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并非固定不动，而是倾向于在地貌中不断变迁。随着河流流淌，它们为多样化且富饶的生态系统——如森林、湿地和洪泛平原——的形成播下了种子。而我们的许多文明关键组成部分也源于这些动态河流所留下的遗产。

去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河流对文明的另一项根本性贡献：有组织的政府 (Allen, Robert C., Mattia C. Bertazzini, and Leander Heldring. 2023.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Govern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3 (10): 2507–45.)。在这篇论文中，Robert Allen及两位合著者探究了政府的起源，检验了两种关于政府形成的竞争理论。

第一种理论被称为“掠夺型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中存在着先前的权力不平衡，最强大的群体建立了政府结构，包括征税的强制手段，以巩固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力。换言之，政府首先是为帮助强者压迫他人并从中提取资源和财富而建立的。

另一种理论则被称为“合作型理论”，它认为政府的形成是人们在面对某些难题时，无法在无组织情况下解决问题的结果。人们主动让渡部分权力或资源（如税收）给一个国家政府，因为它可以提供所需的服务。

为了研究这两种理论，研究人员将视角转向了第一个出现有组织政府的地区之一——美索不达米亚“肥沃的新月地带”，即今天的伊拉克境内。考古研究能够揭示有组织政府在何时何地出现，但要判断政府形成背后的动机（是合作还是掠夺）则要困难得多。理想情况下，研究人员若能穿越时空，像《饥饿游戏》中的“游戏制造者”一样操控资源或人为设置挑战，就能观察人们如何应对。然而，时空旅行和反乌托邦模拟并非必要，这次研究找到了替代方案。

“美索不达米亚”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区域。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依赖这两条河流，然而河流并非总是稳定的，有时会突然移至远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位置变化，带来了天然的“实验”，让资源的分布发生剧变，形成了突如其来的挑战。

为重构这一远古时代的自然实验，研究团队参考了两类地图。第一类是考古地图，展示了古代定居点和城市的逐步发展。通过考古发掘，研究人员可以绘制出不同类型的建筑及其建造顺序，某些建筑类型预示着有组织政府的存在，因此考古地图帮助研究团队估计每座城市首次形成有组织政府的时间段。、

第二类地图则记录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位置变化。与峡谷中流动的河流不同，这些广阔平原中的河流位置往往易变，变化或逐渐发生，被称为“河流蜿蜒”；或瞬间剧变，被称为“河道转移”。河道转移过程中，河流可能突然改道到较远的地点。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日益干燥，农耕活动主要集中在河道附近，农民依赖自然洪水和肥沃土壤或开凿小型水道进行灌溉。定居点和城市也聚集在河流旁，以便靠近作物生产区。

当河道转移，形成“弃河道”时，沿干涸河床生活的人们仿佛被抛弃了。短短一个大洪水事件中，河流这一农业、食物和生存的命脉便远去，居民只能被迫留在逐渐逼近的荒漠之中。

因此，研究人员手头掌握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有组织政府形成的时间轴以及河道转移形成的“自然实验”时间轴。如果掠夺型理论解释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政府形成，那么政府不会出现在资源减少的弃河地区，而是在仍靠近河流的资源丰富区域，或在转移后的新河道附近。

然而，若合作型理论成立，则政府更可能出现在弃河地区，即那些人们需要集体行动来解决问题的地方。研究结果确实如此，政府更倾向于在弃河地区出现。这些地区需要挖掘长长的灌溉渠以将水重新引回农田。考古地图显示，水渠通常在河流移走后不久便开始建设。

总之，考古和地质记录中重复出现着这一现象：首先，河道转移事件让某一区域的河流干涸；接着，这一区域的城市开始修建政府相关建筑，并将新的水渠从新的河道延伸至该地区的农田。

农业和大规模定居点依托河流而生，享受着河流带来的水源和肥沃土壤。但河流可以移动并带走这些资源，促使人们建立有组织的政府，以集体的力量重新获得资源。

河流科学家早已知道，动态多变的河流条件孕育出地球上最富饶多样的生态系统。而如今，考古学家和经济学家发现，动态河流同样为人类发展出有组织政府提供了关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