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决策转变的过程确实比较难。大约在10年前我们开始感受到上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过后遗留的问题，包括房地产泡沫、环境污染等。因为这些“后遗症”，决策层下决心改变宏观经济的管控方式，不能遇到经济波动就刺激需求，特别是基建投资。2014—2015年，决策层开始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将经济政策的发力点从需求侧转移到供给侧，调整经济结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5月，《人民日报》访问权威人士，当时提出“如果采取大规模强刺激和拼投资等老办法，可能会积累新矛盾”。

这样的思路一直坚持到2022年，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同时，经济政策口径开始调整，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原来强调供给侧的政策的基础上寻求平衡，因为新冠疫情冲击导致需求收缩。

2022年开始强调扩大内需，2023年经济一度呈现比较强劲的反弹。但是2024年上半年一些经济指标没有达到预期，而且不同领域在经历疫情后的恢复情况极不平衡，很多领域并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预期转弱”愈发成为突出的问题。老百姓在茶余饭后谈论的房价、就业等内容，都是预期持续转弱的反映，同时又在加强负面预期。

2015年以后，决策层更加强调“跨周期调节”，疫情期间转为强调将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今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强调“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发生这样的转变就是因为预期持续恶化，让决策层意识到，如果预期不发生逆转，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扩大内需战略的效果都将受到影响。比如2022年年底以来，货币政策一直相对宽松，但是钱却贷不出去。因此问题的焦点并非面对经济波动需求侧政策是否及时出台、跟进，而是预期尚未扭转，导致在流动性相对宽裕的情况下，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仍然无法维持。9月底一系列表态、政策便是决策层意识到一定要扭转预期的表现。

张军：扭转预期，一方面需要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要选择一个好的突破口，也就是找到效果最好的政策，如果只是释放更多流动性，或是加大投资项目的力度，可能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决策层一定在这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人们最为关心的无非就是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这两个市场一旦恢复“人气”，就意味着预期问题开始改善。因此此次将沪指拉回3000点以上，并提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都是希望借修复这两个市场的情绪，扭转人们的预期。

在市场经济中，参与者的animal spirit（动物本能，指影响与引导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能、习惯与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至关重要，其中就包括冒险精神。因此重要的是让人们在市场中看到机会，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冒险精神。人们不看好经济形势可以找到N个理由，但是这些理由都抵不过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很多外资投行也纷纷改口，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值得投资，正是因为看到决策层以这两个市场为突破口，扭转预期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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