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复旦发展研究院“海外日记”栏目的第28篇，也是第23篇首发原创。坐标加拿大，作者为多伦多大学哲学系和认知科学系学生颜予婧。她在日记中记录了疫情暴发后的学习与生活，从刚开始的焦虑到后来的从容，用心感受到疫情外的温暖。人生如旅途，时间沉淀下来的不是阳光与沙滩，是没有预料而发生的一切。创造人生不同的体验，才是快意的生活。

当时多伦多刚刚褪去寒冬的外壳，阳光明媚的日子逐渐多了起来，一切看起来都很让人有盼头。虽然国内那时候已经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但是近一年没回国的我，除了各个渠道读到的各种信息之外，却并没有真正地切身体会到很多事情。疫情看起来好像离我很远很远。

3月9号那天早上，我照常起来浏览新闻，然后在一堆不痛不痒的新闻中看到了一篇关于“请支持中餐馆”的文章。大意说的就是自从疫情出现以后，现在好多人都突然开始嫌中餐馆脏，卫生条件差，导致餐厅的上座率下降70%。甚至还有个别餐馆名字里带有武汉的，频频遭到恶意电话问他们卖不卖蝙蝠汤。这篇文章看得我义愤填膺，尽管我一般都在家自己做饭，但那天上完课以后还是在附近找了家兰州拉面店，决定支持下中餐。

当时我进店的时候正是午餐时间，街对面的很火的Chick-fil-A还排着长队。但是那间面店却挺空荡的，只有两三个中国人正零零散散地坐着，低头吸溜着面条。我还记得那天的面特别特别香，兰州拉面的“一清二白三红四绿”做的都很到位。结账的时候，收银员小哥哥塞了两颗大白兔奶糖给我，还问我他们家的面好不好吃。我笑嘻嘻地点头直说好，还跟那他说我下周一下课一定还会再来吃的。

我万万没想到那会是我这学期最后一个平静的周一。

3月12号那天是星期四，我除了上课之外，还去学校一个自习室里做兼职。走在上班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中国社团拿着一个巨大的捐款箱在四处询问有没有人想要给中国捐点钱。到了工作的地方，跟其他同事寒暄了一番，大家都在讨论学校会不会停课。这时候美国很多学校都已经通知要延长春假转网课了，加拿大只有一所学校因为有疑似病例停课了。但是我们学校这一周发给大家的邮件都是“我们密切关注着情形，目前看来不会停课”。大家都还嬉笑地说我们学校建校快两百年一共停了五次课，一战二战三次大暴雪，所以这次应该也不会停的。

13号早上逛学校论坛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亚洲学生在抱怨学校没人情不停课，还有人建立了petition page要求学校停课。但是也有人在论坛回帖说大惊小怪，双方又是一阵口水战。等到中午的时候，学校真的发来邮件说停课了。

那个周末过得很混沌。毕竟大家都还是涉世未深的学生，高声叫嚣着让学校停课，等瞎闹一阵真的把学校搞停了，就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于是挺多学生就把这当成个难得放松的好机会，开始疯狂撒野。我住的公寓楼旁边是一个兄弟会的别墅，周五周六周天他们开party连续开了三天晚上。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把音乐搞得震天响，把酒瓶子往楼下扔。我关上窗戴着耳机把头埋进被窝里也才能勉强入睡。

3月16号周一，我难得睡了个大懒觉，中午才起床。打开邮箱，发现里面铺天盖地堆满了邮件。有的是学校发的设施关闭图书馆缩短开放时间的，还有教授发来的“Plans for alternative lectures”或“Big Updates”，还有牙医也发来邮件说诊所目前关闭紧急情况请打电话云云，林林总总有近二十封。教授们其实也很慌乱，对于很多都年过半百、平时上课连放视频都不是很熟练的，突然要让他们用zoom和quercus直播上课或者录屏录像，真的是很大挑战。

我上的第一节网课是古希腊哲学。教授很早就到了直播间，开始调试语音和其他功能，但也耽误了将近十分钟的上课时间。课上的倒是很顺，讲了伊比鸠鲁学说。但是尴尬发生在当她讲完一段停下来问我们any questions的时候，没有人提问。因为她并没有开放提问功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提问。教授还自言自语地嘀咕“我怎么像是在对着深渊讲话”。

之后一周虽然依然混乱，但也缓缓进行着。而且我们学校这种大多都是至少两百人的大课来说，其实上网课跟平时去上课差距也不是很大。小型的文理学院可能教授学生互动的比较多，网课和真人差距很大。我甚至喜欢上了这种网课的模式，毕竟可以节省下很多通勤的时间睡个够。每天爬起来走到书桌打开电脑就可以上课，甚至可以一边吃早饭一边听课。当时还暗暗地想：如果一直都这样，好像也很不错。

