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区冲突的扩散效应进一步凸显，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以中东地区为例，冷战结束以来，囿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内部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其安全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和冲突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冲突久拖未决，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从冲突性质来看，中东地区的冲突主要分为内生性、双边性和区域性三大类型。第一类如叙利亚危机、苏丹内战、利比亚和也门国内各派别的冲突；第二类如巴以冲突、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矛盾等；第三类如库尔德问题、跨国恐怖主义等跨境安全议题。

和平赤字和安全赤字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域外国家的利益同样没有保障。因此，实现中东和平不仅是地区国家的关切，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在参与国际冲突管理、提供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中肩负特殊的责任。长期以来，两国在地区斡旋中充分发挥各自的外交传统和资源优势，形成差异化的斡旋机制，深刻影响了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稳定。2020年8月，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四国与以色列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对抗后实现建交（迄今摩洛哥和苏丹尚未与以互建使馆），开启了《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的新一轮阿以和解进程。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推动下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沙伊双方实现和解。2024年7月，巴勒斯坦内部的14个派别在北京共同签署《北京宣言》，为实现和解迈出关键一步。在此背景下，中美的斡旋外交（mediation diplomacy）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前，中美在诸多领域开展大国竞争。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双方的良性竞争能够激发机制活力、提升供给效率，有效回应地区国家的安全需求。相反，双方的恶性竞争会导致话语和叙事之争，甚至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因此，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究中美斡旋机制的动因、运作逻辑与实际成效，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估双方在地区调停中的优势与局限，也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的安全治理模式提供了知识支撑与政策参考。然而，既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探讨中美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缺乏深入的比较研究。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美双方斡旋外交的机理、优势与不足等进行学理分析，并辅以案例的实证比较，以期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本部分选取美国斡旋阿以冲突、促成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达成的外交实践，与中国斡旋沙伊冲突、推动2023年《北京协议》签署的外交实践作为对比案例。之所以将阿以问题与沙伊冲突并列分析，一方面在于两者均为中东地区的关键矛盾，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两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因而构成研究中美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的典型实践。

（一）美式斡旋：阿以矛盾与《亚伯拉罕协议》

阿以矛盾是中东地区的核心民族矛盾，其症结在于巴以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二战结束后，阿以冲突跌宕起伏，深刻塑造了地区的敌友关系，影响了地区的安全局势。冷战后，美国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积极斡旋阿以矛盾，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美国斡旋外交长期偏袒以色列，并忽视巴勒斯坦在其中的角色，因此效力有限。在经过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僵局后，2017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成为美国斡旋阿以冲突的关键转折点。2020年8月，特朗普政府推动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了《亚伯拉罕协议》，两国承诺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随后，巴林、摩洛哥和苏丹也宣布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陆续实现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美国帮助以色列实现了外交突围。

从历史上看，美国最初斡旋阿以冲突具有明确的地缘政治考量。二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将以色列视为打入阿拉伯世界的楔子，旨在防止相关国家在“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下团结起来，构成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另一方面，美国持续利用外部威胁不断巩固其与阿拉伯君主国的关系，构建了以以色列为核心，包括沙特、阿联酋、巴林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轴辐”状盟伴体系。然而，美国的中东盟伴难以拧成一股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因为巴勒斯坦问题及阿以领土争端长期处于冲突和矛盾状态。

1973年，石油危机的发生加剧了美国对一个团结的阿拉伯国家集团的忧虑，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则进一步凸显了中东地区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取代此前联合国的斡旋角色，直接主导和平进程。1973年，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通过“穿梭外交”推动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建交。1978年，卡特（Jimmy Carter）软硬兼施，推动巴以达成《戴维营协议》。尽管美国历届政府都为斡旋巴以问题作出努力，但由于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导致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也因此保持冷战状态。

