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学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和战略学院克劳斯杰出研究员，《环球亚洲》（Global Asia）杂志主编

韩国延世大学的荣誉教授文正仁围绕中美战略博弈的驱动力和表现以及 “中等国家”（middle power）的抉择路径展开了深刻剖析。

中美两国已进入激烈的战略竞争阶段，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地缘政治竞争。美国采取战略攻势，通过推行印度太平洋战略和加强其在该地区联盟来包围甚至遏制中国的军事扩张，例如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涉及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英国-美国防御协议”（涉及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中国台湾地区 海峡、南海、东海甚至朝鲜半岛都已成为危险的爆发点。

战略竞争的第二条战线是贸易和投资的地缘经济领域。美国寻求脱钩战略，旨在将中国从全球供应链中孤立出来。华盛顿敦促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通过加入印度太平洋繁荣经济框架（IPEF），将其在中国的投资重新投资、近岸投资和友好投资。中国则通过强制性经济外交、“双循环”战略（依靠出口和国内消费）以及最终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来应对。

高科技技术也已成为另一个激烈竞争的根源。起初，国际社会多视中国为西方经济模式的追随者，而今，中国已蜕变成为创新与发明的引领者。据日本《日经》杂志的高科技竞争力年度评估显示，中国在AI、量子计算等领域已超越美国，自2018年起，在多个关键技术项目中占据领先地位，且自2020年起，相关领域的专利注册数量亦跃居全球之首。中美之间的技术民族主义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美国意识到中国在竞争力、国家安全和技术标准方面构成的严峻技术挑战，对中国采取了严厉措施，包括限制中国获取美国核心技术，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技术联盟。拜登政府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起了“Chip 4”联盟，以应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挑战。与华为的情况一样，美国向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采取统一行动，对抗中国在 5G 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

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也是战略博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特殊价值观在人权、民主和法治领域的冲突已显而易见。美国通过组建民主国家联盟，动员其他国家的支持，批评香港和新疆维吾尔族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恶化。而中国则否认有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强调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版本。

最后，中美之间对区域秩序的竞争愿景也很重要。中国主张亚太区域秩序，强调多边安全合作、开放的区域主义和文明多元化。与此同时，美国则倡导以联盟和集体防御、封闭的区域主义和民主国家联盟为框架的印度太平洋愿景。这种对抗使韩国的战略定位变得复杂。

总之，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复杂且紧张的十字路口，双方在经济、科技及军事领域的竞争日益白热化。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促使两国和其他国家在竞争中应该积极寻求合作的机会，通过调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资源，携手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稳定与繁荣的方向发展。

对于韩国这样的地区中等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的平衡策略，并寻求地区共同体建设。但是当前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和通过韩美同盟为基础来追求全球枢纽国家的地位，放弃了前任政府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中间路线，为东亚的国际秩序带来了新的风险。首尔需要采取富有想象力和创新性的方法来超越已有亲美平衡与维持现状之间的选择。

应该提倡一种“超越”外交方法（transcending diplomacy）。超越外交可能是缓解中美竞争和对抗的一个有用选择，因为它主张多边安全合作以及恢复多边机制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和技术问题。人权问题也是如此。这种超越外交提出了艰巨的挑战，韩国无法独自发起这一努力。它应该与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中等强国加强合作。这里的中等国家集团，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它们是美国的盟友，同时也是中国的主要经济伙伴。它们应该就规范、规则和程序达成新的国际共识，以防止中美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技术和价值观方面发生冲突。

挪威驻伊朗大使、资深外交官

Hauge大使指出，全球经济与风险并存，当前局势下，全球各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这些风险一方面预示着潜在的经济机遇，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如疫情等灾难性挑战，这些挑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难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首次扩大，并在疫情期间显著加剧。

在国际合作层面，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国际合作陷入困境，多边机构在协调各国立场时遭遇重重困难。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尽管如此，全球国家仍依赖于国际市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共同挑战也凸显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大国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中美等国的战略博弈影响深远，前者倡导多边合作，后者则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

地区冲突如俄乌战争及其引发的制裁措施，促使部分国家加强合作，应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挑战；同时，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动态也预示着未来可能的权力转移和秩序重构。个别国家由于当前国际体系的动荡和规则的削弱而面临巨大挑战，全球经济放缓对这些国家的减贫和就业构成威胁。

总之，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Hauge大使强调，国际社会需加强合作，推动体系改革，尊重彼此利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以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和平的国际秩序。

