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1月23日，五角大楼低调发布了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以下简称《战略》）。《战略》是由国会授权每四年发布一次的文件，也是五角大楼优化武器系统决策和部队结构的主要指导方针。本届政府的《战略》明显淡化了美国冷战后巩固单极优势的想象，也回避了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轴的叙事框架，转而以更冷静、务实的语调，为世界展现了一个以本土与西半球防御为优先、在印太地区追求权力均势、并对欧洲实施战略卸载的守成愿景。它承认力量与资源的现实约束，接受长期竞争的常态化，并试图通过战略收缩与资源重配，为美国争取一种风险可控、成本可承受的“体面的和平”。

当地时间1月23日，美国“战争部”（下称“国防部”）发布2026年国防战略报告，将美国本土安全和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作为最优先事项，同时表示将加强与盟友和伙伴责任分担、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基础等。图源：美国国防部

一、利益的排序：2026年国防战略的总体框架

《战略》指出，美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消耗了自身的军事优势”。这种消耗已经是积重难返的顽疾。美国不能再追求持续的海外部署、规模庞大的国家重建项目、与本土安全关联有限的地区干预，以及在多条战线同时维持高度承诺所带来的财政与工业压力。《战略》回避了“全球领导责任”或“不可或缺国家”等惯用表述，转而强调国防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具体安全与繁荣”。

特朗普政府并未否认美国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但明确拒绝将这种地位理解为无限责任的来源。《战略》多次提及“优先级”“可持续性”“风险管理”等概念，显示出一种以选择取代扩张、以排序取代覆盖的守成思维。

（一）指导思想的转向

贯穿全文的指导思想“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不再指代一种为了输出价值观而进行的武力示威，而是强调通过维持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优势，使潜在对手在计算成本收益后，放弃挑战美国利益的念头。

尽管《战略》批评传统的扩张式国防思路导致了盟友的依赖与对手的滋生，但《战略》拒绝接受“孤立主义”的指控，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引言中将其定义为“基于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这种逻辑认为，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必须有其物理边界，国防部应当从那些无止境的战争和政权更迭的幻梦中抽身。在《战略》中，“美国民众的具体利益”被引入为国防战略的正当性来源，从而将原本高悬的地缘博弈与国内中产阶级的福祉挂钩。

（二）威胁评估方法的变化

基于这种利益导向，《战略》放弃了以往那种追求面面俱到的泛安全观。它不再试图在每一个大陆、每一个领域都维持绝对优势，而是引入了严格的分级评估体系。

早在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便以等级化方式将国家利益划分为“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试图为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一套清晰的优先顺序。《战略》在此基础上，将安全关切进一步操作化为“最紧迫利益”“关键区域”和“次要威胁”，体现出从抽象价值承诺向可执行战略选择的转变。

五角大楼深刻反思了对冷战后美国战略透支的后果。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假定自身拥有近乎无限的资源与政治合法性，可以同时应对地区冲突、人道主义危机与制度输出等多重任务。然而，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等一系列干预的高昂代价，叠加国内政治极化与财政压力，使“多战区同时主导”的战略假设难以为继。《战略》因此将资源有限性视为前提条件而非技术性障碍，并明确将“可持续性”确立为威胁应对方案的核心衡量标准。

在这一框架下，只有那些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安全、核心制度，或危及关键地缘经济通道与全球系统稳定的挑战，才被认定为“最紧迫利益”，值得投入核心战略资源。相反，人道主义危机、价值观推广等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式“软实力”框架中曾占据重要位置的议题，则被重新降格为次要威胁，需在不损害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择机处理。这种调整不仅反映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的回归，也呼应了改革派对后冷战时期使命型外交扭曲政策优先级的批判。

因此，威胁评估方法的变化超出了单纯的技术更新，而是美国对自身能力边界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回应。美军开始接受自己无法在多极化加速、战略竞争回归的时代同时扮演全球秩序的修复者与绝对主导者，必须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作出取舍。这种取舍本身正是《战略》试图通过分级威胁评估制度化的重要目标。

《大西洋》杂志援引五角大楼官员警告称，美国可能无法在不超负荷的情况下，同时威胁委内瑞拉政权、支持试图推翻伊朗政府的抗议者，并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图片：盖蒂图片社

（三）四大优先事项的总体结构

在这种严苛的利益排序下，《战略》确立了国防部的四大优先事项：保卫本土与西半球、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加强盟友责任分担、激活国防工业基础。这四项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由防到稳的同心圆结构。