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打破了长久的僵局。特朗普政府的此轮斡旋实践仍然受到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其核心战略目标在于推动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建立以遏制伊朗为导向的地区性联盟，以此提升对伊朗安全威胁的集体应对能力，并借此巩固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地区国家的战略协调与安全合作，在维持战略影响力的同时，降低直接介入的成本，实现对地区事务的“离岸管控”，将战略资源转向亚太以应对中俄的结构性挑战。

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将反美反以确立为其核心意识形态，并联合地区反美和反以力量构建起“抵抗阵线”，持续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的利益。美国及其地区盟伴将伊朗视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认为其代理人网络是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主要来源。在这些共同威胁之下，美国承诺协助地区盟伴国家保持对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线”的军事优势。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履行安全承诺的意愿持续减弱。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美国优先”方针下强调让地区盟伴分担更多安全责任，推动地区自我协调。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积极促进阿以实现内部和解，试图推动双方组建“中东战略联盟”，以此对伊朗极限施压。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R. Pompeo）曾明确宣称，“中东动荡的主要来源并非巴以冲突，而是伊朗的扩张野心”。美国在中东长期渲染“伊朗威胁论”，促使伊朗成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首要对手。尽管阿联酋等国在形式上与以色列保持距离，但在共同威胁驱使下，他们事实上已陆续开展合作，并在反恐、去极端化、反对伊朗向阿拉伯国家渗透等问题上加强情报交流，美国斡旋阿以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斡旋途径和手段上，美国依靠其结构性权力发挥主导作用，对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国“既拉又打”，呈现出“以实力求和平”的斡旋特点。特朗普利用阿联酋对美国军售的高度依赖，同意在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和解后与其达成关于“F-35”的军售协定，以此作为一种妥协激励。同样，2020年12月，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国在国际制度方面的权力优势，宣布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拥有主权，以此换取摩洛哥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对于苏丹，特朗普则以苏丹处在“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对其施压，承诺如果苏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将恢复苏丹的主权豁免，并向其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在这种威逼利诱下，苏丹结束了从1956年以来与以色列的敌对关系。对此，内塔尼亚胡强调，巴以问题将会从过去的“以土地换和平”转向“以实力求和平”。

在斡旋对象的选择和理念上，特朗普政府奉行“分而治之”，试图绕过巴以问题这一中东核心问题，优先斡旋美国盟伴国家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以此孤立巴勒斯坦，并对其形成压力，迫使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坐到谈判桌上。

特朗普政府还提出名为“走向繁荣的和平”（peace to prosperity）的巴以问题解决框架（即所谓“世纪协议”）。尽管该计划形式上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却在领土、难民返回故土等一系列实质问题上完全倾向以色列，故该计划被巴勒斯坦认为缺乏可操作性。2017年，特朗普直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迁入其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认为，美国此举意味着“选择放弃其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的调解资格”，美国斡旋者的中立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在此背景下，特朗普通过“各个击破”的方式，动员阿拉伯国家绕开巴勒斯坦问题，与以色列分别实现双边和解。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削弱巴勒斯坦以“阿拉伯共识”争取国际支持的能力；另一方面，推动地区议程“去巴勒斯坦化”，将中东和平进程的重点从巴以冲突转向伊朗问题，将巴勒斯坦问题的本质视为伊朗培养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破坏地区稳定，督促“温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立合作，从而使巴勒斯坦陷入孤立。特朗普声称， “当美国开始让其他国家参与进来时，巴勒斯坦人将百分之一百地参与谈判”。这显示出其斡旋外交并非旨在解决巴以矛盾，而是通过外部压力迫使巴方妥协，美国事实上构建了一个以遏制伊朗为核心的地区格局。

从斡旋的效果来看，阿联酋等国与以色列的关系缓和建立在共同的安全威胁认知以及“阿拉伯国家谋求发展，而以色列拥有技术优势”的互补逻辑之上，因此和解具有一定的基础。当前，双方围绕经济合作和网络安全等领域陆续开展合作，并趋于常态化。但是，《亚伯拉罕协议》因其明显的排他性和偏向性而备受争议。协议明显倾向以色列立场，忽视了巴勒斯坦的核心关切，导致其合法性基础薄弱，并被认为是激化地区局势的重要诱因之一。

