走过四十年不平凡的历程。时光飞逝，作为青年科研人员的我从2016年夏天毕业入职算起，不知不觉间竟也已来到在美研中心工作的第十个年头。过去十年是美研中心全面、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我在有幸成为这一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的同时，更充分感受到了中心的温度，尤其是她对青年学者成长的关怀与支持。

2015年底，我刚刚结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公派联合培养项目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在进行博士论文收尾的同时着手准备找工作。那时，“海归”博士仍然是国内顶尖综合性大学人才引进的硬性条件，即在海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的应届毕业生才有机会应聘教职，鲜少有例外。国内应届博士生要想寻求在这些高校的任职机会，需首先申请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并取得突出成果，难度极大。基于此，我一开始就把求职目标锁定为北京几家不以“海归”或博士后为招聘条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想来有趣的是，初出茅庐的第一次求职面试便铩羽而归，而且我是在第一轮面试后即被淘汰，连进行试讲的机会都没有。那天一路走回学校，恰好碰到当时入职学院时间还不长的左希迎教授。左老师亦师亦友，不仅在我博士一年级时就在学院的学术活动中担任我论文汇报的评论人，还在我出国期间和回国后多有指点。他在听到我的“遭遇”后淡然一笑，以过来人的视角传授经验，让我的心态一下子就变得轻松了起来。正是在这次交谈中，他提到可以尝试联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我知道美研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是他的博士生导师）。

2016年初，尽管并无任何被复旦和美研中心录用的信心，我还是鼓起勇气给吴心伯老师写了一封自荐邮件。很快，左老师也给吴老师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吴老师第二天一早便发来邮件，答复我美研中心会经由主任会议讨论并“认真考虑”我的求职意向。后来，便由教授大会安排了我的招聘面试并高票通过。在此之后，中心和国际问题研究院又专门向学校打报告、请示对我的“破格招聘”，终获学校批准同意。可以说，如果没有美研中心在校内的极高声望及其不拘一格、打破常规的魄力与眼界，我不可能有机会进入复旦，而这次难得的机遇也让我深感必须努力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美研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美国研究的“国家队”，正是一流的平台给予了作为“青椒”的我快速成长的强大助力。从硬件环境看，美研中心使我在事业起步阶段即可心无旁骛地专注科研工作，而无须受制于办公条件和科研经费这些“柴米油盐”的现实因素。在拥有令人欣羡并且全新办公设备一应俱全的独立办公室背后，是中心对年轻人的关怀备至。记得刚刚办完报到手续，美研中心办公室主任陈丽萍老师就跟我说，“（中心考虑到你）毕业一个人刚来上海不容易，给你安排了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由于我好静并喜欢独处，这样的办公条件可谓梦寐以求。在理想的工作环境中，我很快完成了对博士学位论文的修改、完善并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接出版事宜。美研中心考虑到我当时手上还没有科研经费，就专门安排了出版经费。2016年底，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得以顺利出版。2024年初，我的第二本学术专著《从周期到认同： 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范式创新与议程重置》更是有幸作为美研中心学术品牌之一的“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丛书最新成果，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百廿校庆之际入选“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120种新出版著作”。

比一流硬件环境更重要的，当然是美研中心一流的科研平台和学术氛围。囿于篇幅，我仅举两例感触较深的亲身经历。首先，美研中心一流的科研平台能够为青年学者提供成长“快车道”。对于青年学者而言，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级、省部级重要项目的申报是一项艰巨挑战，也是相对著作和论文而言更难把握的事情，特别是国家社科重大类项目的申报往往还有职称要求。得益于美研中心作为美国研究“国家队”的地位，我在副高职称期间就有机会申报“新形势下美国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类项目并获批立项，这对我推进关于美国政党政治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美研中心的多个基地重大项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等也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2016年至今，我作为项目成员或子课题负责人，先后深度参与了达巍、倪峰、吴心伯和谢韬等国内美国研究领军学者主持的上述项目，这样的独特经历使我在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的成长。