位于圆心的是本土与西半球，这是绝对不容有失的生存基座；第二层是印太地区，这是关乎未来繁荣的关键外部空间；第三层是盟友体系，这是分担成本、延伸影响力的筹码；最外层则是国防工业基础，它是支撑整个体系运转的物理引擎。美国的战略重心正在经历物理空间上的剧烈收缩与聚焦——从遥远的中东沙漠和东欧平原，回撤到美洲大陆，并以此为依托，向西眺望那个决定21世纪命运的印太海权地带。

二、威胁的排序：本土、西半球与印太的不同权重

如果说利益的排序确立了战略的灵魂，那么威胁的排序则勾勒了战略的骨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西半球不再是美国的后院，而是前线；中国不再是必须被击溃的敌人，而是必须被平衡的对手；欧洲不再是防御的重心，而是资源的来源。

（一）本土与西半球：美国优先与门罗主义

《战略》将“保卫本土与西半球”置于印太竞争之上，列为国防部的首要任务。边境危机、非法移民、跨国毒品网络等非传统威胁已从国内执法问题被重新定义为国防部的核心作战范畴。与2022年拜登政府乐见“一个稳定、和平、民主的西半球”以及强调通过合作“减少对美国本土的安全威胁”“努力了解合作伙伴的安全需求和共同关注的领域”的温和基调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战略》的修辞表现出强烈的单边行动色彩。“我们将积极、无畏地捍卫美国在整个西半球的利益......我们将随时准备采取有针对性的、果断的行动，切实推进美国的利益。”

2026年版《战略》明确提出要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主导地位，呼应了“门罗主义”在21世纪的强势复兴与升级。新版本的政策表述更具进攻性与排他性，强调应确保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和格陵兰岛等关键区域的绝对准入与控制权。《战略》进一步明确，若地区伙伴不能配合捍卫“共同利益”，美国已准备好采取“有针对性的、果断的行动”。

其中，格陵兰岛被多次提及，并置于与巴拿马运河同等的战略高度。特朗普政府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排他性的西半球安全闭环，以防止任何外部大国在美洲获得战略支点。特朗普政府认为，格陵兰岛不仅对美国导弹防御体系（如“金穹”计划）至关重要，还富含对高科技与国防工业不可或缺的稀土及关键矿产。美国将不容忍在西半球，特别是北极前沿，出现任何可能损害其绝对优势的“多头下注”行为。

（二）中国：承认“体面的和平”

在大国战略竞争阶段，中国长期被美国视为“步步紧逼的挑战”（pacing challenge）和“主要竞争对手”（primary competitor），但《战略》摒弃了2018年版那种零和博弈式的激烈措辞，也修正了拜登政府2022年版那种试图全方位压制的宏大叙事。

美国在战略层面正尝试接受中国作为强国存在的现实。《战略》评估道，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已取得历史性扩张，美军以航母打击群和前沿基地为核心的传统投送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性风险。鉴于此，《战略》明确修正了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边界。“美国的目的并非支配、扼杀或羞辱中国，而是防止任何国家拥有支配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然而，这一表述与一个月前美国政府的几份文件的微妙变化值得玩味。《国家安全战略》（NSS）将中国定义为“主要危险”（major danger），《国防授权法案》（NDAA）则明确将中国界定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principal strategic competitor）和“外国对手”（foreign adversary），而国防部年度《中国军力和安全发展报告》将中国定位为“唯一能同时在军事、技术、经济领域对美国构成系统性挑战的国家”。这些差异足以说明五角大楼《战略》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措辞与战略逻辑已经作出明显的务实转向与降温处理。它意味着美国在放弃了通过政权更迭、制度改造或全面压制来解决“对华问题”的幻想，不再像拜登政府《国防战略报告》中那样指责中国的“胁迫行为”与“专制偏好”，而是转向追求一种以力量均势为基础的“体面的和平”（decent peace）。这种和平无关战略互信或价值趋同，而是源于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方都无法在可承受成本内彻底击败对方。

在军事层面，《战略》的对华认知直接转化为作战构想的调整。美军不再谋求在第一岛链内对解放军形成压倒性优势，而是将战略重心转向“拒止性防御”，即通过分布式部署、高生存率平台和非对称能力建设，降低前沿部队的脆弱性，进而提高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成本。《战略》不再讨论“不对称自卫”，甚至全文只字未提中国台湾，而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要增加中国大陆“不可承受的失败风险”，以此影响解放军的战略计算。