尽管阿联酋、巴林等国声称，《亚伯拉罕协议》有助于约束以色列并推动巴以问题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该协议助长了以色列“绕过巴勒斯坦”达成地区和解的气焰，反而削弱了其自我约束和与巴谈判的意愿，巴勒斯坦人的权益被进一步忽视。《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后一年内，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该协议对巴勒斯坦人建国诉求的忽视导致哈马斯铤而走险，其于2023年10月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这引发新一轮巴以冲突和加沙危机，凸显了该协议的片面性。2025年1月，特朗普正式开启其第二任期。面对悬而未决的巴以冲突，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和“接管加沙”的主张，并强调将在中东继续推动以实力求和平，进一步落实《亚伯拉罕协议》。这再次表明美国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作为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领导者，沙特被特朗普视为纳入“亚伯拉罕进程”的最终目标。沙特对此表示谴责，重申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实现沙以和解的前提。沙特的反应不仅显示出《亚伯拉罕协议》的结构性缺陷，也进一步表明美国“分而治之”、以施压促和解的斡旋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二）中式斡旋：沙伊矛盾与《北京协议》

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曾经是中东地区的另一组主要矛盾。伊朗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高举反美反以旗帜；沙特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因其亲美属性也成为伊朗的反对对象。与此同时，双方在中东以“身份政治”为工具，激烈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2016年，沙伊关系恶化，双方断绝外交关系，并在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等战场上推行代理人战争，导致地区局势动荡不安。2023年3月10日，沙特、伊朗和中国共同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又称《北京协议》），沙伊宣布重新恢复外交关系，双方同意外交使馆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并激活1998年签订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总协定及2001年签署的安全合作协定。双方还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就现实层面而言，中国参与沙伊斡旋的重要动因在于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沙特和伊朗作为中东主要大国，是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维持能源稳定的重要合作伙伴。2001年以来，沙特长期成为中国在中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在2005—2023年维持了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地位。2016年，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年，沙特王储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访华，将沙特“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就中伊关系而言，尽管受制于西方的经济制裁，双方贸易额有限，但伊朗仍然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数量约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10%。2021年，中伊签署的“25年全面合作计划”进一步体现了双方推动战略协同的意愿。近年来，中国在海湾地区的投资不断扩大，利益网络日益交织。确保沙伊关系的稳定、防止双方代理人冲突外溢，对于维护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整体利益十分重要。在此背景下，中国长期致力于推动海湾地区局势缓和，强化与各国的合作机制，旨在通过斡旋外交夯实互利共赢的基础，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此外，中国将斡旋沙伊矛盾视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承担国际责任的关键举措。中国历来主张中东事务应由地区国家自主解决，反对域外国家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中东国家。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中东事务上更加积极有为。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同阿拉伯国家一道，推动通过对话找到各方关切的最大公约数，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到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到落实巴勒斯坦问题的三点思路，再到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坚持呼吁以对话与和平方式实现地区的普遍、共同、综合和可持续安全。斡旋外交的非暴力性和包容性与中国的安全理念高度契合，并成为中国的实践偏好。

沙特和伊朗经过多年地区对抗后出现缓和意图，为中国顺势开展斡旋提供了契机。2015年沙特干预也门冲突以来，其军费开支持续高企。2022年，沙特的军事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4%，仅次于战时的乌克兰，成为世界上军费负担第二重的国家。沙特的地区行动还产生了不利于己的负面效应。2019年，阿布盖格（Abqaiq）和库莱（Khurais）油田遭受胡塞武装袭击，产量锐减50%。2022年，沙特首都利雅得，港口城市延布、吉达的石油基础设施再遭袭击。沉重的负担和蔓延的战场阻碍了沙特国家转型计划的实施。伊朗方面则长期面临国际制裁压力。自2018年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后，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伊朗经济雪上加霜，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2021年达到40.13%的峰值。经济困局还冲击了政治稳定。沙伊在长期的教派冲突和地缘博弈中均未获得预期的安全利益。为了摆脱零和困境，集中资源发展国内经济，双方自 2021年起在伊拉克、阿曼先后进行了多轮接触，但由于缺乏可信的保证人和协调者，和谈进展有限。

