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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探讨《北京宣言》的签署背景之前，了解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冲突历史以及当前巴以冲突的复杂现实，是十分必要的。

巴勒斯坦政治版图上的两大主要派别——法塔赫和哈马斯，长久以来一直是巴勒斯坦内部冲突与分裂的核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讲师玛丽亚·帕帕乔治乌说：“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历史分歧很深，具有多年的敌意和意识形态分歧。”

法塔赫成立于1959年，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主导力量，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视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法塔赫相对温和，主张通过政治谈判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并与以色列达成两国方案。然而，这种立场在巴勒斯坦内部并未得到一致认可。1987年，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期间，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崛起。与法塔赫不同，哈马斯的核心主张是通过武装斗争来抵抗以色列的占领，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并反对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谈判。这一激进主张与法塔赫的温和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导致了两派之间的长期对立。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打破了法塔赫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政治的主导地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剧，最终演变为一场内战。哈马斯通过武力控制了加沙地带，而法塔赫则继续掌控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自此，巴勒斯坦事实上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法塔赫与哈马斯曾多次尝试通过和解协议弥合分歧，实现巴勒斯坦内部的团结。例如，2011年在开罗签署的《民族和解协议》以及2022年在阿尔及尔签署的《阿尔及尔宣言》，都曾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政府。然而，这些协议最终都未能充分落实，双方的矛盾依旧深重。尽管双方多次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与调停下多次试图和解，但每一次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矛盾因此成为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困局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不仅体现意识形态上，也体现在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建国方案上。法塔赫主张通过与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的谈判来实现巴勒斯坦的建国目标，而哈马斯则坚持通过武力手段来抵抗以色列的占领，并实现对巴勒斯坦全境的主权控制。两派在治理理念和手段上的分歧，导致了巴勒斯坦内部的长期分裂和动荡，也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解决增添了更多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内部的其他派别，如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和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阵线（DFLP），虽然规模较小，但在巴勒斯坦的政治版图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派别的立场通常介于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既支持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又对哈马斯的激进立场持一定的认同。他们的存在进一步复杂化了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局势，也为《北京宣言》的签署增添了更多的政治变量。

当前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和法塔赫在其中的尴尬位置使得《北京宣言》的签署具有了特殊的意义。2023年10月，哈马斯发动了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引发了新一轮的巴以冲突。以色列随即对加沙地带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试图通过武力消灭哈马斯及其盟友的武装力量，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在这一背景下，法塔赫的处境显得尤为尴尬。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巴勒斯坦合法政府代表，法塔赫一方面试图通过政治手段推动停火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却由于对加沙地带缺乏实际控制力，而无法有效影响哈马斯的军事行动。这使得法塔赫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推动巴以和平谈判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和解可能是对双方最具吸引力的政治举措。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PCPSR）在5月/6月接受调查的人中，51%的人选择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立即和解与统一”作为他们的首选——高于三个月前的42%。对于巴勒斯坦各派别来说，法塔赫哈马斯分别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局面在过去20年里有着高昂的成本，而在未来放任这种局面的代价可能会更高。因此，在当前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困局的复杂局面下，《北京宣言》的签署可以被视为一次重要的尝试。其旨在通过重新整合巴勒斯坦内部的力量，推动巴以和平进程。

02

自去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承担大国责任，努力在推动巴以停火和谈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今年4月，中国邀请了法塔赫与哈马斯双方代表来北京会晤磋商，以“增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威，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别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内部和解、加强内部团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当时透露，“双方充分表达了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解的政治意愿，就诸多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积极进展，一致同意继续这一对话进程……并就下步对话设想达成了一致。”然而，第一轮会谈并未签署任何书面协议。在哈马斯和法塔赫代表陆续离开后，6月计划的第二轮会谈也被取消。直到7月哈马斯时任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和法塔赫副主席马哈茂德·阿鲁勒（Mahmoud al-Aloul）出席的第三次会谈，巴勒斯坦14个派别才终于达成《北京宣言》这一重要成果。因此，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刘中民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这一谈判历程。

综合中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和巴勒斯坦马安通讯社（Ma’an News Agency）发布的和解声明，《北京宣言》主要包含以下具体内容：

第一，与会各方的肯定与声明。首先，会议高度赞赏了中国为支持巴人民权利、结束分裂、统一巴立场所作真诚努力。其次，与会各方强调应在联合国主持和帮助下，在广泛的国际与地区参与下，开展具有巴勒斯坦人民充分授权的、公平的国际会议，而非在具有偏见的美国的单方面赞助下。再次，会议认为北京对话展现了积极和建设性的精神，同意在巴解组织这一巴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框架下实现涵盖所有派别的民族大团结。从次，巴勒斯坦各派欢迎国际法院的意见，该意见确认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国领土上的存在、占领和定居的非法性。最后，与会各方向正在加沙地带坚定英勇抵抗的巴勒斯坦人民致敬，向所有在政治上、法律上和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力量与运动致敬。

第二，与会各方达成的几点共识。首先，会议明确要对抗并努力制止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恢复被占领的土地，并坚持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合法土地的统一。其次，巴勒斯坦各派拒绝一切形式的监护权，反对任何试图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独立与自决权利的行为。再次，各派应努力解除加沙地带和西岸人民的封锁，并不遗余力地提供人道主义物资和医疗援助。最后，应抵制将巴勒斯坦人民从巴勒斯坦领土，尤其是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迁离的企图，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以及国际法院的意见，申明以色列扩大“定居点”的行为非法。