这一对华战略转向（deter，not dominate）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批评《战略》淡化了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的主要威胁；而韩国釜山国立大学的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则从地缘政治重心转移的角度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西半球和北极方向的战略野心可能意味着美国默许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性上升。他直言，对华竞争对美国的长期意义远超过对格陵兰岛等边缘议题的投入，这种取舍本身正反映了《战略》的优先级逻辑。

为防止大国竞争失控，《战略》高度重视与中国军方的沟通与危机管控机制，将战略稳定、冲突降级与防止误判置于突出位置。美国承认中美两国在相互脆弱、相互依赖的前提下需要将竞争锁定在护栏以内。它所追求的并非和解，而是一种长期、高压但避免战争的大国共存状态。

2025年9月9日，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海军上将通话。赫格塞斯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不寻求政权更迭。 图源：Fox News

从这一意义上看，《战略》对中国的重新界定是对美国自身能力边界与战略耐力的清醒认知。它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从“塑造对手”转向“管理竞争”，从试图决定中国的未来，转向确保中国无法决定美国及其盟友的命运。

（三）印太地区的整体构想：追求均势

在《战略》的叙事中，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源于其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这超过了任何意识形态的考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目标，从过去的“主导”悄然转变为“维持有利的平衡”。

美国将不再独自承担印太安全的所有成本。盟友在印太安全架构中的角色发生了质变。他们不再是美国力量的有益补充，而是构建均势的必要支柱。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被要求在“第一岛链拒止”中承担更具体的作战任务。《战略》明确指出，这种均势是实现“公平贸易”与“和平繁荣”的军事前提。换言之，美军在印太的存在是为了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该地区的经济红利，从而保障美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利益。

（四）俄罗斯：强弩之末无需多虑

与对华战略中刻意保持的谨慎与克制相比，《战略》对俄罗斯的威胁定性出现了更显著的降级。尽管俄罗斯仍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核武库之一，并因此被视为对美国本土构成“剧烈威胁”的潜在核对手，但在常规地缘政治层面，《战略》仅仅将其界定为“对北约东翼持续但可控的威胁”。这一表述与拜登政府2022年《国防战略》中将遏制俄罗斯视为北约集体安全核心任务、并承诺强化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基调形成了鲜明对照。正因如此，美国前国防部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劳拉·库珀（Laura Cooper）在2025年12月国会听证会上直言，特朗普版国家安全战略未将俄罗斯列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战略》并非有意示好俄罗斯，而是向欧洲暗示当前的俄罗斯不足为惧。《战略》反复强调，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在经济规模、人口和潜在军事实力上对俄罗斯形成压倒性优势，其经济体量约为俄罗斯的13倍，单一国家如德国的GDP亦显著高于俄罗斯。由此，《战略》得出结论：莫斯科缺乏谋求欧洲霸权的物质基础，其威胁更多表现为区域性、消耗性和机会主义，而非具备重塑欧洲安全秩序的能力。

《战略》明确提出，美国将不再继续扮演冷战以来欧洲防御主导者和最终兜底人的角色，而是转向“关键但有限的支持者”。欧洲国家，尤其是北约盟国，必须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转化为可持续的防务能力，承担对俄常规威慑的主体责任，并在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援助中发挥主导作用。特朗普政府所推动的将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提升至GDP 5%的“新标准”，正是这一责任再分配逻辑的体现。

这种角色分工是特朗普政府对全球战略重心变化的直接回应。《战略》坦言，尽管欧洲依然在政治与安全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份额正持续下降。在资源有限、威胁多元的背景下，美国“必须、也将会”优先保卫本土并遏制中国。这一表述清楚表明，对俄罗斯威胁的降级服务于更高层级的战略取舍，有助于为美国从欧洲逐步抽身、集中力量应对本土安全与印太竞争提供理论正当性。

因此，《战略》对俄罗斯的重新定性是一种基于实力对比和成本核算的战略压缩。它将俄罗斯视为一个需要被欧洲主导、美国辅助管理的区域性对手，而不再是决定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中心变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取向与美国副总统、新右翼主要人物J.D.万斯（J.D. Vance）等人的外交偏好趋同，可能预示着美国共和党中长期“先亚后欧”的战略排序。

（五）中东—东北亚的区域处理方式

针对被界定为“次要威胁”的地区与对手，《战略》明确采取了一种“外包”与“遏制”相结合的处理方式。美国不期望直接解决问题，而是意图防止这些战区对美国整体战略构成牵制。换言之，美国刻意压缩自身的直接投入，转而通过赋能地区盟友、整合区域能力，实现以较低成本维持可控稳定。

