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与沃尔茨不同，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是耶鲁法学博士出身的学者型官员，擅长战略设计和“非传统安全”议题（来源：《纽约时报》）

在经济层面上，沃尔茨的反恐经验促使他主张通过经济制裁来打击中国，如同对待恐怖主义资助国一般。“拜登-沙利文”的对华政策主要围绕“战略竞争”展开，注重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上保持美国的优势，同时试图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等领域维持有限的合作。但沃尔茨认为这种竞争框架“过于温和”，无法有效遏制中国。

他可能会推动将中国视作“战略敌手”，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限制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资本流动和技术获取。这意味着美国可能扩大对中国企业、银行、甚至整个行业的制裁力度，迫使其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从而削弱其战略能力。同时，沃尔茨可能推广“富国强兵”路线，借由国防扩张重建本土防务供应链和制造业，进而推广“MAGA”的就业议程，类似小罗斯福的战时新政政策。

“拜登-沙利文”的对华政策尽管包含军事竞争因素，但仍然强调通过战略沟通和危机管控来避免冲突。但沃尔茨将会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将中国视作与“恐怖主义国家”类似的威胁，实行“最大压力”的融合威慑。这可能包括加速美台军售交付进度、扩大美国在南海的海岸警卫队常规巡逻、威胁感知和信息收集的能力，以及通过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的合作，进一步围堵中国。

在军事领域，沃尔茨可能强调以“非对称作战”手段遏制中国崛起。作为一位“战士外交官”，沃尔茨对于“特种作战力量”和非传统军事手段等较为熟悉，他可能会鼓励特朗普使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更多快速反应部队和高科技军事装备，通过“低可见度”作战来对华施压。他还可能主张在印太地区建立“前沿基地网络”，类似于美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反恐基地布局，以确保美军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展开行动。这一策略将使美军在南海、台海及周边地区保持高强度的威慑姿态，而非仅依赖于常规的军事对抗。

2024年7月15日，沃尔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办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来源：路透社）

与此同时，沃尔茨将“反恐化”对华政策的策略或将继续延伸到网络安全和信息战领域。沃尔茨深知现代战争已不再仅限于传统战场，而是延伸到网络空间。因此，他可能主张增加对网络防御和进攻性网络能力的投入，尤其是在对抗中国的所谓“网络攻击和信息渗透”上。他可能推动设立类似于“网络特种部队”的机构，以快速应对“网络攻击和技术间谍活动”。沃尔茨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建立强大的网络战能力来打击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影响力”，从而削弱其在信息战中的优势。

沃尔茨的“反恐化”战略还包括舆论战和信息战的升级。拜登政府强调中国为“战略竞争者”，而沃尔茨则倾向于将中国描绘为对全球秩序的系统性威胁，类似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对待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策略。他可能推动美国及其盟友在国际舆论场上加大对中国的话语施压，试图塑造一种“新冷战”的氛围，视中国为所谓“全球稳定的破坏者”。这种舆论战不仅能够强化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政治共识，还能为更激进的政策提供舆论支持。

在全球层面上，沃尔茨可能会采取类似“优先主义”的战略转移方针，通过“快速解决”其他地区的冲突，将资源集中在中国周边——这与美国反恐战争时期对华缓和以聚焦首要威胁到的思路相似。2024年11月2日，沃尔茨和前五角大楼战略分析师马修·克罗宁（Matthew Kroenig）投书《经济学人》，他们认为，“下一任总统应该紧急采取行动，迅速结束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并最终将战略注意力集中在应该关注的地方：应对来自中国的更大威胁。”

沃尔茨在《经济学人》刊文批判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来源：Economist）

沃尔茨的中国聚焦是其推动美国军事使用原则革新的一部分。在2024年5月成书出版的《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政策》中的《美国优先与军事使用》中沃尔茨提出，应复兴里根时期的温伯格准则（Weinberger Doctrine），即只将美国军事力量利用于攸关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或威胁。他认为，在“美国优先”的政府下，美国必须将其军事力量集中在遏制中国这一对等威胁上：“过去30年的经验教训，加上战争方式的变化，表明需要采用新的军事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对改变外国文化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最关键目标上调动最大资源、并全面动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支撑核心军事挑战——平衡应对一个对等的对手”。

总的来说，沃尔茨的任命将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进一步“反恐化”。他将利用其丰富的军事和反恐经验，推动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军事和技术层面上对中国采取更为激进的遏制策略。然而，这一政策立场是工具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特朗普曾表示他乐于借由其下鹰派官员的强硬立场，为谈判争取筹码。这一策略被媒体称作“好警察、坏警察”（或称红脸黑脸）策略。例如特朗普曾任命博尔顿（John Bolton）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主要是看重博尔顿的鹰派立场和好战态度，以此在与伊朗、朝鲜等对手的谈判中形成心理优势。特朗普希望通过博尔顿的强硬态度来施压，自己则扮演相对温和的角色，以增加谈判筹码。

