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一方面，政府需要采取措施稳定经济，防止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还需要推动结构性改革，实现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时的解决，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体现在经济各个方面的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

在一次研讨中，泰国财政部税收政策分部负责人Pan Ananapibut博士提出了“主权债务危机→气候发展危机→金融稳定危机” 恶性循环的理论体系，深入剖析了这些问题的严峻性。他认为，财政失衡、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相互交织，导致出现金融体系的资产泡沫和人们过度的财富投资行为，从而引发金融不稳定风险。这种金融不稳定进一步传导到实体经济，使得政府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受到严重限制，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在中国，这一阐述同样适用。当前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宏观经济的三大潜在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房地产风险、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以及二、三线城市金融机构的资金链断裂风险。这三个风险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三种表现形式：如果房地产市场能够实现软着陆，政府的土地财政压力将得到减轻，二、三线城市的资金循环也将得到改善，从而缓解整体经济的下行压力。

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首先需要解决财政失衡问题。财政失衡不仅影响宏观经济，还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性。例如，教育支出的减少导致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影响了人力资本的培养，进而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调整税收政策，通过海外市场举债的方式也可能面临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泰国1997年金融危机后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发展经验表明，政府债务的积累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通常来说，建议通过增值税调整来增加财政收入——到目前为止，增值税调整仍被视为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解决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做法在经济下行时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提高增值税可能会进一步抑制消费需求，加剧经济下行的压力，具体我们可以参考日本通过提高消费税来解决政府支出压力的经验得失，来深入思考。当前，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对于这种可能造成恶性循环的宏观生态环境做出及时应对。

本次会议中第二个关键问题是老龄化问题。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不仅影响经济增长模式，还增加了财政负担，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许多国家的老年人为了维持生活水平不得不在退休后再找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的非正式性往往降低其就业质量和生活品质，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和消费能力。

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力下降和收入减少，使得老年人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来维持生活。传统的金融工具，如回购抵押贷款，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流动性问题，但在当前经济下行的环境下，金融市场的财富创造能力有限，这些工具的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通过数字平台激发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潜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创新思路。这一方案主张利用数字平台灵活性和广泛应用场景的优势，将老年人的经验和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具体措施包括在线指导年轻人、提供家政服务和教育服务等。通过这些方式，老年人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收入，还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帮助年轻人解决实际问题，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此外，老年人还可以参与并指导各种健康活动，如健身、瑜伽等，不仅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能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通过这种方式，老年人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消费者，更是社会生活的生产者。除了个人层面，数字经济平台还可以促进家庭和社会的互动。例如，老年人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帮助年轻父母进行育儿指导，分享育儿经验，缓解年轻家庭的育儿压力。此外，老年人在料理、花卉种植等方面的经验也可以通过平台传递给年轻人，帮助他们少走弯路，提高生活质量。

此次东亚经济学会年会的许多观点，对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环境所遇到的问题，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会议中的很多专场讨论都围绕中国议题展开，体现了中国在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正式会议前一天，参会的几位老师还与全球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亚洲区副主席、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杰出教授胡永泰（Wing Thye WOO）及其团队进行学术研讨。胡教授提到，对正在向着高收入国家门槛迈步的中国而言，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广受关注。泰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上碰到不小的阻碍，马来西亚的表现值得我们深入借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应当因时制宜制定不同政策来应对挑战。只有先解决好基础设施、制度问题和国家发展动力问题，才能促进中国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