中国抓住有利契机，顺势而为，积极发挥斡旋促谈的作用。在斡旋途径和手段上，中国先是通过高层互访推动协调和磋商，继而依托其经济大国的资源优势，以提供经济激励促进关系缓和，将经济合作作为和解的巩固器，在机制上呈现出“以发展促和平”的特点。

长期以来，中国在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原则基础上与沙特和伊朗均保持了友好关系，由此带来良好的声誉，赢得了双方信任，具备在斡旋中“拉近冲突方距离”和“协调彼此关切”的独特优势。这为中国在斡旋初期有效促进双方沟通与对话提供了基础。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沙特表示期望能邀请中国充当沙伊的中间调解人，其诉求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2023年2月，伊朗前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访华期间，中伊围绕如何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展开讨论。中国传递了沙特方面的缓和意愿，并提出帮助调停伊朗和沙特的冲突，这些举动受到伊朗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沙特和接待伊朗总统访华期间，亲自与两国领导人沟通，大力支持沙特和伊朗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在斡旋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经济激励作用。据相关媒体报道，在会谈期间，为了推动双方达成和解，改善前景预期，中国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给予了伊朗一定的经济激励，包括解冻伊朗在中国银行的资产，承诺加强对伊朗的投资，并在未来的伊朗核谈判中继续给予伊朗外交和政治支持等。沙特方面也认为，中国对伊朗的经济支持将会对伊朗的行为起到保证作用。沙伊和解后，中国始终注重以经济发展巩固和解成果。2023年12月25日，中国、沙特和伊朗三方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沙伊在经贸、安全和人文等领域积极探讨合作。2024年11月20日，三方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利雅得召开，三国共同期待沙伊扩大在各领域的合作。沙伊双方也表达了愿意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TAA）的意愿。

从斡旋效果来看，沙伊和解在复杂局势中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与伊朗及其抵抗阵线矛盾升级，出现罕见的“回合制”打击。沙伊关系并未因地区紧张局势倒退，反而进一步巩固。2024年10月，在伊朗回击以色列的攻击行为后，沙特积极劝说美国阻止以色列袭击伊朗国内的石油设施。2024年年末，特朗普基本确认当选总统。面对特朗普重新执政可能给中东地区带来的不确定性，沙特总参谋长鲁瓦伊利（Fayyad al-Ruwaili）与伊朗总参谋长巴盖里（Mohammad Bagheri）举行会晤，围绕防务合作以及双边关系发展展开讨论，意图以此强化信任，确保和解不受影响。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本土发起大规模先发制人打击，并针对高层军事指挥官和核科学家实施定点清除，沙特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表达对“兄弟国家”伊朗的支持，这显示出沙特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稳定性。但需要看到，由于伊朗受美国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制裁，中国和沙特加强与伊朗的经贸交流在客观上受到阻碍。因此，可以预见伊朗与沙特在和解收益上存在一定的失衡，这对未来沙伊和解的发展进程构成一定挑战。

在斡旋对象和理念上，中国秉持“合而治之”的理念斡旋沙伊冲突，期望以沙伊和解带动地区冲突的普遍降级，实现安全环境的整体优化。这并非出于地缘竞争目的，也不是出于填补“权力真空”或建立排他性小圈子的需求。中东地区各方对沙伊和解的反应积极。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Jassim Mohammad Al Budaiwi）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都对沙伊和解表示欢迎。阿曼、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家和一些地区行为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对中国斡旋沙伊和解表示赞赏。各方对中国斡旋沙伊和解的积极认可表明，中国的斡旋外交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沙伊和解在中东地区产生了显著的示范效应，推动了地区的“和解潮”。叙利亚重返阿盟，巴林和阿联酋等国恢复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以及土耳其和埃及重启大使级外交关系等，均体现出中东国家对和平与发展的普遍需求。中国的斡旋外交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和平是人类的呼声，也是各国的共同诉求。但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由于地缘竞争、教派冲突、领土争端等原因，陷入持续的动荡和纷争。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波及黎巴嫩、叙利亚和红海地区。2025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军事冲突再起。安全赤字再次凸显，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更具创造性地参与，并以更负责任的态度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