除了一流的科研平台，美研中心浓厚的学术氛围也提供了青年学者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美研中心的前辈和同仁既是在各自研究领域独当一面的代表性学者，又是一支团结协作的学术队伍，其中对年轻一代的指导和提点是中心的传统，也令我受益良多。工作后，我结合自身学术兴趣和中心科研需要，将研究重心从博士期间的美国国内政治、社会联盟重组对其对外战略演化的影响，逐步过渡到更为纯粹的美国国内政治研究，特别是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等的理论研究。在此背景下，记得刚进中心不久，我就给《复旦学报》写了一篇题为《“特朗普现象”与美国政治变迁的逻辑及趋势》的学术论文。第一次在《复旦学报》发文，内心很是忐忑，于是我把初稿用邮件发给吴老师审阅把关。吴老师治学严谨和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早听闻他会把学生的论文打印出来逐字批阅，没想到我这次也体验了一下作为学生的待遇，只不过当看到自己的文章被打印出来并且每页都有吴老师用红色圆珠笔仔细审阅批改的痕迹时，与大多数学生可能惶恐的心态不同，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现在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吴老师把初稿中的“肯定性行动”这一表述圈出来，建议我改为“扶助行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研究美国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学者都把“Affirmative Action”直译为“肯定性行动”，但这一表述对那些不了解相关背景的读者来说会感到很奇怪，而“扶助行动”就清楚许多。从吴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中心和复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传统。

美研中心还是国际特别是对美交流的重要窗口，这一窗口作用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更显难能可贵。除了能在美研中心接待和接触来访的美国政界、学界和社会人士并频繁参与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外，对我的研究工作同样重要的，是美研中心作为外交部重点合作单位提供的赴美调研机会。其中，2018年先后两次以及2024年上半年随外交部专家学者小组赴美调研的经历，让我收获最大。2018年4月那次调研的特殊性，在于恰逢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发起大规模贸易战，我们在华盛顿同政府官员和一些重要智库的交流有助于第一时间深入了解美国对华政策变化背后的一些深层次、动态性因素。2018年11月，我们除华盛顿外还特意选择了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调研，特别是与小城绍姆堡以及一些制造业企业和协会的交流，让我对美国中西部“铁锈带”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了直观的了解。2024年6月，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的调研则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大选背景下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政界、学界精英对本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看法，尤其是参访美国国务院并同时任“中国屋”负责人兰伯特（Mark Lambert）的面对面交流，让我深受启发。

近年来，随着国内区域国别一级学科建设的兴起，美国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在此背景下，美研中心更加鼓励老师走出去、到美国去，进行在地研究、田野调查。得益于美研中心和复旦大学提供的发展平台，我于2024年9月起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复旦—加大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任期两年。该中心不仅是复旦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研究中心和推进国际化的重要一步，还开创了中美两国主要高校首次合作创建并运营中国和中美关系研究机构的先河。一年多来，一方面，我积极筹划和参与该中心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推动以复旦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为主体的中美间学术和人文交流，包括筹备和接待复旦校级代表团来访交流、为两校学生互访和探索推进研究生双学位项目创造条件、邀请美研中心和国内其他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来访交流、举办中美青年学者会议和相关学术论文工作坊等。另一方面，我也与美方同事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特别要感谢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赵文词（Richard Madsen）教授、光磊（Lei Guang）教授和史宗瀚（Victor Shih）教授，他们在学术上对我的启发、工作上对我的支持和生活上对我的关照都让我在美国的这段时光倍感温暖，坐落在太平洋沿岸的圣地亚哥四季如春、阳光明媚的宜人气候也令人倍感幸福。此外，我还借这次长驻机会同美国学者特别是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展开广泛交流、在美国进行实地学术调研，尤其是“跳出东西海岸”，先后前往中西部（俄亥俄州）、南方（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西部（内华达州、犹他州）等一些此前从未涉足但十分重要的州和地区访问交流，加深了对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社会形势的了解。毫无疑问，在美国内政外交面临深刻时代变局的特殊背景下，这段赴美工作经历为主攻美国国内政治研究的我提供了绝佳的观察窗口和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机会，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重要篇章。因此，我很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到访美国更多地方、接触更真实的美国。

这就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关怀与支持青年学者成长的真实故事和生动案例。在美研中心迎来四十华诞之际，我在大洋彼岸衷心祝福她的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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