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各方对特朗普言论的反应

美国国内对特朗普宣布恢复核试验的反应呈现出鲜明的党派对立色彩。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表示，恢复测试是保持核威慑的“非常负责任的方式”。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蒂姆·希希（Tim Sheehy）在X上公开称赞恢复核试验的吓阻意义：“恢复核试验对伊朗等地的核问题是“正确的决定。伊朗完全有机会放弃核武器……这不是挑起战争，而是结束一场战争。”民主党方面，为防止总统单方面重启核试，11月7日，多名参议员在国会提出法案，试图通过立法规定，除非他国先行试验，否则美国不得实施核试；美国一切核试验需经国会授权。参与提案的参议员马克·凯利（Mark Kelly）表示，“重启核试验将是不负责任且没有必要的”。另一位参与提案的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兹·马斯托（Catherine Cortez Masto）强调，她所在的内华达州是美国核试验主要场地，居民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核试验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

美国军方对特朗普的意图似乎尚不确定。海军中将理查德·科雷尔（Richard Correll）在参议院公开表示“无法洞悉总统的意图”。美国一些学界人士则认为，根据公开资料，美国在短期内并无可能重启传统意义上的核爆炸型核试验。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Hans M. Kristensen）表示，白宫若下令开始核试，需要先指示能源部和核实验室着手准备，并获得国会拨款。实际操作过程中，具备实际科研意义、完整布设科研设备、有完备防污染措施的试爆准备可能长达数年，甚至超出特朗普总统任期的长度。但克里斯滕森亦强调，理论上，美国可以立刻发射一枚挂载核弹头的“民兵-3”洲际导弹，并在数十分钟内于高空引爆，以直接证明美国的核武器确有实战能力——不能排除特朗普下令进行此种非科研核试的可能性。美国军控协会防扩散政策主任凯尔西·达文波特（Kelsey Davenport）指出，冷战时期美国通过上千次核试验积累了复杂的建模数据与技术优势，全球核大国同时暂停核试相当于巩固美国的领先地位。特朗普打破核试禁忌可能促使他国效仿，迎头赶上，削弱美国的核技术优势。

国际方面，特朗普的言论更引起了轩然大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执行秘书罗伯特·弗洛伊德（Robert Floyd）10月30日发布声明指出，“任何国家进行的任何爆炸性核武器试验，都会损害并破坏全球防止核扩散的努力，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警告称，这一举措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欧盟委员会外交和安全政策发言人阿尼塔·希珀（Anitta Hipper）10月30日称，“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看到美国进行任何爆炸性核武器试验。我们始终呼吁条约所有缔约方遵守其国际承诺和义务，包括《核不扩散条约》（NPT）。”她同时强调，不应将俄罗斯的核威胁与美国的核政策等量齐观。

中国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10月30日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中方希望美方切实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义务和‘暂停核试验’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

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Mikhail Ulyanov）于11月7日敦促美国澄清其所谓的关于恢复核试验的“矛盾信号”。11月8日，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普京总统下令准备可能的核试验，相关工作已在进行中。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进行人类首次核弹爆炸试验。图片来源：美国空军核武器中心（AFNWC）官方网站

自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成功实施人类首次核试验，并于同年8月将原子弹在日本投入实战以来，核力量便深刻嵌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全球霸权体系中。据美国军控协会统计，1945年以来，全球共发生了2056次核试验爆炸，其中1030次由美国进行。冷战时期，美国不仅以核力量支撑自身的战略威慑体系，更主导了全球核秩序的构建。

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TBT），标志着核试制度化约束的起点。该条约在限制大气层、水下与外层空间试验的同时，保留了地下核试空间。美国得以在倡导克制的道义下保持技术领先，塑造了“在约束中主导”的核治理模式。1970年，美苏合作起草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生效，其规定了合法核国家名单，美国因而能够巩固既有核优势、遏制盟友与对手中的潜在竞争者，以制度维护核垄断。

冷战结束后，美国核政策的党派对立色彩日益明显。老布什政府于1992年宣布暂停核试，以“次临界试验”和计算机模拟维持核武可靠性；克林顿政府主导《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谈判并率先签署条约，但参议院在其任期内始终拒绝批准；小布什政府则于2002年退出1972年签署的《反导条约》（ABM Treaty）；奥巴马于任上提出“无核世界”的愿景，重新尝试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生效，但在参议院层面仍未能落地；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公开质疑核冻结政策，要求恢复实质性核试验，以确保绝对可信的威慑力。

