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首先我们讲这个8.8亿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是指从15岁或16岁到60岁这段年龄区间的人，但是这些人并不是都在劳动力市场中间。比如说现在一般在22岁之前很少有人实际地在参加工作，但他算在潜在劳动力的人群当中。中国人口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现在大学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4%，这些人进入了大学就不可能马上参加劳动，所以他们算在劳动年龄人口中间，但又没有实际地进入劳动力市场。现在这个群体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读了本科还不够，还要读硕士、博士，所以就是说，从15岁到60岁，这45年的时间中，过去大家都不读大学，15岁就开始工作了，而现在要读大学、研究生，就要到25岁才开始工作。所以，即使说每个年龄段的人都一样多，但是因为我们读书的时间越来越长，真正能够转化成劳动力的人口数量就减少了。

一般我们说有8.8亿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还会乘上一个劳动参与率，就是平均下来，大概有百分之多少是真正进入劳动市场的。过去中国最高的劳动参与率达到79%，这几年在持续下降， 2020年已经在67%左右。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一个是受教育越来越多，另外一个是有很多人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包括男性和女性。过去中国的女性和男性一样，也是70%多都在工作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自愿或不自愿地做全职太太而退出劳动市场（因为女性的孩子可能多了，经济条件也改善了）。所以一般来说，中国真实拥有的劳动力需要给这8.8亿至少打上一个七五折。

劳动力并不等于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意思是说，当人口中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超过了2/3，而需要抚养的人（即小孩和老年人）占1/3，这样每一个可以工作的人就负担0.5个需要抚养的人。如果负担系数低于50%，就有可能获得人口红利， 也就是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能发挥额外的促进作用。但如果，老年人越来越多，小孩子也在增加，中间这部分人越来越少，负担系数就会超过50%甚至是60%，这就变成了人口负债。所以50%就是一个荣枯线（基准线）。

彭希哲：如果是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可能是在2030年。到那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或者更严格一点说是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已经彻底关闭了。这是个比重关系，就是能够干活的人和需要抚养的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我们为了延续这种人口红利，鼓励大家多生点小孩，但是多生小孩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负担的人更多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会使荣枯线更快地到来。但从长远来说，它可以减弱未来人口负债的严重程度。

如果让大家多生孩子，首先女性在怀孕、生育、哺乳期会部分甚至全部退出劳动力市场，这就使得实际在劳动市场中的劳动力减少；同时，生出一个小孩就会增加一个负担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倡导多生点小孩，实际上是希望这批小孩成为劳动力以后的社会经济（也就是20年以后），让那时的人口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是解决中国未来人口的长期均衡，而不是为了解决现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