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GE的解散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宪法权力结构、联邦官僚体系的韧性、利益冲突以及民粹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揭示这场旨在“重塑政府”的实验是如何在法律、政治和管理的三重围剿下走向崩溃的，并评估其对美国未来行政国家演变的深远影响。

马斯克将推特（X）私有化的经验奉为DOGE改革的模板。这种“官僚主义电锯”（Chainsaw for Bureaucracy）策略的核心逻辑是：先进行大规模裁员，通过系统的极限压力测试识别真正必要的职能，要求员工进入“硬核”（hardcore）模式，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再按需回聘少数关键人员。一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周发送一份报告，详细描述自己在上一周完成的五件事，若连续两次未回复将被解雇。在1-2月的裁员中，联邦政府约解雇了60000名公务员和24000名试用期员工，一些部门和机构甚至裁减了近50%的员工。

盲目裁员造成了严重后果。国会选区平均有超过3000名联邦政府公务员，大量裁员导致一些州的失业救济申请人数剧增，系统不堪重负，这些后果均需要州和地方政府承担。

清洗式裁员导致大量经验丰富的资深技术官僚流失，对机构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造成巨大破坏。研究显示，大量人员离职带来的机构记忆流失会导致政策连续性下降、新员工难以上手、重复性工作增加等问题。布鲁金斯学会指出，在处理核安全、流行病监测等复杂系统时，这些隐性知识的丧失是不可逆的，其潜在损失远超节省的薪资成本。

不同于私营企业可以随时放弃非盈利业务，联邦机构承担了大量法定公共服务职能。能源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解雇了大量合同工和全职员工后发现关键的核设施维护监测、食品安全检测数据分析等规定任务无法完成，陷入“解雇-混乱-试图回聘”的恶性循环。POLITICO指出，就算是在商业领域和科技初创公司，解雇专家并赋予新手以大权也是不可接受的。自由派智库企业竞争研究所（CEI）的经济学者瑞安·杨（Ryan Young）认为，DOGE的失败是因为“搞错了操作顺序”，在削减联邦机构监管权力和取消项目之前就进行大规模裁员。杨指出，联邦监管负担是一种“隐藏税收”，成本高达超过1万亿美元，而联邦公务员的工资成本每年不到300亿美元。裁员的后果是，联邦监管负担依旧沉重，却缺乏执行人员，私营部门面临延误和瘫痪。

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表示，他认为马斯克搞错了关注点，他优先考虑缩减联邦劳动力，而不是针对浪费。“DOGE仍在追求那些浪费、欺诈和滥用，我认为它会有效果。虽然效果不如我希望的那样好，但我认为它在削减这些方面仍会有效。”

马斯克意图用AI驱动的算法治理取代低效的人工审批，用统一数据平台取代分散部门系统，通过自动化决策节省资金、识别欺诈。他向白宫推销“AI优先战略”，试图将几乎未经充分测试的硅谷人工智能技术植入政府工作中。

这种思想以激进乐观主义（radical idealism）为特征，相信技术变革天生进步，无需民主妥协便能解决社会冲突，他们的“终极梦想”是一个没有制度的世界。技术乐观主义的背后是一套更激进的政治哲学。硅谷新右翼的“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思想和“新反动运动”（neo-reactionary movement, NRx）主张用技术精英的理性算法彻底取代“非理性”的民主与官僚体系，把国家当成一家需要强行重启的巨型公司，由CEO式君主统治。DOGE的核心圈子与该运动高度重叠：新反动运动奠基人柯蒂斯·雅尔文（Curtis Yarvin）是特朗普“加冕舞会”的座上宾；副总统万斯曾公开称赞雅尔文对其思想的影响；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则是雅尔文的长期资助者。