1996年9月24日，克林顿总统于联合国总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图片来源：联合国媒体中心

冷战时期的美苏核竞赛塑造了我们当前熟知的核政治原型：两个超级大国以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为核心逻辑，通过核武器的数量与投射能力实现均势。核武器在此背景下既是终极武器，又是止战手段，更是国际秩序的象征。尽管美苏对抗激烈，但其核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两国通过多重条约如PTBT、NPT、《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 Treaty）等维系的军控机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制度框架，确保了双方的信任底线与危机管控能力。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核政策数度在克制与突破之间摇摆，试图在核军备控制的框架下抓住战略主动性，始终体现出强烈的“美国例外”色彩。核政策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与党争牵连，成为国内政治的工具。此一时期的全球核治理体系建立在由美国主导的脆弱共识之上：主要核国家在制度框架下保持自我克制，维持可预期的平衡。美国在这一体系中始终扮演双重角色——既是“建构者”，又是“例外者”。它在塑造条约时积极倡导约束，在实践中则为自身保留战略弹性与退出机制。这为美国提供了更灵活的核战略空间，却也为其他国家挑战乃至推翻核治理体系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对于当前的全球核治理体系，关键变量在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依旧保持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存量优势；俄罗斯以冷战核武遗产弥补常规力量的不足；中国则在常规武器上异军突起，在核武器方面奉行有限威慑与自我防御的理念。近年来，中俄在核现代化领域的技术进展与合作被美国视为对其全球核优势的挑战，美国继承自冷战的核威慑能力面临可信度危机。

在此背景下，美国“例外者”的身份开始占据上风。2019年和2020年，美国以俄罗斯研发并部署违规的巡航导弹、阻止美侦察机依规进入俄领空侦查核设施为由，相继退出了《中导条约》（INF）与《开放天空条约》（Treaty on Open Skies），招致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分析指出，美国此举更深层的意图在于在遏制中国：美国认为旧有军控制度单方面束缚了自身应对中国——这一冷战核体制外成长起来的新兴强国——导弹优势的能力。

冷战遗存的军控机制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逐步瓦解，核威慑重新成为常规的政治工具，国际社会在核政策问题上正再度滑入安全困境逻辑——大国通过威慑而非制度维系世界格局稳定。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现行全球核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崩塌，美国将愈发明显地从全球核治理体系的“建构者”转向“例外者”，最终在旧制度瓦解后、新制度成型前变为与其他行为体无异的“竞争者”。通过提升实力而非建构规则以重塑国际秩序的主导权正是当今国际政治领域现实主义回潮的体现。因此，放眼历史，特朗普的言论是受到国际与国内双重影响的结果，标志着美国在全球核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变化，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核政策逻辑。

作为苏联核遗产的继承者，俄罗斯与美国的核武博弈是后冷战时代全球核治理体系的焦点。自2022年初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面临常规力量的巨量消耗与来自北约的持续压力，在战略上更加依赖核威慑作为安全支撑，全球核治理体系因而加速退化。俄罗斯在战争中多次释放核威慑信号、修订核政策、模糊战略与战术核武的界限。条约方面，俄罗斯在2023年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部分义务，包括核查与信息通报机制，削弱了军控透明度；其亦于2024年撤销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批准，公开表示保留恢复核试验的权利。在俄乌战局焦灼的背景下，俄方此举严重削弱了使用核武的政治禁忌，为美国恢复核试验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目前，New START是美俄之间唯一仍在生效的核军控条约，其有效期将于2026年2月届满。该条约不仅规定双方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上限，还建立了核查与数据交换机制，长期以来在防止核竞赛升级中发挥稳定作用。如果双方希望保留这一核武博弈的最后底线，就必须在未来数月内重回谈判桌续签New START。因此，双方近期的种种军事动作可被看作是展示自身核实力以争取谈判筹码。近一个月内，北约于10月13日启动“坚定正午”年度核演习，俄罗斯则成功测试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和“波塞冬”无人潜航器。普京于11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授勋表彰了两款新型武器的研发人员。但如果谈判无法在双方高压下顺利恢复，此种展示则极易演变为军备竞赛，使世界重新陷入冷战核竞赛的阴影。

