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规划展览馆的深处，陈列着一座城市的缩影模型。这片无尽的微缩木制和有机玻璃方块田野，低矮的四合院挤挨在杂乱无章的高楼塔群之间，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外不断扩展。

试图建造一座能代表拥有2200万人口的中国首都的模型，是很困难的。这片微缩屋顶的“地毯”无法追赶上这座城市无情的变化速度，而展览馆的空间也不足以容纳这样一座巨型城市。这座城市规模庞大，正在修建第七环路——一条总长度接近1000公里的环形公路。

然而，这座模型的鸟瞰视角揭示了在地面上难以察觉的规律：在看似杂乱无章的扩张中，潜藏着一种严密的秩序。轴线、网格以及对称的围墙院落的节奏从混乱中显现出来，表明这座看似无序的大都市实际上是历史上最早的规划文件之一的精心产物。最引人注目的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一条壮观大道，仿佛一场大地震劈开了城市的纹理。这是一条超过20公里的轴线，像激光射线一样从紫禁城的城墙向外延伸，而紫禁城正是整个城市的中心。

这座占地180英亩的皇家宫殿，犹如一块投向池塘的巨石，其涟漪似乎塑造了周围城市的纹理，形成了层层环路。这些对称围墙庭院的节奏似乎结构化了整个城市的布局，从街区到街道再到每个家庭的住宅。这样的效果绝非偶然：北京被设计为一个有序、和谐社会的图解，以砖石结构将市民团结在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之下。这座城市被构想为一种绝对权力的体现，举世无双。

作为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城市，北京的现今城市格局始于明代早期（1368-1644年），当时永乐皇帝将都城从南京迁至此地。

为了确立新都城的基本布局，明朝引用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典范——《考工记》（大致翻译为《营造规范》），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部文本，隶属于儒家经典《周礼》。这部古代手册包含了关于官僚体系与组织理论的内容。

“这是为了合法化他们的统治，”莱斯特大学中国城市历史讲师托比·林肯（Toby Lincoln）说。“通过明确引用这部古代礼仪手册，他们的新都城以神圣的数理和礼仪在物理空间中表达了统治精英的权力。”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规划指导之一，《考工记》涵盖了从如何确定新城市规划时的南北方向（将一根杆子插入地面，观察其影子），到为地方、区域和国家级首都制定具体尺寸的所有内容。

其中规定，国家级都城应为“方九里”（古代中国的一种度量单位，大约相当于500米），每边设有“三门”。在这个正方形内，需设“九经九纬”，即九条南北向的大道和九条东西向的大道，且“经道宽九轨”。这一原则或许为今日北京的宽阔大道奠定了先例。

然而，古人对于缓解战车交通流量的实际需求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将都城塑造为神权的象征，把城市设计成宇宙的直接投影——而皇帝（即“天子”）便位于这个模型宇宙的正中央。因此，理想的城市应呈完美的正方形（即古人认为的大地之形），主要道路将城市划分为九个相等的部分，象征帝国的九州。而城墙上的三座城门则代表天地人三才，总数12则象征一年中的12个月。在这个如同宇宙图谱般的城市中心，皇帝位居“中央之国”的核心，他既掌控城市与国家，也象征着对整个世界的支配权。

而这座城市的确无与伦比。13世纪时，马可·波罗曾在明朝崛起并对其进行改建之前造访北京，他描述这座城市“规模之大、财富之丰、景色之美，无人能超越”。到了15世纪中期，永乐皇帝建成10米厚的城墙时，北京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这一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它是最古老、最富饶文明的宏伟首都，这一文明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远超刚刚从黑暗时代苏醒的欧洲。

这种城市理念融合了帝王权威和社会秩序，受宇宙原理和阴阳平衡的指导，与西方传统迥然不同。正如建筑师兼中国学者阿尔弗雷德·辛茨（Alfred Schinz）在其著作《魔方：古代中国的城市》中所言，这是“可能是‘原始’人类关于世界秩序及其在规划定居结构中反映的最复杂和精致的思想体系”。

这种象征性规划不仅对城市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延伸到了皇帝神圣仪式之外的凡俗领域。每座城门被赋予特定功能，并根据允许通过的交通类型决定其使用。东侧的朝阳门用于粮食运输，因此附近逐渐形成了粮仓区；北侧的安定门每日排放“夜土”，城门外设有三座巨大的池塘，用于晒干并出售给农民，从而促进城墙外的农业贸易；而南侧的前门则位于重要商贸通道上，因而形成了热闹的市场文化，这种繁荣至今仍在延续——尽管2008年奥运会期间，原有的非正式街市被遗憾地清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经过“迪士尼化”的传统商业街。

这座城市的规划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它还成为组织与维护家庭及日常生活秩序的有力工具。从紫禁城的城门延伸出去的围墙式建筑形态延续到普通民居。正如《社会空间与中国城市治理》的作者大卫-布雷（David Bray）所指出的，围墙城市不仅“体现了一系列由宇宙学决定的象征性空间，旨在强化皇帝及其政府的权力，还通过其简明的网格设计，为日常社会生活的秩序提供了模板”。

正如占地180英亩的皇宫以严格的宫廷等级结构为蓝本——其庭院、大殿以及9000间房屋的布局体现了皇家权力链条——北京周边的住宅也同样按照儒家家族结构的理念规划。传统的四合院布局紧密排列于城市的胡同中，其设计遵循家族成员间的“伦理义务”。

四合院的北房是家中权威人物及其妻子（或妻妾）的居所；东房属于家族中次一级男性及其家庭；西房则供第三等级的男性成员居住；而靠近街道的南房，则是仆人活动和厨房、储藏功能的所在。正如人类学家弗朗西丝卡-布雷（Francesca Bray）所说，传统的四合院是“一种织布机，将个人生活编织进典型的中国式社会模式”，而整个城市则是呈现在皇帝面前的整齐社会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