挪威诺贝尔学院院长，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前主任、研究教授

作为一位在和平研究、移民与社会网络领域的著名学者，Harpviken教授梳理了当前国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地缘政治竞争、政治极化、虚假信息和误导性内容泛滥、资源、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部分群体对进步和变革持否定或怀疑态度。

通过图表与数据，Harpviken教授详细分析了1900年至2020年间不同类型冲突及战争相关死亡的趋势，揭示了不同国家的内部冲突是最普遍且最致命的模式，1960年后，殖民地冲突显著减少，而国家间冲突则维持低水平。

然而，进入21世纪初，国际化的国内冲突及其死亡人数增加，体现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和激烈性。回顾近两年，尽管相关死亡总数有所下降，但乌克兰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问题仍凸显了国家间冲突的持续性和严重性。

此外，影响当前世界的全球趋势和冲击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复杂图景，反映了地缘政治冲突、疫情持续影响、极端主义威胁、战争频繁与复杂化以及和平协议稀缺等全球性问题。

回顾从1950-2010几十年间不同类型的冲突，一个重要趋势是冲突越来越多地通过和平协议和停火等谈判方式解决，这一趋势反映了在解决冲突中，外交和谈判解决方案日益受到青睐。

最后，Harpviken教授强调，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世界在多个层面正朝着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这得益于同理心、知识与理性的提升，多边合作的成效，国际贸易促进的和平关系，以及发展与增长对冲突脆弱性的缓解。

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及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

复旦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前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和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Geir Helgesen以东西方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主题，探讨了东西方文化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全球化背景的新挑战与机遇。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理念曾一度被视为人类发展的终极形态。然而，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效应迅速显现，迫使西方社会开始深刻反思其模式的普适性和局限性。

在全球范围内，西方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些质疑不仅来自非西方世界，也来自西方社会内部的领导人和学者。他们的批判揭示了西方模式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存在诸多需要改进和重新审视的地方。

Helgesen教授进一步指出，当面对互不理解的情况时，东西方之间往往倾向于用自身的政治假设来填补知识的空白，这种做法会导致误解和冲突的加剧。同时，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尖锐地批评了当代科技巨头如Facebook和亚马逊在全球事务中的非民主影响力，将它们比作新时代的“皇帝”，警示了非民主力量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潜在威胁。

在展望东西方关系的未来时，Helgesen教授提到了亚欧会议是促进东西方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平台。然而，他也指出了这些对话在文化差异弥合方面仍存在不足，未来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深度。

人们应当认识到文化多样性在东西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通过加强跨文化研究和交流来增进对彼此认知差异和思维方式的理解。只有这样，东西方之间才能减少误解和冲突，共同探索人类文明的新路径，实现更加和谐与稳定的国际关系。

奥斯陆大学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刘春荣教授指出，我们所已知的“北欧模式”是多面的，在不同的学科和问题意识下有不同的表达。它通常被理解为社会民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形态及其所塑造的社会质量或发展绩效。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因其突出的韧性，被誉为资本主义制度未来发展的一种典范。同时，北欧模式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跨文化影响的观念，在家庭和性别观念和艺术审美等领域，对中国现代性的开展也产生了影响。

作为福利国家的北欧模式是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一部分，也是上个世纪30年代阶级大妥协的产物。在“民情”（mores）层面上，北欧模式的配方在于对个人生存主义与集体合作主义的平衡。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自由生存理性、路德宗（Lutheranism)以及格龙维（N.F.S. Gruntivg）的民族共同体理念都塑造了北欧模式的规范观念。北欧的福利国家也反过来塑造了社会生活中独特的道德个体主义，并且在生存性危机的时刻能够激活社会团结。对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平衡在疫情以及后疫情时代均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除了这种深层伦理结构，也必须看到北欧模式中的管制市场与亲和社会的机制以及政治生活中的联盟传统。这些因素也使得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契合，并使自身具有生产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对反思东亚的社会契约模式也富有启发。在一定程度上，北欧的共识治理文化也反映在其区域合作和国际治理的态度之中。虽然冷战时期的“北欧平衡”已经不复存在，但就其行为模式而言，北欧国家依然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理解北欧模式的价值也要看到北欧内部的差异性，同时不应忽略国际秩序变化以及老龄化等社会经济问题所带来的挑战，这其中，认同政治和右翼力量的挑战尤其突出，尽管如此，“北欧模式”的规范基础依然具有价值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