DOGE的行动几乎完全符合这一逻辑。1月23日，特朗普发布《消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导中的障碍》行政命令，要求各机构利用人工智能“减轻官僚限制的负担”，为DOGE的行动提前铺路。3月20日签署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在30天内废除或修改阻碍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内部规定，并授予“总统或机构负责人指定的联邦官员”对非机密数据的完全访问权限。 白宫表示，整合数据的目的是“消除官僚重复与低效，同时增强政府发现超额支付和欺诈的能力”。但批评者担忧，这实际上为DOGE已经引发的数据访问争议提供了事后合法性。据多家媒体报道，Palantir公司正在与DOGE合作，利用其Foundry软件平台整合来自国土安全部、国税局、社会保障局等机构的数据。2025年4月，Palantir与DOGE代表、国税局工程师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黑客马拉松”（Hackathon），旨在创建一个可查询所有国税局数据库的超级API接口。尽管财政部发言人表示尚未签署正式合同，但已引发广泛的隐私权担忧。

DOGE试图打破各联邦机构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一个全知全能的大数据监控体系，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是联邦法院。截至2025年中，已有至少12起诉讼指控联邦机构向DOGE提供个人信息，违反了《1974年隐私法案》的规定。《隐私法》在水门事件阴影下制定，旨在为政府收集、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设立公平信息准则和严格限制，明确禁止联邦机构在未经当事人书面同意情况下向机构外部人士披露个人记录。DOGE大规模跨机构调取数据突破了隐私法设定的以“特定目的、最小必要”为原则的信息共享边界。

6月，纽约南区联邦法官丹妮丝·科特（Denise Cote）做出里程碑式的裁定，认定联邦官员向“不具法律访问权”的DOGE员工分享人事档案违反了《隐私法》和网络安全标准。她直言此举是对法律和公众信任的双重背弃，并下达初步禁令暂时禁止DOGE继续获取人事数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数据转移。这一裁定被誉为个人隐私的胜利，表明司法愿意在行政高压下维护公民数据权利。

但隐私战线的较量远未结束。同一周内，特朗普政府在其他案件中取得进展：最高法院允许白宫DOGE小组获取社会安全局（SSA）数据库，并暂缓交出有关DOGE运作的信息；此前一个月，联邦上诉法院亦放行DOGE访问财政部支付系统的数据。在立法层面，监督机构和部分国会议员已呼吁更新隐私法律，应对DOGE式数据合并带来的新威胁。

第二道法律防线有关总统“钱袋子”的争夺。美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除依法拨款外，国库款项不得支出”，赋予国会对财政支出“钱袋子”的控制权。1974年《国会预算与扣押控制法》（ICA）进一步收紧了总统擅自扣留经国会拨款资金的空间，规定行政当局必须执行国会的支出法令，如需延迟或取消资金亦须征得国会同意。这一法律正是针对尼克松时代总统滥用“扣押权”（Impoundment Power）的制度纠偏。特朗普在DOGE的策动和协助下试图重拾昔日被废止的扣押权，对联邦预算发起了一系列引发宪法争议的行动。

DOGE团队寻找可削减开支的项目，贴上“低效”或“不符合总统议程”的标签，为资金冻结提供依据。2025年1月，特朗普颁布行政命令指示“凡与总统外交政策不完全一致的对外援助资金，一律停止支出”，DOGE小组进驻USAID，强行获取该署机密情报，关闭官方网站、停用员工邮箱，遣散大部分工作人员休假，使其陷入停摆。类似“先夺取数据、再砍人砍资金”的流程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等30多个联邦机构上演，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很快，联邦法官西奥多·庄（Theodore Chuang）裁定DOGE针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动很可能违宪，限制了DOGE在USAID的诸多行动。

国会方面，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高级议员直斥这是“赤裸裸的权力掠夺”，强调宪法未赋予总统不经国会擅自扣留资金的权力。民主党众议员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发表声明谴责特朗普和马斯克企图以非常规手段架空国会的预算职能，把一国财政变成总统的私人钱包。她警告DOGE试图重演尼克松的历史错误，通过审查并停止执行诸多国会批准的项目来“给予总统如君主般的财权”。司法领域也对DOGE的扣押举措多有掣肘，大量涉及擅停拨款的行政令和措施被诉至法院，许多联邦法官迅速发出禁令，资金冻结或被挪用。