作为一种旨在缓解冲突、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外交手段，斡旋外交不仅有助于维护各方的安全与稳定，还有助于减少地区和全球安全风险，因此被视为是一种安全公共产品。本文以中美的中东斡旋外交为研究对象，从动因、资源和权力杠杆三个要素梳理了中美开展斡旋外交的意图和能力，并基于此分析了中美斡旋外交的策略选择和效果差异。研究发现，中美在斡旋目的、对象、理念和路径上都存在显著不同，总体上中国的斡旋外交秉持“合而治之”理念，致力于推动地区实现共同和可持续安全。美国的斡旋外交则沿袭“分而治之”理念，其斡旋实践更具功利性，体现出一定的战略聚焦，斡旋成果往往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中国的斡旋外交旨在推动中东的“大和平”，实现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大和解”；美国的斡旋外交旨在促进盟伴之间的“小和平”，把盟伴凝聚为紧密协作的整体，形成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铁幕”。

中国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的优势在于其长期积累的中立声誉。在“结伴不结盟”外交理念的指导下，中国通常能够与冲突多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坚守中立、积极协调，促进信息沟通和立场接近，提出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美国斡旋外交的优势主要源于其结构性权力所赋予的多元有力的斡旋工具，使其通过经济援助、制裁、胁迫等方式激励或施压冲突各方加入和解进程。美国在中东和全球的盟伴网络也为其斡旋特定冲突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本，从而使其能介入复杂程度较高的冲突。中美的斡旋外交也具有各自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坚持不干涉内政和相互尊重原则，中国对于直接介入和干预冲突进程保持审慎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制性干预的意愿和手段，中国开展斡旋的杠杆有限。相较而言，美国受地缘政治思维和盟伴关系的结构性限制，其外交立场的中立性受到质疑，尤其在战略竞争对手与传统盟友陷入对立时，美国难以同时获得双方的信任，也难以有效开展斡旋。

2025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在历经长达12天的军事冲突后，在美国的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在此次冲突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一方面，由于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其在战场上协助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另一方面，其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压，并凭借战场优势以及卡塔尔的中间协调，促成伊朗停火，实现初步降温。然而，从斡旋效果来看，以伊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未解，和平基础薄弱，美国的斡旋具有明显偏向性。因此，停火具有高度脆弱性。停火前夕，以色列还下令再强攻伊朗就是典型证明，这显示出美式斡旋“外部施压、内源乏力”的困境。从长远来看，伊朗威胁不仅是美国推动“亚伯拉罕进程”的主要动员口号，还是其构建中东地区秩序的核心抓手。本轮冲突中，伊朗战略能力受到削弱，促使地区国家重新定向安全威胁来源，这动摇了阿拉伯国家加入“亚伯拉罕进程”的正当性基础，也将提升相关政府面临的民众舆论压力。该地区安全秩序因此面临调整甚至重构，亟须国际社会以更加创新的思维和方式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总之，中美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的动机和路径不同。中国从未用“战略竞争”来界定中美关系。事实上，在促进中东和平、开展斡旋外交方面，中美存在一致和互补利益。近年来，中国已陆续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理念性安全公共产品，展示出了大国担当。在当下和未来，新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将为中国的斡旋外交提供理念指导，并通过斡旋外交付诸实践。理念指导实践，实践促进认知，两者的良性互动将推动中国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和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美在中东开展斡旋外交，应超越战略竞争的叙事，从中东人民福祉的更高站位出发，在热点问题上相向而行、坦诚对话，共同助力中东和平与发展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