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020年与2024年，美国国会均会在某一周针对涉及中国的法案及修正案进行集中讨论与表决，这些活动使相关周成为广义上的“中国周”（China Week）。这些涉华立法行为不仅揭示了两党精英在对华政策立场上的共识与分歧，同时也为观察美国立法机构对华态度的变化趋势及其竞争策略提供了重要窗口。总体而言，2020与2024年的“中国周”均呈现出安全界限扩大化、治理界限复合化等特征。随着国会与总统大选的结果落定，美国国会在涉华议题上或将更趋保守，这也为中美关系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美国国会，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020年与2024年的国会“中国周”都对安全问题做出了一定拓展和泛化。然而，相较于2020年，“中国周”在2024年的议程不仅延续了先前对于科技安全的关注，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多具有前瞻性和深远影响力的竞争领域。这一转变表明，美国正持续地将互动空间转变为竞争场域，并促进不同竞争维度之间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战略态势，并进一步重塑了安全议题的界限。

其一，科技竞争界限在广度和深度的扩张是2024年“中国周”涉华法案的首要特征。科技竞争领域始终是2020与2024年“中国周”涉华法案的共同关注点。2020年通过的《应对中国窃取美国研究与创新法案》（Countering China’s Theft of America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ct，众议院法案号H.R. 8310）[1]与2024年的《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众议院法案号H.R.8333）[2]、《路由器法案》（ROUTERS Act，众议院法案号H.R.5245）[3]等法案则都是围绕中美科技竞争展开的立法活动。相较于2020年的法案，2024年的法案表现出竞争领域更为广泛、限制内容更加细致的特征。就竞争的广度而言，《生物安全法案》将生物安全领域纳入美国对华竞争领域，开辟出除了半导体通讯领域以外的竞争新空间；而《路由器法案》则将既往的通讯竞争进一步细化，从硬件设备层面入手展开限制，拓展了科技竞争的深度。

其二，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而催生的新领域为2024年“中国周”涉华法案提供新热点。与2020年相比，2024年通过的法案呈现出更强的时效性与现实关照，展现出美国拓展对华竞争空间的迫切性。其中，2024年的《摆脱对外敌对国家电池依赖法案》（Decoupling from Foreign Adversarial Battery Dependence Act，众议院法案号H.R.8631）[4]、《终结中国在美国电动汽车领域主导地位法案》（End Chinese Dominance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America Act，众议院法案号H.R.7980）[5]的法案主要是因为新能源领域成为美国以及欧洲盟友共同关注的议题。美国通过打“新能源”牌，既符合本国气候变化的话语叙事，又可以起到欧洲盟友的作用。而《对抗中国无人机法案》（Countering CCP Drones Act，众议院法案号H.R.2864）[6]则是源于无人机在俄乌战场与国家安全的作用，使之成为美国国会“安全泛化”的关注对象。

其三，国内问题的“中国化”是2024年“中国周”涉华法案塑造“中国威胁”的新策略。2020年“中国周”的法案大体上主要涉及中国的国际影响以及中美在前沿领域的竞争，但对美国国内问题的关注较为有限。然而，2024年的法案则进一步渲染中国在美国国内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旨在模糊其国内问题的根因，实现特定群体的利益。例如，《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Protecting American Agriculture from Foreign Adversaries Act，众议院法案号H.R.9456）要求确保美国农业不会受外国特别是中国的恶意影响。共和党通过推进农业相关政策，保护其选民利益，从而夯实其基本盘。此外，与2020年相比，2024年的《授权应对中国恶意影响的基金法案》（Countering the PRC Malign Influence Fund Authorization Act，众议院法案号H.R.1157）[7]与《国土安全部限制孔子学院和受关注的中国实体法案》（DHS Restrictions on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 Entities of Concern Act，众议院法案号H.R.1516）[8]等法案更是希望限制中国在文化与宣传上的影响力。两项法案不仅是美国试图将国内社会分裂打上“中国烙印”的尝试，还预示着国内对华仇视态度持续发酵。

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左）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

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与2020年相比，2024年国会“中国周”在议题的选择上，通过拓宽科技安全的范畴、聚焦新兴安全领域以及国内安全议题的“中国化”等多方面举措，赋予了安全议题全新的内涵，并由此扩大2020年界定的安全界限。

2020年与2024年的国会“中国周”均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作出了响应。在这两个年份中，应对策略均强调了对安全议题及立法手段的重组，弥合新旧界限。此外，2020与2024年的法案均强调国内立法手段在国际层面上的外溢效应，展现出一种“国内手段国际化”的特点，从而进一步模糊了内部立法与国际影响之间的界限。然而，相较于2020年，2024年国会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得更为积极。

2020年与2024年的议题选择与制裁手段均呈现出新旧融合的取向。具体可展现为“新议题+旧手段”与“旧议题+新手段”两种情况。“新议题 + 旧手段”的模式实质上是将新的竞争议题与以往在其他领域中曾经使用的制裁手段相结合，从而在既有手段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竞争空间。无论是2024年在生物安全、无人机与新能源领域中的立法动向，还是2020年提出的《应对中国窃取美国研究和创新法案》（Countering Chinas’ Theft of America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ct，众议院法案号H.R. 8310），都可以视为将半导体供应链与科技创新中的竞争模式移植到新的领域。尽管表面上看是在施加新的制裁，但这些举措在实际上更多地反映了美国在竞争观念上的外延拓展，而非采用了全新的手段或概念。“旧议题 + 新手段”的模式则是为既有的竞争领域增添新的制裁路径。然而，这一模式仅仅起到了增加制裁路径的作用，其边际影响往往有限。例如，2020与2024年“中国周”中的香港问题和台海问题均是如此。尽管相关法案拓展了竞争的边界，但从法案本身的角度分析，它们主要是在现有框架内丰富了竞争的内容，而非创造全新的竞争领域，故这些法案所产生的边际影响相对有限。