DOGE遇到的第三场战役围绕联邦公务员制度的根基，即职业文官的稳定与政治中立。特朗普就职首日即着手恢复其第一任期末推出却未及实施的“F级”（Schdule F）计划，新将涉及政策制定、解释、分析或倡导的职位重新分类到“政策/职业类”特殊雇员（Excepted Schdule），使其不再享有原有的解雇保护，可被快速解雇或替换，便于新政府以绩效或忠诚度为由解雇原有人员、安插政治盟友。国家财政雇工委员会（NTEU）全国主席多琳·格林沃尔德（Doreen Greewald）批评其试图将公务员体系拉回142年前“政党分肥”的时代。

联邦雇工委员会和公益组织迅速提起诉讼挑战Schdule F行政令的合法性。NTEU向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指控该法令超越总统职权、违反国会意图。同时，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等组织联合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AFGE）提起另一诉讼，质疑DOGE的组建本身规避了联邦咨询委员会法（FACA）的透明和平衡要求。

同时，特朗普在DOGE的协助下，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大规模精简人力。包括向联邦雇员提供诱导辞职的买断（Buyout）优惠，并直接颁布“缩编令”（RIF）。2025年初，OPM在疑似受DOGE主导的情况下发布一项名为“岔路口抉择”（Fork in the Road）的全国性买断计划，鼓励员工自愿离职并承诺支付遣散金。这一行动未经国会特别授权和拨款，且预支了国会尚未拨付的资金，涉嫌触犯了《行政程序法》（APA）禁止“恣意反复无常”决策和超越法定权限的规定。

DOGE推动强制裁员计划所引发的法律问题更多。特朗普要求各机构制定“机构重组和削减编制”方案，由OMB下发备忘录具体指导，被视为绕过正常绩效考核和人事程序，对联邦文官体系进行政治清洗。多个工会与公益团体组成联盟起诉特朗普的RIF计划，获得法官苏珊·伊尔斯顿（Susan Illston）发出的初步禁令，在案件实质审理前需暂时禁止实施。这项禁令一度使得众多机构的裁员计划按下暂停键。7月，最高法院在紧急审查中以多数意见搁置该禁令，允许行政令所要求的裁员筹备工作继续进行，但强调这不代表对裁员方案合规性的认可。杰克逊大法官的反对意见表现了最终判决中的分歧，她认定总统无权在未获国会批准的情况下重构联邦机构、裁减人员，并批评最高法院过早介入给予行政便利。而索托马约尔大法官虽同意暂缓禁令，但也特别强调若未来证明裁员方案不符合法律，应由下级法院据实审理纠正。

从长远看，DOGE对联邦政府的深层伤害不在财政层面，而是对行政体系本身的破坏。

首先，DOGE推动的大规模裁撤、威胁性重足和政治化清洗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公共部门人才流失。大量资深科学家、工程师、监管专家和高级管理人员被迫提前退休或主动离职；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财政部、环保署等关键机构，多名研究所负责人和技术骨干相继离开。其中，年龄较大、资历更深、专业性较强者集中选择离开。这种人力资本流失直接削弱了美国政府在应对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防护、财政监管与风险控制和科学研究与长期政策制定的能力。

其二，DOGE的改革方式破坏了美国公务员制度的中立原则，使得行政体系内部充满了恐惧和猜疑。大量裁员与重组并非基于绩效，而是基于意识形态标签；政府职员被要求自证“政治忠诚”，甚至被鼓励举报同事；深夜威胁邮件、随意解聘、程序违规制造了普遍的恐惧氛围。更有甚者，DOGE直接干预政策执行，要求各机构上报涉DEI计划并威胁采取“不利后果”，使一些机构停止处理平权投诉，人人自危。美国进步中心（CAP）指出，这种制度性信任赤字需要数届政府的努力才能修复。

