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是我国实现大国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全力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奋进，又要时刻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动所造成的严峻挑战。为此，我们有必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国际竞争的大战略、大背景下来理解和把握。

未来中国的国家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不可能脱离中美竞争这个大背景。中美竞争的性质，不单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过去长期支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在制度、科技、文化等方面不依附、不重复、不沿袭西方既有模式，自己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竞争主要形成了三种形式，经历了从国家权力竞争到国家能力竞争的过程，未来将逐渐向国家动力竞争演化。

早期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围绕权力展开竞争。最早从西欧崛起的现代化国家，总体上都因袭了“财政-军事国家”模式，通过财税体系来供养常备军，为长期战争做准备。国家权力完全服务于资本的利益，通过壮大军备、发动战争来扩张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大国竞争是为了掠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竞逐财富，国家成为资本扩张和支配的工具。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竞争，以此最大化索取剩余价值，推动军事技术的迭代更新。西班牙、葡萄牙靠的是对美洲的白银掠夺；荷兰靠的是资本支配最大化的金融体系，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养军队，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复制和升级了荷兰模式，美国则是英国的后继者。德国和俄罗斯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但他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资本集中和资本积累，同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崛起为新的大国。

国家权力竞争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对人类文明而言是一种灾难。两次世界大战是“财政-军事国家”模式下权力竞争的产物。战争结束之后，欧美国家纷纷改组为“福利国家”，美国虽然无力构建福利国家，但也一定程度上提供社会政策以安抚和保护“战士与母亲”。战后欧美发达国家都加强了社会治理，将政府职能的重心放在发展公民权和提供公共品上。美苏争霸条件下，传统的权力竞争已经变成了综合实力的竞争，包括制度竞争、意识形态竞争等等，而治理失效正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国霸权支配下，欧美大部分发达国家将军事主导权交给了北约，腾出更多财政用于社会再分配，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国家形象也从穷兵黩武的战争机器转化为公共治理机构，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标准也改为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

然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和政府职能依赖于税收和债务，一旦被资本力量所抵制就难以扩张，而会陷入福利紧缩。同样的制度模式向拉美国家移植，在高福利高债务条件下就产生了“拉美化陷阱”。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在这一阶段已经充分凸显出来。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国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来提高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这跟欧美国家以债务来扩张福利的模式是根本不同的。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方面，中国实现了弯道超车，而为世界所瞩目。

未来五年乃至于更长时间，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将是发展动力的竞争。对此我们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预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国家就越要发展，就越需要持续的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创新进行到底。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如何将这些优势所具有的发展效应进一步激发出来，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发展成果，是接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因此，“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是“十五五”期间的战略重点。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霸权正在走向衰落，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还在不断制造矛盾冲突。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保持国家发展的动力，持续进行改革创新，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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