第三，结束巴勒斯坦分裂的具体途径。首先，与会各方同意继承2011年在开罗签署的《民族和解协议》和2022年在阿尔及尔签署的《阿尔及尔宣言》精神，继续跟进协议的执行情况，并在埃及、阿尔及利亚、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下结束分裂。其次，与会各方强调要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特别是第181号和第2334号决议，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再次，巴勒斯坦各派依据《巴勒斯坦基本法》组成临时全国共识政府。其将统一巴勒斯坦国领土上所有的巴勒斯坦机构，并在所有巴勒斯坦领土上行使权利和权力，以确保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统一。该政府建立后将着手重建加沙地带，并根据批准的选举法，尽快在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监督下筹备大选。从次，强调根据通过的选举法，采取务实举措组建新的全国委员会，激活《民族和解协议》中商定的统一临时领导框架，从而规范发展巴勒斯坦各派的伙伴关系，共同进行政策决策，承担国家责任。最后，巴勒斯坦各派同意成立集体性机制，全面落实宣言各项条款，为落实宣言设定时间表，并决定将设立秘书长会议作为联合国家工作的起点。

从宣言的内容中不难看出，以法塔赫为首的温和派和以哈马斯为首的激进派都进行了一定的妥协。法塔赫接受了哈马斯的大部分要求，包括组建一个监督西岸、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团结政府，同意进行大选，以及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抵抗占领”的权利。法塔赫甚至同意在宣言中称呼哈马斯和圣战组织为“英勇的抵抗”运动。同时，哈马斯也进行了重大妥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在巴勒斯坦主要派别中，只有哈马斯没有加入巴解组织。同意在巴解组织这一巴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框架下实现涵盖所有派别的民族大团结，意味着哈马斯和法塔赫同意就未来哈马斯加入巴解组织展开谈判，这是达成和解的第一步。”牛新春进一步指出，宣言中提及的巴勒斯坦合法领土范围也说明哈马斯认可了“两国方案”，而非过去坚持的在包括以色列领土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双方的让步既是《北京宣言》不同于以往宣言的重大进步，也是宣言顺利签署的重要基础。

除了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历史性妥协之外，《北京宣言》齐聚巴勒斯坦所有派别本身也是意义重大且史无前例的。浙江外国语学院地中海沿岸研究所所长马晓林表示，过去中东主要地区大国举行的和解对话只是在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但这次中国聚集了14个派别的代表，这意味着该宣言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和合法性，是巴勒斯坦所有主要政治派别都能接受的。因此，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所说，《北京宣言》的签署实现了14个派别的大和解、大团结，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中的重要历史性时刻，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宝贵希望。

巴勒斯坦内部也对《宣言》表达了高度肯定。法塔赫负责国际关系的官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表示，中方深刻理解了巴勒斯坦人民“捍卫自身权利的决心”。哈马斯高级官员胡萨姆·巴德兰（Hossam Badran）表示，《北京宣言》是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团结道路上又一“积极步骤”。他认为，此次北京对话同意围绕加沙战后治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这是“战后巴勒斯坦局势最理想和最适当的解决方案”。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胡萨姆·达贾尼（Hussam al-Dajani）表示，中国为弥合各派之间分歧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宣言》的签署将促进巴勒斯坦民族团结，为解决加沙冲突和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正常生活带来宝贵机会。驻卡塔尔的哈马斯政治官员胡萨姆·巴德兰（Husam Badran）称该协议是“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统一的进一步积极步骤”。

其后则是对《宣言》前景的观望态度。美国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巴勒斯坦和以巴事务项目主任哈立德·埃尔金迪（Khaled Elgindy）指出，多年来，为弥合主导巴勒斯坦政治的两个团体所做的多次外交努力都失败了，专家们怀疑《北京宣言》是否会做得更好。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小组的巴勒斯坦高级分析师塔哈尼·穆斯塔法（Tahani Mustafa）表示，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会“以一贯的谨慎和悲观态度”接受和解的消息。她认为“过去被证明是和解障碍的主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结果，特别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障碍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兼法塔赫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绝对不愿意以任何方式放弃对权力的垄断。”美国和平研究所美国公共事务和传播总编辑亚当·加拉格尔（Adam Gallagher）指出，《北京宣言》中没有组建巴勒斯坦团结政府的具体计划，也没有涉及安全控制加沙的具体措施，以及哈马斯是否接受巴解组织之前做出的承诺，例如承认以色列在1967年前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

印度朋迪榭里大学（Pondicherry University）政治和国际研究系的学者安莫尔·库马尔（Anmol Kumar）和哈里·亚达夫（Hari Yadav G）则在《外交官》杂志发文分析了落实《北京宣言》将面临的三点挑战：第一，鉴于当前加沙地区破坏的规模，大规模重建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需要国际协调的努力，但目前还没有全面的计划。第二，“巴人治巴”原则和“两国方案”可能面临以色列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在其当前的右翼联合政府治下。自《奥斯陆协议》以来，以色列几乎没有表现出接受两国解决方案的倾向。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被暗杀后，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保守派和右翼领导层崛起，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对“两国方案”的根深蒂固的反对。第三，独立的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可能会面临美国在安理会否决权的重大障碍。美国一直阻止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其支持以色列的立场。以色列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认为其可能会损害自身的战略利益。但两位学者承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成员，中国在决定和平解决巴以问题方面拥有与美国同等程度的影响力。

这些担忧确实指出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落实《北京宣言》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正如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中东和北非项目副研究员艾哈迈德·阿布杜（Ahmed Aboudouh）所说：“要使这项协议有任何意义，首先必须在加沙停火，并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取得有利结果，然后成功执行商定的措施。这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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