然而，这一策略在实际操作中效果甚微。尽管博尔顿的强硬言辞不断升级对伊朗和朝鲜的威胁，但这些国家并未因此在谈判中向美国妥协。特朗普虽然言辞激烈，但在关键时刻往往软化立场。例如在朝鲜试射导弹后，尽管博尔顿指责其违反联合国决议，但特朗普却淡化了这一问题。同样地，在波斯湾紧张局势升级时，特朗普也并未采取更为强硬的回应。

特朗普曾试图利用其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强硬形象争取谈判筹码

（来源：《华盛顿邮报》）

与此类似，沃尔茨可能倾向于通过施加极限压力，将中国逼至谈判桌，以迫使其做出让步。然而，这种策略也存在风险，可能会引发中国更为激烈的反制措施，导致区域乃至全球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不仅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也将对未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巨大的挑战。

随着特朗普接连任命驻联合国大使、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三个重要的外交职位，特朗普新政府内部的“鹰派轴心”逐渐成型，引发了美国国内外舆论的讨论和思考：“美国是不是将迎来新保守主义者的回归”？答案可能并不明确。

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马特·特平（Matt Turpin）指出，卢比奥是华盛顿最早的对华鹰派之一，远早于许多其他美国官员关注北京的时间。而“沃尔茨被选为国家安全顾问，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经验和对华关注，”特平表示，“这表明，当选总统特朗普将像他第一任期内所做的那样，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

前拜登政府中国事务官员杜如松（Rush Doshi）则表示，像卢比奥、沃尔茨及准联合国大使史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这样的人选，象征将会有一群人对华推动强硬而非“交易型”的政策。杜如松说，这可能代表在盟友关系、人权、科技和台湾问题上，他们会与拜登团队保持更大的一致性。他也指出人事和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但就像我们上次看到的，人事的影响也仅止于此。特朗普说了算，对不同意他意见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排除。”

而与沃尔茨具有相似军人背景的知名对华鹰派议员加拉格尔也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他宣称，沃尔茨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学者”，对“中国的威胁不抱幻想”，同时又有在华府内外沟通地缘政治议题的能力。

在特朗普宣布任命决定的文稿中，则突出了沃尔茨作为首位进入国会的“绿色贝雷帽”的战斗经验，意图突出这位官员的“硬汉和强人形象”。文稿还特别指出，沃尔茨是国家安全国家级的领袖和“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专家”，针对意味浓厚。声明表示，沃尔茨一直是“美国优先外交议程”的先锋，也将成为“实力求和”（里根语）的先锋。“实力求和”这一话语的反复出现令人深思，借由“里根传统+特朗普实践”，共和党内两股势力（特朗普主义者和国家安全鹰派）的合流是否已经形成？

沃尔茨和一系列“鹰派轴心”官员的任命已经激起了共和党内部外交路线之辩论。沃尔茨获提名次日，《外交事务》刊出一篇名为《特朗普不应背叛美国优先》的文章，认为特朗普的胜利无疑将加速共和党内部传统鹰派与更克制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支持者之间的争论。

文章认为，尽管国会山的共和党领导人、保守智库和右倾媒体仍然坚持2016年特朗普当选前的共和党干预主义路线，但形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例如，鹰派出身的卢比奥的立场已逐渐转向更务实的MAGA政策，建议将安全负担转移给美国的盟友，并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文章认为，这一转变预示着未来几年共和党内的路线可能会继续向克制和务实方向发展。

而沃尔茨的任命则似乎是两种矛盾路线的综合体：他既主张对华强硬，又鼓励美国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并呼吁迅速解决中东和欧洲冲突以便聚焦中国。一方面，沃尔茨的鹰派立场契合了传统干预主义者的需求，即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他对“美国优先”战略的支持，显示出希望减少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军事介入，将资源集中用于应对中国这一“最主要的威胁”。

特朗普政府内部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即通过迅速解决乌克兰、中东等地的冲突，将资源转向对中国的全面对抗。这一策略不仅符合沃尔茨“反恐化”对华政策的思路，也能迎合共和党内部更务实的声音——减少对外军事干预，专注于应对中国。

特朗普推动美国对外战略收缩的目标是集中资源投向印太区域

（来源：Foreign Policy)

然而，这一政策转向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共和党内部在对华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部分共和党议员希望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而非单纯依赖军事对抗。其次，将对华政策“反恐化”可能引发中美关系的剧烈动荡，甚至导致区域冲突的升级。在国际社会对中美竞争日益担忧的背景下，沃尔茨的策略能否真正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尚待观察。

总体而言，沃尔茨的任命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重大调整，试图通过将中国视为“战略敌手”来推动更强硬的遏制策略。然而，这一转向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内部不同力量的博弈，以及美国盟友对其政策调整的支持。未来几年，美国对华政策可能进一步朝着“新冷战”的方向演变，而共和党内部对这一战略的共识与分歧将直接影响其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