俄乌战事的延宕，与New START复杂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美国继续坚定联合北约盟友援助乌克兰并维持对俄的极限施压，俄罗斯便几乎没有动力延续任何军控机制。对莫斯科而言，在战场压力与制裁环境下放弃核武筹码并恢复军控谈判无异于公开示弱。然而，随着特朗普近期多次表态将放弃援乌，这一局面也存在反转的可能。若特朗普决心从欧洲抽身，恢复对俄关系，续签或部分延长New START将成为美国愿与俄罗斯妥协的象征性信号，此种信号也将间接推动欧洲开启俄乌停火谈判。核武议题在此或将成为大国重启理性接触的突破口。

在美苏核军控体系的遗产之外，中国作为新兴核强国迅速崛起，并被美国视作对自身核威胁体系的挑战。因而，美国近年来在核试验问题上的态度还隐藏着塑造核军控谈判议程的外交意图。美国试图通过先行动、后谈判的方式，以核试验作为战略施压工具，迫使中国认知到美国核武器领域对中国尚存的巨大优势，从而将中国纳入核约束框架。中国则在官方层面多次强调核武器的自卫属性，指出中国的核弹头数量远小于冷战期间美苏的库存，拒绝在当前核力量对比下参与核军控谈判。美国拉拢中国进入核军控框架的尝试并非始于今日。2024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华，在北京进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对于沟通内容，路透社援引一位匿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称，沟通中就核武器展开对话的“机会有限……他们（中国）已表示出某种意愿在军控的边缘进行探索，但在后续行动方面并不是很积极主动。”可以推断的是，随着特朗普上任以来在周边外交、贸易、科技等领域激化对华矛盾，中美进行核军控谈判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特朗普政府的假设在于：通过展示核技术领先与政治决心，制造战略不对称，从而让中国因面临与美国巨大的核武库差距而不得不接受三边军控框架。然而，在核战争并非迫在眉睫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核技术差距将随着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科研能力而缩小。近年来，中国在核力量现代化方面稳步推进，已基本构建起完备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在此前的九三阅兵中，具备洲际打击能力的“惊雷-1”空射弹道导弹、可携带多弹头的“东风-5C”洲际导弹、具备公路机动能力的“东风-61”洲际弹道导弹及“巨浪-3”潜射导弹等新型装备集中亮相，展现了中国核力量在突防能力、生存能力和精确打击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从而在核弹头数量相较于美俄劣势的情况下维持核威慑有效性。对中国而言，美国此举释放出的信号则是其在核武领域潜力不足，因此寄希望于通过尚存的优势迫使中方就范——但当中国保持战略定力，不为所动时，时间便不站在美国这边。因此当美国采取单边行动、破坏既有制度时，中国并不会因此让步，而是更倾向于双管齐下：一方面加速提升自身核能力，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通过话语反制，强调自身守约，谴责美方违规，稳固国际支持。这种策略既维护了国家安全，又避免陷入美方设定的议程陷阱。因而，特朗普激进的核政策只会加深中美在核领域的裂痕，削弱谈判的可能性。

在全球层面，美国的行动极易引发他国效仿。汉斯·克里斯滕森指出，由于漫长的准备时间和低下的国会拨款效率，美国在数年内都难以将核试验真正落地。相比之下，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色列等国重启核试的反应可能更为迅速，从而获得比美国更多的好处。这些国家或将此机会视为拥核合法性增加的窗口期，重启核试计划，扩充核武库。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称：“巴基斯坦不是第一个进行核试验的国家，也不会是第一个恢复核试验的国家。”此番表态实则公开承认了其拥核国身份，并暗示不排除重启核试验的可能。伊朗等核门槛国家同样会针对美国恢复核试采取“预防性核化”策略。11月2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访问伊朗原子能组织时宣布“将以更强大的力量重建伊朗的核设施”。核不扩散机制正面临自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伊核、朝核等悬而未决的地区核安全问题正面临重新引爆的风险。

总体而言，美国核战略姿态的调整将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它不仅会诱发中俄在核技术领域采取对等竞争措施，降低大国在军控上的自我约束；更会动摇全球核秩序的规范支柱，显著增大核扩散风险。