3月25号的时候，我们学校通知今年六月的毕业典礼取消了。学生们都炸开了锅，尤其是毕业生们。努力拼搏了四年，花了这么多钱，最后那个想让父母狠狠为此骄傲一下的机会就这样没了。那些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外国同学们突然就像被一巴掌呼醒了一样。虽然之前疫情也逐步变得严重，但好像都与他们无关似的，所以他们尽情地开着各种coronavirus的玩笑。不过这件事突然影响到他们生活了，所以他们开始大骂病毒并重视起来。虽然后来就算他们又搞了petition还拼命给学校写邮件，学校也坚持取消六月的毕业典礼。

4月5日之后，日子就难熬了起来。因为这学期的课全都上完了，由于考试也都变成写论文提交，我一下子就松懈下来了。我就像是勒得太紧了短时间回不去的橡皮筋，开始无聊，开始烦躁，开始不知到干什么。明明还是有论文要完成的，但我宁愿躺在床上发呆都不愿起来动一下。由于不能出门，我觉得我像是得了cabin fever（俗称幽闭烦躁症）情绪起伏也变得很大，常常是看新闻刷微博居然莫名其妙哭起来。不过朋友们也都很关心我，叫我别再刷手机看新闻了，当一回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不知是习惯麻木了，还是觉得长时间这么精神崩溃也不成体统，心情逐渐也就平和了下来。

疫情这时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每天十几人确诊一下子到每天四五百人确诊，一共用了不到十天。政府开始变得非常严厉，反复强调尽量呆在家里，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两米距离。有一天我的手机还收到了全城紧急状态的警报。英文一遍，法文一边，配合着手机的急促鸣叫声，让人难以忘怀。违反社交禁令的惩罚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新闻上说有六个男子躲在车里一起吃披萨结果一人被罚880刀，总共5280刀，相当于将近三万人民币。

每周二的时候，我和室友会去采购一整周的食物。虽然每次大包小包拎回来至少七八个袋字，但一周之后冰箱里又是空空如也。由于超市有人数限制，每次去超市也几乎都要排队。加拿大人也真的都很自觉地与前面的人空出至少两米的距离，导致队伍也都排很长。不过最夸张的要数LCBO（加拿大特有的酒水专卖店）不知是不是在家闷得慌，现在加拿大酒水销售量一路飙升，新闻里说LCBO门口常常有近五百米的长队。

说下我看到的多伦多在外跑步的现象。疫情最开始，当政府只是建议大家不要出门的时候，一下子出现了很多跑步的人和遛狗的人。但是现在自从全城进入紧急状态以后，虽然还是有跑步的人，但是相比之下少了很多，街上几乎是空旷的。

疫情之前，时间像是一瓶倒置的沙漏，时刻提醒我要争分夺秒、要马不停蹄地往前赶；赶着去上课，赶着去吃饭，赶着去赶论文。疫情之后，时间就像是一片一望无垠的沙滩，突然我就拥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不需要赶，不需要急，不需要焦虑地看手表。我可以睡到自然醒，不需要把每日计划表规划得满满当当，可以不急不慢地给自己做美餐，可以跟好朋友在微信上无限畅聊，可以把之前想做却因为时间耽搁的事都拿出来试一试，可以有大把的时间想existential meaning of life。疫情这样一个神奇的契机，让我开始体会人生里各种细小而温暖的事情。

和平时因为繁忙都不怎么接触的室友，关系一下子就近了起来。由于每天都呆在家里，我们俩也决定开始一起搭伙过日子。她给我做牛排和沙拉，我给她做担担面和麻婆豆腐。四月初的时候，室友去超市买了三大袋面粉，开始捣鼓各种面食。她还不知怎的预料到了之后酵母会卖光，于是自己培育发酵起了面团。每天都往一个容器里细心地加水加面粉。一周后，她突然激动的跟我说“我的发酵面团准备好了！明天我们吃面包吧！” 于是又经过一整天的发酵，第二天我们吃到了热腾腾香喷喷的面包。再后来随着她技术的不断增长，我们吃到了各式各样的面包糕点，甚至还动手做了披萨，创下了到现在为止没有叫过外卖的记录！真是所谓一技在手，吃喝不愁！

最开始在家快要憋得要疯了的时候，室友还邀请我去她的朋友A家做客。我起初还心存疑虑，这时候还做客岂不是疯了吗？但是室友一再向我保证安全，于是我也就将信将疑跟着去了。到的时候我都笑了——在一个硕大的后院里，有四张椅子摆在四个角。我们四个人坐在四个角上，A还端来了一盘自己做的曲奇饼干。据说是希尔顿旗下有一个酒店叫double tree，然后他们最近公布了他们最受欢迎的饼干的配方，希望能让大家在疫情间也能吃到他们的饼干。A说她小心地戴手套用一层铝箔纸一层保鲜膜包着每块饼干，防止感染。我都被她的细心感动到了。于是那个下午我们就在后院里，晒着太阳吃着饼干谈笑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