在伊朗问题上，《战略》延续并强化了有限介入、点到为止的思路。美国不再寻求长期驻军或全面塑造中东秩序，而是保留“快进快出”的打击选项，例如针对核设施或关键军事节点的精确行动。同时，遏制德黑兰的主要责任被系统性转移给地区盟友：一方面大力支持以色列的自卫行动，另一方面深化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合作，通过整合防空、导弹防御、海上安全和情报预警体系，构建区域层面的集体威慑。这一安排与拜登政府时期强调“通过、与、并肩”的持续存在不同，更突出盟友主责与美国有限但果断的介入能力，体现出一种明显的去驻留化趋势。

在朝鲜半岛，《战略》同样弱化了美国作为一线威慑主体的角色。尽管《战略》并未否认朝鲜核导能力对地区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但美国认为，韩国拥有高额国防开支、完善的国防工业体系、强大的常规军力以及征兵制度，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对朝威慑的主要责任。美军的角色是提供关键支援、战略背书与有限核威慑，而非继续作为半岛安全的绝对支柱。这一表述相较于2022年拜登政府强调前沿部署、核威慑与一体化防空体系的做法，明显降低了美国的直接承诺强度。

韩国的军用航空生产制造能力正在快速提高，已成为少数几个研制并试飞了先进超音速战斗机的国家之一。图源：CNN

这种对伊朗与朝鲜问题的区域化处理方式揭示了《战略》对“次要战区”的基本原则：不追求斩草除根，不承担无限责任，更不允许长期消耗美军主力。通过将威慑责任系统性转移给最直接受威胁、且具备能力的地区盟友，美国试图确保这些冲突不会演变为“同时性问题”，从而避免对本土防御和对华竞争构成战略拖累。

三、战略的执行：盟友责任、工业基础与可持续性

2026年版《战略》在执行层面展现出极强的工具化倾向，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具韧性且成本可控的国防体系。

（一）“同时性问题”与盟友角色的调整

国防优先组织（Defense Priorities）非常驻研究员安德鲁·莱瑟姆（Andrew Latham）指出，债务不仅是一项财政约束，更是一种战略约束。债务缩短决策者的时间跨度，压缩政策选择空间，并在客观上奖励那些更具耐心的对手。当前，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已逼近GDP的100%，联邦债务总额超过38万亿美元，高强度、长期化的财政支出正在系统性削弱美国维持广泛海外部署的意愿。相比之下，中国与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上更能承受长期消耗，表现出更强的战略耐心与更高效的生产动员能力。

“同时性问题”（Simultaneity Problem）是对多战区并发风险的高度概括，也是霸权国家在公共安全产品供给上的经典困境：当威胁在多个方向同时出现时，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无限兜底。《战略》明确警告，如果美国继续试图独自承担跨欧洲、印太、中东等多个战区的防御重任，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是资源透支与战略失衡。

为此，五角大楼在文本中罕见地直指长期存在的“安全消费者”现象。《战略》批评部分盟友在美国保护伞下系统性降低自身防务投入，却仍要求美国维持最高等级的安全承诺。《战略》强调重新公正地分配防务责任，建立一个“全球联防网络”，要求威胁在其发生区域内被“就近主导应对”。美国不再扮演全天候、无差别响应的“全球消防员”，而是转型为联防体系的设计者、协调者以及关键时刻的高端战力提供者。

近年来，欧盟持续推进安全架构建设，先后设立欧洲防务基金、欧洲和平基金，并提出国防工业政策和“2030年国防战备计划”，试图在防务融资、项目协调和能力建设上实现突破。然而，这些努力多停留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愿景层面，推进缓慢、成效有限，实际成果主要集中于国防工业协作和小规模行动，尚不足以构成高效、统一的欧洲安全体系。图源：路透社

（二）分域责任安排的具体设计

责任的重构被明确嵌入不同地理板块的安排之中。在西半球，《战略》要求加拿大在北美空天防御体系中承担更直接的协同责任，而墨西哥及拉美伙伴则被赋予打击非法移民通道、跨国毒品与犯罪网络的主导职责，从而将本土安全压力前移并区域化处理。

在欧洲，美国不仅推动北约盟国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5%，更着力于重塑跨大西洋防务结构，强调国防工业层面的深度协作，包括联合生产、技术共享与降低军工贸易壁垒。这意味着欧洲不再只是安全需求方，而被纳入美国主导的防务供给体系之中。中东的分工则以《亚伯拉罕协议》为战略锚点，通过推动以色列与温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防御整合，逐步构建区域内生的威慑架构。在朝鲜半岛，《战略》的重点转向“释放美军资源”，明确由韩国承担对朝威慑的主体责任，而美军则提供有限但关键的支撑。

