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聚焦以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探讨在平台社会的环境下政党主导的善治之路，呈现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发展。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副校长

放眼于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放眼于现代政党政治，能够“理政”的政党有之，能够“治国”的政党有之，但是能够“治国理政”的政党，尤其是能够把治国理政不断推向“善治”的政党，目前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沈国麟教授新著《平台善治》以鲜活的实践形态为基展示了互联网发展至“平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验。若要把中国经验从“理论评说”走向“沉浸式体验”，那就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荆学民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平台是一种媒介，由平台构成的社会认知、交往、传播的基础生态，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模式。本书把平台社会和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探讨了如何通过平台来达成善治，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发人深省。 

——喻国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深入基层的案例研究。作者在过去5年内主持每年一度的“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的评选，对各地通过互联网推进治理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作者通过扎扎实实地做调研，发现平台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了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西方，为构建中国自己的治理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李良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2021年4月10日，备受瞩目的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有了处理结果：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82.28亿元罚款。

作为21世纪以来中国涌现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多个平台在各个领域内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行政部门对其的处罚昭示着国家开始重视互联网平台的垄断地位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今，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人们衣食住行必不可少的工具，平台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今天的中国，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

平台是一种媒介。这种数字化的媒介把个体联结在一起，使不同用户能够聚集在一起，并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户能够在平台上构建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由平台构成的社会认知、交往、传播的基础生态，深刻地改变着生产要素与稀缺资源的生产、配置和与组织运营方式，深远地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模式。

由互联网平台催生的平台经济，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催生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然而，光看到互联网平台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够的。平台影响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影响着这个社会的交往和组织模式，更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平台对政治生态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平台政治成为治国理政的新命题。

政治的核心关键是权力。平台关乎权力的生成与分配。互联网平台赋予了个人传播的权力。平台解放了个体，内容发布的成本大大降低，导致了个人媒体的崛起。内容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内容的生产者。平台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提供了渠道。在平台上，传播者已经不是单一的新闻机构的专业人员，而是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组织和个人。平台成了公共性和私人性的转化空间。以往的私人写作有可能变为一个公共事件。谁都可以传播新闻，从最早的门户网站，到后来的博客主、公民记者，再到后来的社交媒体个人帐户，一条信息可以不经过专业化的加工和编辑迅速传播开来，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并可能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平台政治中的个人获得了比以往时代更大的权力，在于个人可以通过平台传播信息、表达观点，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力。

政治是关于公共生活的安排和治理。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如今，平台已经成为公共生活的中介，促进了多个社会系统的融合。而以平台为中介的融合，对原有的公共生活系统、社会治理模式和核心价值体系均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互联网平台显示出强大力量，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起到关键作用。疫情期间，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近9亿人，使用次数超过400亿人次，支撑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实现“一码通行”。[1]由此可见，平台的崛起为防疫大局提供了治理渠道和底层结构。平台政治催生公共生活新的治理模式。

平台也影响了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和互动。互联网平台的跨国界运行已经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互联网平台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影响一国的选举。Facebook就曾一度被抨击被“外国势力”利用操纵美国大选。而特朗普自己在2020年8月14日也曾签署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90天之内出售或剥离该公司在美国的TikTok业务。在该份行政令当中，特朗普称字节跳动可能会采取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8天之前，特朗普的行政令曾要求45天后（9月20日），要禁止字节跳动集团跟任何美国人或者美国公司做任何交易。作为字节跳动旗下一款风靡美国和全世界的社交媒体平台，TikTok的受众以青年少为主，而且受到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控制，这使得美国政府感到深深的忧虑。美国政府对TikTok的态度显现出了平台对于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力。平台政治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平台之所以影响国际政治，是因为平台关乎信息在全球的流动，信息的流动影响了国际权力的对比和流动。信息的背后也是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较量。虽然大部分平台宣布了自己的中立立场，但平台背后都有意识形态倾向，平台通过打标签、算法推荐等方式影响了信息在全球的流动，从而也影响了国际政治。平台关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笔者因为主持每年一度的“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的评选，对各地通过互联网推进治理的实践有了更深入的考察。笔者发现，最近5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都以平台为依托和抓手，提升整个地区的治理水平，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从而达到善治。平台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了新的治理模式。

当一个平台拥有大量的用户时，这样的平台已经不只是商业公司自己开发的赚钱工具，而是关乎到整个国家社会发展稳定的公共产品。互联网平台的诞生和崛起赋予了个人传播的权力，重塑了人们的交往模式和生活方式，影响了公共生活的安排。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为宗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介入并且主导以平台为中心的公共生活。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表现为平台治理和治理平台。平台治理就是以平台为依托的治理，发挥平台本身的特点和优势，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平台就是对平台本身的运作进行治理，防止平台侵害公共利益，让平台在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发挥良好的作用。

本书涵盖了笔者对当前平台政治的最新思考。平台政治不仅影响了每个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随着平台的崛起也越来越模糊），也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治理。平台政治是治国理政的新命题。

与上一本书《善治安心：中国网络理政的理念与实践》一样，本书的写作融合了许多人的心血。王震宇参与了本书的第一章的撰写；戴雯斌参与了第二章的撰写；付博文参与了第三章的写作；成万吉参与了第四章的撰写；张梓桐参与了第五章的撰写；易若彤、妮格拉·阿不都伟力、陶亚迪、应璐洋为第六章搜集了基本资料。另外，还要感谢银川市、深圳市、宁波市鄞州区、上海市宝山区、北海市的诸多同志，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基本材料，并为本书的案例写作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笔者在评选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和撰写本书时，接触了许多基层干部，他们热心干练，一心为民，是中国实现良好治理的基石。

中国网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的评选一直受到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人民日报》民生周刊这些单位的支持，尤其是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一直对网络理政研究项目呵护有加，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本书的研究写作也得到了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经费支持。

沈国麟

2021年6月于复旦园

[1] 中国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