美国重启核试验的决定，除了外部安全与战略威慑的考量，在国内层次上更是一种融合了政治象征意义与经济利益计算的政策工具。

特朗普政府恢复核试验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象征行为。在其第二任期内，面对国内经济复苏乏力、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的困境，政府亟需通过具有冲击力的安全议题转移公众焦虑、凝聚民众支持。2025年秋季以来，美国多场地方与州级选举显示出共和党的支持基础正在动摇。民主党在弗吉尼亚、新泽西等关键州取得连胜——11月4日，弗吉尼亚州前联邦众议员阿比盖尔·斯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温瑟姆·西尔斯（Winsome Sears），赢得州长选举；而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米基·谢里尔（Mikie Sherrill）11月5日同样成功守住州长宝座。同日，激进的民主党人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赢得纽约市长选举。这一系列选举结果被特朗普被视为民意对其执政风格及共和党政策路线的警示。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有必要以更激进的手段以招徕选民。

核安全作为安全议题的终极形态，凭借冷战历史记忆，无需复杂政策铺垫即可迅速形成可观的政治效应，将公共讨论从经济困境或政府争议话题转向“国家安全”，其舆论回报直接而成本相对较低。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核武器兼具双重象征意涵：一方面代表美国独步全球的技术实力与科学领导力，另一方面则成为国家意志与主权自信的鲜明象征。重启核试验的策略，精准呼应了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核心口号，能够强化总统敢于行动的领导形象，有效契合其核心选民群体（如退伍军人、蓝领工人与保守社群）对于强军复兴的情感期待，更推动国内保守舆论围绕“国家力量”、“军事传统”等关键词重新凝聚共识，使核议题从防务技术升华为爱国主义的外化体现，从而使之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美国的核能与国防产业集中在内华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州，这些地区既是军工重镇，又是共和党的关键选区。通过增加核预算，联邦政府得以在国家安全名义下巩固地方就业、刺激经济，构建“安全与繁荣”的政策叙事。核威胁倡议组织（NTI）全球核政策项目副总裁保罗·迪恩（Paul Dean）认为，核试验可能会很昂贵，“每次成本估计为1.4亿美元”。对共和党执政者而言，向核试验拨款既是积累政治资本，也是对保守地区选票的战略性利益输送。这种模式承袭自冷战时期，并在军工企业、科研机构与国会之间形成了稳固的利益联盟。核预算成为政治资源分配的媒介。

然而，这种动员策略也带来了明显的政治风险。核试验与现代核不扩散价值观相冲突，反对核扩散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少见共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5年6月的一项调查，64%的共和党人与73%的民主党人认为核武器总体上使世界更不安全。共和党与民主党对核武器的主要分歧在于核武器是否会使美国更安全：认同此一观点的共和党人占38%，远高于民主党人的17%——但即便是共和党人中，坚定的核武器拥趸也属少数。

故而，特朗普重启核试验的政治操作必然激发民主党与共和党内温和派的强烈反弹。特朗普的安全叙事暗中将反对者描绘为“软弱”、“不爱国”，此种情绪化的政治操弄将进一步削弱核政策应有的理性空间，使安全议题愈发沦为党派对立的新战线。因此，从长期看，核试验议题可能强化共和党核心选民的忠诚度，却削弱其在摇摆选民中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政治分裂格局。对全球核治理体系唯一值得庆幸的消息在于，如果此番对核武议题的炒作更多是被作为国内政治的工具，待到2026美国中期选举尘埃落定后，特朗普便不会在核试验问题上过多地煽风点火。

冷战期间核治理体系的根本逻辑在于以恐惧维系和平，冷战后，随着美国的一家独大，全球核治理体系的稳定愈发仰赖于美国国内政治格局。这一逻辑在不稳定的多极世界中愈显危险。以理想主义的角度视之，核试验不仅是国家安全议题，也关乎生态、人权与正义，核政策必须服从于人类整体安全的更高原则。全球核军控机制重回稳定的关键不在于恢复霸权对峙的局面。唯有以制度而非威慑赢得安全，以规则而非例外维系秩序，才能使我们真正走出核战阴影。这一理念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呼应，人类可以通过合作互惠与责任共享实现安全共赢。欧盟长期倡导的“规范性多边主义”亦与此方向契合。中欧在此议题上的价值观存在共识，若协调得当，双方有望共同成为新的“建构者”，为未来的核治理规范注入坚实的道义基础。制度重塑必然是艰难的，但正如基欧汉所强调，即便在无政府体系中，合作仍然可能——前提是人类重新相信制度本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