尽管官方叙事声称改革是必要的、方向正确的，但共和党内部对DOGE的反应呈现出明显的意见分歧。基层共和党人面对舆论充满焦虑，多项民调表明，尽管选民对联邦缩小的更广泛想法持开放态度，但对DOGE的行动感到担忧。共和党战略师道格·海耶（Doug Heye）说：“我们目前还无法衡量实际的失业人数，但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社区……这会让那些通常支持特朗普的可靠选民的生活更加艰难。我认为，这种缓慢的影响可能会产生后果。”

2月，哈佛大学/哈里斯民调发现，72%的选民支持一个专注于效率的政府机构，60%的人认为DOGE能够“帮助进行重大削减”。但随着DOGE逐渐暴露出起行动规模和风格的问题，民调风向开始发生变化。3月，福克斯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58%的选民对马斯克的工作表示不赞成，65%的人表示“特别”或“非常担心”政府削减支出的计划不够充分。值得注意的是，39%的共和党人对削减措施的实施表示担忧。到4月，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民众对DOGE的看法整体相对负面，认为政府效率低下的人多出14%，认为DOGE是个好主意的民众则少12%。同时，对马斯克的负面看法也在不断增加。

许多共和党人担心DOGE的行动以及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关系会给2026年中期选举带来负面影响。多位议员暗示，削减联邦公务员的运动不仅可能威胁到他们选区的利益，还可能影响共和党保持多数席位的机会。特拉华大学传播中心3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和马斯克的信任度并不对等，对前者的支持并未共享到后者身上。

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dsey Graham）表示，需要调整系统以协调DOGE、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华盛顿州共和党议员丹·纽豪斯（Dan Newhouse）也表示DOGE需要更具战略性的方法。他说：“许多指令似乎是任意的。”纽豪斯表示，他曾向白宫表达过对起所在选区农业预算削减的担忧，并告知政府，DOGE不应无视国会。

共和党全国国会委员会（National Republica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NRCC）主席、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众议员理查德·哈德森（Richard Hudson）却对DOGE的成绩充满信心：“我认为选民会回报我们的……民主党在将自己定位为维护浪费、欺诈和滥用的党派时犯了巨大错误。”

民主党找到了一个比直接攻击特朗普更有效的策略：把马斯克作为靶子。据AdImpact报道，马斯克已成为民主党筹款广告中的“常客”，许多民主党政客都以其为攻击对象发起筹款活动，包括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佐治亚州参议员乔恩·奥索夫、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等等。一位民主党策略师解释了为何要重点关注马斯克，因为既可以突出特朗普“伤害民众的政策”，同时也能刺激特朗普，提醒他“自己已不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了”。民调师保罗·马斯林（Paul Maslin）也表示，马斯克在字面和象征意义上都是民主党最佳的对立面，“特朗普教会了我们，政治最有效的是简单明了的，而攻击马斯克的权力和金钱攫取就是简单明了的”。

进步退伍军人组织VoteVets发起一项耗资六位数的广告宣传活动，批评五名共和党众议员，宣传主体聚焦于马斯克和DOGE，完全不提特朗普。VoteVets通讯副总裁马特·科里多表示：“如果共和党人不站出来反对马斯克花钱解雇中产阶级退伍军人，他们将在中期选举中为此承担责任”。

支持众议院民主党政治议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众议院多数党前进”（House Majority Forward）也投放了以马斯克为主角的广告和广告牌，将其作为共和党预算决议的代言人。该组织发布了一份信息指南提醒民主党人：“关于马斯克，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作为DOGE首席执行官的利益冲突如何导致医疗保险（Medicare）和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削减，并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

马斯克和DOGE越来越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中的核心议题。4月，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中，马斯克支持的候选人布拉德·施密尔（Brad Schimel）被自由派候选人苏珊·克劳福德（Susan Crawford）击败。蓝图（Blueprint）公司调查显示，30%的选民表示马斯克的投资使他们更不想投给施密尔。11月，弗吉尼亚州长竞选中，民主党候选人阿比盖尔·斯潘伯格（Abigail Spanberger）凭借DOGE和生活成本议题赢得了选举，成为弗吉尼亚第一任女性州长。民主党民调师埃文·史密斯（Evan Roth Smith）分析称：“马斯克越接近选举的核心叙事，共和党表现越差。”