上述安排共同伴随着一套更具约束力的问责机制。只有那些防务投入达标、且在应对地区威胁中表现出主动性的“模范盟友”（model ally），才能在军售、情报共享与国防工业协作中获得优先地位。这种高度交易化的政策语言表明，美国正将传统基于价值与情感的联盟关系重塑为一套以贡献和绩效为核心的契约体系。

（三）国防工业基础：战略文本中的支撑层

2026年版《战略》将国防工业基础（Defense Industrial Base, DIB）置于所有战略支柱的最底层，作为其运行的前提条件。在2022年版近80页的文本中，该概念仅被零星提及，而在2026年版中，它被系统性地确立为未来国防建设的主线。

《战略》以“百年一遇的工业复兴”为目标，试图重塑美国作为“全球兵工厂”的地位。这一复兴计划不仅包括关键产业的回流，还着力扩大弹药、无人系统以及新型作战平台的产能。五角大楼同时推动设立“战时生产单位”，以提高制造效率，并清除其所认为的阻碍创新和规模化生产的障碍。

这种工业重构超出美国本土，而是具有明显的联盟外溢效应。《战略》强调通过杠杆化盟友产能，并引入非传统供应商（尤其是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企业），呼吁构建一个既能满足美军自身需求、又可在危机时刻大规模武装盟友的复合型工业体系。对工业硬实力的高度强调折射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核心判断：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抽象的规范优势，而是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所转化而来的可持续套利。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沃斯堡“自由兵工厂”活动期间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国防工业基础需要快速发展。“我们遇到了新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的建设速度创下纪录！”图源：美国国防部

（四）预算传导与国防战略新形态

战略的实施最终体现在金钱的流向中。2026财年的预算草案展示了这种战略集中化。陆军预算增长近30亿美元，重点投向高超音速导弹、远程打击系统与反无人机技术，以期直接对抗中国的区域拒止能力。而履带车辆和火炮系统的规模则有所下调，显示出陆军向更灵活、分布式作战平台的转型。

空军虽然维持了空中优势的投入，但F-35A的采购量被大幅削减，取而代之的是对B-21“突袭者”隐身轰炸机和未来无人系统的重金支持。太空军则在预算紧张下进行了精简，更加重视“星链式”分布式太空作战架构。

这种预算安排体现了去平台化与快响应的趋势。五角大楼不再追求统一的大型昂贵平台，而更倾向于建设多元、可升级、可分布的系统。然而，这一宏伟蓝图高度依赖于国会能否通过关键的“和解法案”。一旦预算因政治僵局受阻，五角大楼可能面临从扩张向紧缩的剧烈阵痛，这也暴露了守成战略在体制执行中的脆弱性。

总体而言，《战略》勾勒出一种更有限、更集中，也更具防御性的国家姿态。它标志着美国正从冷战后的全球主义幻觉中醒来，转而接受一个资源受限、群雄并起的多极世界。这份文件并不追求终局性的胜负，而是力求风险可控。它将军事力量视为谈判的后盾与稳定的背景条件，通过加固本土屏障、重构区域均势以及重建工业根基，美国试图为一场可能延宕数十年的战略耐力赛积蓄体力、以逸待劳、延缓消耗。

“民主”一词在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一次也没有出现。“我们认识到，美国既没有义务也没有国家利益在所有地方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们也不会弥补盟国领导人不负责任的选择所造成的安全漏洞。相反，国防部将优先处理对美国利益构成最重要、影响最深远和最危险的威胁，”赫格塞斯在随附该战略的引言中写道。 图源：美国国防部

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塔布（Alexander Stubb）在《外交事务》撰文称，世界正走向“雅尔塔”（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与“赫尔辛基”（1975年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之间的十字路口：一条通向大国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另一条则通向以规则与协商维系的多边秩序。西方能否完成自我修复关键在于美国是否仍愿意维护那个由其亲手塑造、并长期从中获益的国际体系。而特朗普政府显然选择了一条更具“雅尔塔色彩”的道路——大国承认现实差距，划定影响边界，并在持续摩擦中寻求一种彼此戒备却相对可控的定局。

美国不再试图掌控一切。对于世界而言，一个不再执着于改造他人、而是专注于自身利益、并拥有压倒性武力优势的美国，或许比一个过度自信的价值输出者更易预测，却也更加难以撼动。在“美国堡垒”的投影之下，向民族国家回归、向现实主义妥协的潮流正在加速汇聚，并在无声之中，锻造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底色与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