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资、就业与劳动份额

张军 等 著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扩大了，因此，劳动收入或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英文文献里即“labor share”。在中文文献里对应的提法有“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报酬份额”“劳动收入占比”“劳动份额”等等，虽然说法不一，但意思完全一样）势必出现下降的趋势。确实，如果关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无论是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中的要素收入统计还是直接观察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我们都可以发现，在加总层面上，劳动报酬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以下简称劳动报酬份额）自1996年之后开始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降至40%的最低点。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SEA）的数据也有类似的发现。然而，在这之后，劳动报酬份额一改下降趋势转而开始上升了，回头看显然出现了一个U型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目前绝大多数关于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多个研究）大多集中在2007年之前，试图解释这一阶段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为什么处于下降态势，研究角度也多从产业结构的变化入手。真正面向2007年之后的研究则相对有限，而且即使有个别研究也基本延续了之前的研究方法，认为200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上升同样受到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主流的看法认为，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逐步变得内向，不可贸易部门的份额相对变大。给定可贸易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较低，而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报酬份额较高，因此，2007年之后可贸易部门增加值相对份额的下降应该是同一时期总体劳动报酬份额趋于上升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仔细观察那些有贸易活动的行业与没有贸易活动的行业的细分数据，我们会发现，总体上，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在同一时期其实都出现了类似的劳动报酬份额变动趋势，这说明劳动报酬份额在2007年之前处于下降趋势而之后趋于上升，应该另有原因。

我们认为，影响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上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之前的研究跟大多数研究一样，习惯使用局部均衡的模型来解释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但这么做会遗漏很多系统性的因素改变造成的影响，不够全面。因此，我与学生张席斌和张丽娜合作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构建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此问题加以解答。我们在模型中纳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冲击、贸易成本冲击、部门投资冲击、总需求冲击、劳动力供给冲击、部门内资本提升型技术进步相对于劳动提升型技术进步的冲击等六种冲击，利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及动态“帽子算法”（dynamic  hat  algebra）求解均衡。理论分析表明，首先，当达到动态均衡时，若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小于1，即二者互补，资本提升型技术进步快于劳动提升型技术进步会产生更多的劳动需求，促进劳动边际产出不断上升，劳动报酬份额也将随之上升；若资本与劳动互相替代，资本提升型技术进步慢于劳动提升型技术进步会挤出劳动需求，劳动报酬份额也就随之下降。其次，各种冲击也会通过影响均衡的资本租金水平与劳动力工资水平，而影响劳动报酬份额。

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六种冲击中只有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技术进步在同一时间段快速提升，且替代弹性小于1，结合理论分析不难得出其推动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结论，经分解发现这一冲击具有70%的解释力。关于多数文献关心的部门间转型问题，我们发现，相对于部门间的转型效应，200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90%以上的解释力来自部门内部。此外，从冲击的国别类型来看，来自中国自身的冲击是导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U型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他国家冲击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弱。从国际视角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处于下降阶段，而其在2000—2017年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下降和劳动提升型技术的进步。

2007年之后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上升主要是由资本提升型技术进步带来的，传统观点所关注的经济结构转型或许并没有在该阶段发挥主导性作用。另外，当我们把世界所有冲击水平控制在2017年时，我们还可以预测中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2035年会达到59.8%（2017年约为55%）。这一水平虽有所提升，但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仍然较低。而未来要想持续提升劳动报酬份额，中国仍需在提升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投资效率及降低贸易成本上下功夫。

总而言之，经济学家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制定最低工资条例，以及是否应该干预企业工资的决定等问题依然存在不同意见，研究的结论也未必一致。但无论如何，在统计意义上弄清楚中国企业在确定工资方面的异质性和差别是重要的。哪些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更重要？集体协商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工资水平？为什么一些行业和个人的工资水平会持续高于另外一些行业和个人？这些问题只能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台实施一系列惠民富民政策措施，推动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收入结构不断改善，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曾采取了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发展战略。例如，“户籍分割管理”和“工会的双重角色定位”就是这种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传奇色彩。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一二十年间，劳动收入在中国  GDP  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尽管近年来这一趋势有所扭转，但这种制度化的低工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家庭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围绕这一现象，本书从劳动就业制度（如正规性、合同期限、福利等）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如工会、最低工资、集体协商等）等方面，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工资决定、工资与生产率的关系、劳动份额的演变等，分析结构转型、劳动保护、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贸易等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和就业的综合影响。

本书的研究旨在为党中央提出的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完善初次分配制度、逐步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等目标的实现，提供学术支撑与政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