此外，通过调集国内资源与力量在国际层面施加对华影响是2020年与2024年国会涉华立法的策略共识。这一特征在2020年的《全球互联网自由对抗专制和审查法案》（Free the Internet around the Globe to Hack Tyranny and Censorship Act，参议院法案号S.4575）[9]得到初步显现。该法案希望通过强化美国国内的技术建设与资源调配，为世界提供“符合价值观”的网络空间。而在2024年，国内立法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外溢效应表现得尤为显著。相关法案进一步强调了国会影响下的外交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对冲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例如，《保障全球电信安全法案》（Securing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s Act，众议院法案号H.R.4741）[10]与《2023年中国货币问责法案》（Chinese Currency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23，众议院法案号H.R.510）[11]便是以国内立法手段影响外交行为、进而实现国际影响的典型案例。这两项法案不仅体现了美国在国内层面加强安全措施的决心，同时也展示了其意图通过法律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规则和标准的战略考量。

与2020年不同，国会在2024年的“中国周”扮演着更为积极的作用。与2020年的“中国周”相比，2024年的活动不仅强调了国会与行政机构的一致性，更在立法程序上明确了国会的地位。一方面，2024年的“中国周”在立法与行政之间构建了“立法手段认可行政措施”的正向互动模式。国会通过立法手段，将行政部门的政策转化为法律，从而实现了政策法律化。以中美之间的科教交流为例，既往对于中美科技交流的阻碍大多发端于行政机构或政策案例，立法机构在过往案例中的参与较为有限。但在此轮“中国周”中，部分法案将阻碍交流作为关键手段，凸显其对华竞争手段的升级。其中，《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国侵害法案》（Protect America’s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Security from CCP Act，众议院法案号H.R.1398）即例证。另一方面，国会通过进一步强调自身在立法程序中的核心地位，显著提升了其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例如，《2024年科学技术协议增强国会通知法案》（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eement Enhanced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Act of 2024，众议院法案号H.R.5245）则要求国务院必须在与中国签订、续签或延长任何科技协议前30天通知国会进行核准。这意味着国会在美国科技合作上的影响力将更为深刻。国会影响力的扩大则可能导致中美关系面临诸多延宕和不确定性。

总而言之，2020年与2024年美国国会“中国周”的竞争策略整体上呈现出议题与手段新旧融合的特点，同时伴随着国内影响力逐步向外溢出的趋势。尤其在2024年，国会在涉华法案中的角色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不仅揭示了国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一种正向互动关系，还在程序层面上强化了国会对于外交事务的长期影响力。

在2020年与2024年的“中国周”活动中，民主、共和两党虽然在对华战略竞争方面存在共识，但是在竞争领域与策略选择上的分歧仍然不容忽视。

其中，共和党人往往是在其中扮演着“反华急先锋”的角色。在2024年的“中国周”立法中，以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尤为积极。相关法案绝大部分由共和党人领衔提出，并得到参议院内共和党籍议员们的普遍支持。而民主党对于相关法案的态度稍显暧昧。纵观经过众议院全体表决的法案，仅有《生物安全法案》和《授权应对中国恶意影响的基金法案》得到了众议院内民主和共和两党相对一致的赞同。

上述两项法案存在以下特征：其一，法案的叙事宏大且内容实质却相对空洞。其中，《生物安全法案》仅对与特定生物技术提供商签订合同的行为下达了禁令，并且还包含了一定的豁免条款。但与半导体领域的制裁进程相比，《生物安全法案》仅起到开辟竞争空间的“引领”作用，且内容仍然较为空洞；而《授权应对中国恶意影响的基金法案》则仅仅针对中国的“恶意影响”进行识别，并涉及相应的拨款与协商程序。其二，两项法案涉及的是两党之间存在共识且不存在明显获益偏差的新议题。其中，生物安全被包括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议题之内。科技竞争目前已经成为两党关注的重点，导致容易获得两党相对一致的赞成。而对抗中国政府的“恶意影响”植根于美国对华的消极认知，更是容易获得通过。与之相反，《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则能够使共和党在其票仓州以及其选民基本盘获益，故民主党对该法案的反对力度较大。

“中国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莱纳尔，图片来源：彭博社

随着美国国会在外交舞台，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日益凸显其不可或缺的角色。国会选举与总统选举并行不悖地成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轨迹的核心变量。目前的大选情况和组阁进展显示，共和党人以及相关保守主义人士在未来数年的美国政治中发挥着尤为关键的角色。在“共和党横扫”的背景下，国会、总统以及内阁成员将依托各自所拥有的权力基础与政治资源，从多维度向中国发起竞争挑战。此外，两者间因共享的竞争共识而可能构建更为顺畅的协同机制，这无疑将加速推动相关对华竞争法案的构思、制定及执行进程。而在议题选择方面，综合特朗普本人在第一任期内的偏好以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如：马尔科·鲁比奥，即Marco Rubio）在立法机构内的既往背景，中美经贸不平衡问题、生物安全问题、金融“脱钩”问题或将成为国会立法与外交施压的重点领域。鉴于当前的选举结果与双方在对华竞争上的广泛共识，候任政府与国会对于中国的竞争姿态或将展现出更为强硬与激进的特点。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