路透社对库珀的采访发布后，DOGE随即在其官方社交账号上发文回应：“像往常一样，这是路透社的假新闻。特朗普总统受美国人民委托，负责推进联邦政府现代化，减少浪费、欺诈和滥用。就在上周，DOGE终止了78份浪费合同，为纳税人节省了3.35亿美元。”

11月24日，库珀在X平台上澄清道：“路透社的编辑做得很好——他把我的全部评论拼接到第2/3段，创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事实是，在USDS下DOGE可能没有集中的领导权。但DOGE的原则依然有效：放松管制；消除欺诈、浪费和滥用；重塑联邦劳动力；将效率放在首位等等。”

他还表示，人事管理局和管理与预算局将“制度化”DOGE做出的改变。25日，白宫助理新闻秘书利兹·休斯顿（Liz Huston）在向《时代》杂志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呼应了库珀的说法：“特朗普总统获得了明确的授权，要在联邦政府范围内减少浪费、欺诈和滥用，他将继续积极履行这一承诺。”12月8日，众议院DOGE党团的联合创始人表示，DOGE运动依然在蓬勃发展，只是外围的喧嚣已经平息。

扩大总统权力、削减政府成本的理念作为特朗普时代的“基本精神”，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实践。白宫预算局局长拉塞尔·沃尔特也是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力量，且比马斯克更为有力高效。沃尔特长期主张精简政府，通过财政工具重塑政府权力，其研究和方案被列入保守派议程“2025计划”（Project 2025），有一套可行性高、有目的和步骤的削减计划。在DOGE和马斯克“失权”后，沃尔特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大力推进缩减机构和清理员工的目标。他正在推动废除数百项关于环境、健康、交通以及食品和工人安全的法规，并声称已经实现了245项去规制措施。曾在拜登时期在OMB工作的鲍比·科根（Bobby Kogan）表示，沃尔特现在掌控了局面，“做事非常具体且经过精心计算，他的能力令人难以置信。”可以说，DOGE的行动为沃尔特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DOGE的行动人员仍然在联邦机构中担任重要角色。一位USDA的消息人士对DOGE已经解散的报道表示：“这是绝对的错误。实际上他们像蜱虫一样嵌在各个机构中。”DOGE不再以“行动快、破坏大”的方式在政府内部运作，但其附属机构仍在为“持久战”做准备，且依然以硅谷式的风格改造行政部门。近一个月来，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DOGE运营者兼财政部首席信息官萨姆·科尔科斯（Sam Corcos）向国税局数百名技术人员推出了编码测试以考察他们的“技术熟练度”。

许多共和党州长和议员设立州级DOGE组织以表达对特朗普的忠诚，全美至少有26个州通过立法、行政措施或成立新的立法委员会，发起削减政府成本的措施。虽然这些举措各不相同，但都以“根除低效”“削减浪费性开支”的口号为幌子，推行许多保守派立法者及其盟友数十年来追求的右翼议程，将权力集中在对其问责极少的行政机关手中，攻击公共部门工人，削减公共服务，为富人减税筹资。

州级政府进行的成本削减几乎“复刻”了联邦DOGE的实践。爱荷华州新成立的DOGE办公室由苏库普农机制造公司（Sukup Manufacturing Co.）的总法律顾问领导，该公司曾多次被指控存在联邦层面的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违规行为；俄克拉荷马州州长任命前共和党政治操盘手马克·纳特尔（Marc Nuttle）领导本州的DOGE项目。

实际上，DOGE所秉承的削减成本理念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将其置于美国行政改革的历史长河中审视，可以说是“新瓶旧酒”。

历史上，每位信奉保守主义有限政府思想，试图缩减联邦政府规模的共和党总统都面临着相似的难题：如何突破官僚机构的自我保护机制。1982年，罗纳德·里根成立了“总统私营部门成本控制调查委员会”（也称“格雷斯委员会”），由商业巨头彼得·格雷斯（J. Peter Grace）领导。该委员会动员了161位企业高管和2000多名志愿者，历时两年提出了2478项建议，声称能在三年内节省4240亿美元。然而，大部分建议需要国会立法配合，最终仅有军事基地关闭和华盛顿特区机场管理权移交等边缘领域的改革得以落实。

克林顿时代的“重塑政府”项目（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NPR）采取了不同路径。项目由副总统戈尔领导，由约250名职业公务员组成工作组，从政府内部推动变革。其目标是“让政府运转得更好、花费更少”，承诺在五年内节省1080亿美元。NPR确实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联邦雇员总数在克林顿任期内减少了约27万人，降至肯尼迪政府以来的最低水平；1994年《联邦采购简化法》和1996年《克林格-科恩法》等采购改革立法得以通过。但NPR的核心哲学是渐进式优化，而非从根本上质疑联邦政府的存在范围。正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当时的批评所言：“高效地处理本不应该存在的项目的文书工作，并不是重塑政府。”

相较而言，DOGE在设计初衷上便展现出本质上的不同。它不再是咨询委员会或内部优化团队，而是被构想为一把旨在拆除现有行政架构的“电锯”。这一构想深受硅谷技术加速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现有的政府结构不仅低效，而且是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桎梏。马斯克作为DOGE的实际领导人，代表了一种新兴的技术自由意志主义力量，与传统共和党的小政府理念有本质区别：后者承认政府的必要性，主张缩小规模；前者则质疑政府存在的正当性本身，试图将风险投资领域的“唯快不破”（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和“第一性原理”直接移植到受宪法严格约束的公共行政领域。

这一转变的背后与特朗普右翼政治叙事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特朗普成功将“深层政府”（Deep State）理论构建为阻碍美国再次伟大的主要敌人。在这种叙事框架中，联邦官僚体系并非中立的政策执行者，而是一个由官僚、技术专家和财阀组成的影子政府，职业公务员是一群拥有独立意志、阻碍民选总统意志实施的政治行动者。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明确承诺“清除深层政府、解雇流氓官僚和职业政客，将权力还给美国人民”。在这一框架下，DOGE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个效率机构，更是一个“政治清洗工具”。所谓的“效率”隐含着将行政体系置于单一政治意志绝对控制之下的意图。

但在实践中，马斯克这位科技寡头所主导的“一刀切式”改革逐渐偏离了特朗普2024年竞选期间的承诺。特朗普在竞选中将DOGE描绘为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精英审计委员会，专注于“进行完整的财务和绩效审计，并提出激进改革建议”，是提供建议和指导的外部机构，不具有直接执行权。但实际上，马斯克团队变为硅谷式颠覆力量，直接嵌入联邦机构、绕过国会授权访问敏感数据、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冻结已拨付资金、以社交媒体帖子而非正式行政程序宣布机构关闭。最终，两者的意见分歧也导致了特马联盟的破裂，这背后正是技术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与民粹主义保守主义之间的分歧。

DOGE的成立标志着行政改革从管理主义向破坏主义的转移，这种治理逻辑注定与根植于分权制衡原则的美国宪政体制发生剧烈冲突。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秩序的需求一直是美国政治神话中一对充满张力的思想，宪法对分权制衡的设计正是为了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DOGE的失败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美国政治制度的韧性。

12月9日，马斯克接受播客采访时表示，DOGE“算是有一些成功”（somewhat successful），或许是对这出乱剧最诚实的墓志铭。传统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技术自由意志主义短暂合流却又迅速分裂，或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DOGE本身成为了它声称要摧毁的深层政府的镜像。在民粹主义者的眼中，创造性的、颠覆性的、反建制的“好精英”代替了寄生型的、官僚化的、自由派的“坏精英”。

DOGE已死，但它所代表的对行政国家的愤怒、对技术解决主义的迷信、对程序约束的不敬不会随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