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构成世界的核心单位，是个体、家庭、族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共同体，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自诞生以来，就同人类文明相生相伴，其结构、功能、形态不断变化发展。

今天，国家已全面从古代走向现代。在现代历史范畴中，世界各国的具体状况千差万别，各自拥有不同资源条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战略，但谋求国泰民安和繁荣昌盛，则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

然而，对任何国家来说，立国、兴国、强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走向成功。于是，各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走向成功，有的国家走向衰退，甚至失败；为什么有的国家能长期发展，成为富强国家，有的国家却始终难以摆脱贫困？针对这样的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释。

复旦发展研究院在 1993 年至 1996 年间围绕“重新认识中国”，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在 2011 年前后着眼于“‘国家—社会’双轮驱动”，在 2016 年前后推进“发展、治理、安全”研究，直到 2020 年，凝练出“国家发展动力”这一研究方向。三十余年来，几代学者一直围绕“国家何以进步”这一主线，努力揭示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核心要素。

从理论上讲，只要国家存在，就面临其发展动力问题。但是，国家发展动力真正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因素，应该是在国家从古代迈入现代之后。这就意味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国家发展动力问题，就不仅是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问题，还涉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

本书是复旦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团队第一次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主要涵盖了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国家发展动力”系列研究的起点。本书对于西方所谓“国家建设”理论和国家发展的理论做了较大篇幅的比较，对于中国当代国家发展的历程做了比较深入的描绘，对于基于中国实践的“国家发展动力”做了比较初步的探讨，提出了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但于我来看，这本书的理论体系还是略显单薄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从国家演进的历史维度、国家和社会相互塑造的实践维度、国家发展范式的理论维度展开，对现代国家构建的原理及其发展动力还缺乏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论述，这是之后要着力改进的地方。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家演进的历程就是国家起源、古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国家消亡。相对于古代国家来说，现代国家以全新的现代价值和观念，完成了对国家要素、国家职能、国家运行等各个方面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国家和社会相互塑造的程度和质量，直接决定现代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现代国家政权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激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活力，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自我巩固；与此同时，社会也必须基于自身的持续发展，通过民主的政治过程和有效的政治参与，不断增强国家政权保障社会、服务社会的职能、能力和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政权的领导能力和治理能力。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形成的“先发优势”，西方国家一直将“国家建设”作为整个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全部，为了确保其构建的世界体系能够整合全世界，让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人类唯一的、永恒的文明，将西方的建设现代国家经验，抽象化为各国现代化民主化都要经历的普世性的“国家建设”的时代议程和国家行动。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践表明，以西方制度为蓝本，主张建立在“制度之上”的现代国家建设，成功的少，不成功的多，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虽然被视为合理的、标准的国家制度构建起来了，可国家没有得到有效发展，更多面临的是政权不稳、社会不安、国家不兴的局面。有识之士开始反思，逐渐认识到，任何社会迈向现代国家的现实基础，就是各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及其所处的具体时代。由于时空的差异，各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具体行动议程自然有所不同——

即使是今天现代国家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在十八九世纪的当年也是如此。

纵观历史，我们应该看到，不论是西方社会所建立的民族国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形成的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主权国家，一旦获得独立存在，就开始面临国家发展问题。这决定了现代的世界各国，不论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只要成立就必须考虑如何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不断发展的时代联动，形成应有的发展能力，在确保国家有效运转的同时，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时代坐标和发展方位，进而为国家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匹配的空间。顺世界潮流而动的最基础、最核心的任务就是促进国家发展，保证国家拥有与世界发展、时代进步同行的能力。

因此，各个社会迈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运动，不可能被简单化为一种现代制度移植或现代制度模仿的政治实践。所谓“国家建设”，其实不过是以西方国家在世界推广其制度、把世界各国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战略的理论范式和学术表达。

当今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现代国家，就必须超越西方学者倡导的“国家建设”范式，切实回到确保现代国家得以确立、运行和发展的国家发展本身，即以“国家发展”范式来把握现代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从这个视角出发，国家发展应该是现代国家生成和发展的第一议程，既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现代国家的机制和能力。所谓国家发展，就是现代国家得以确立、巩固、运行和兴盛的全面实践和行动，其主导者是国家政权及其执政力量，主体力量是社会成员及由其组成的社会，其现实基础是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发展，其发展动力是来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有机联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活动、有效组织和资源配置。

从古代国家迈向现代国家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也不例外。只不过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议程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从古到今是一贯的，国由家集成，国是最大的家。虽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历程，是在摧毁源于秦制的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开启的，但辛亥革命没有因此也把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摧毁掉，而是依然以大一统国家形态来规划和设计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路径以及现代国家的具体形态。这决定了中国从古代国家迈向现代国家，不可能走西方“国家建设”的道路，而是直接在中国存续了几千年的大一统传统和社会形态基础上探索建设现代国家的可能性。

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时，面临的现代国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孙中山先生选择了前一种，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种。然而，即使孙中山先生选择了前一种，但其整个建国方略还是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历史地看，中国最终选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是由世界历史运动和中国历史运动合力推动和促成的，既符合时代潮流，也符合中国实际。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从古代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过程，经历了三场革命。第一场革命，就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终结了君主专制统治，进而摧毁了支撑中国古代国家的整个政治体系。第二场革命，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彻底终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开启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新征程。第三场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不再存在。显然，这三场革命都具有铲除古代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根基以组建现代发展、确立现代国家制度的历史效应，其革命的彻底性、全面性一次比一次深刻，进而在不长的时间里一下子把古老的中国推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前端，用最先进的理论、最先进的制度、最革命的行动，在古老社会建设全新的社会和国家。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正如本书所回溯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行动议程，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出的路径来安排和推进的：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第二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新社会；第三步，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大力推进工业化，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奠定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随着第三步任务的基本完成，新生的国家政权和新建的经济社会在相互适应、相互塑造中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中国这一现代国家，推动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此后的发展中，中国不断探索落后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成功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拥有了改革开放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的关键一招。经过这一系列的探索、实践和奋斗，中国用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实践是成功的，取得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究其背后的成功之道，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立足中国实际谋发展、把握社会规律促发展、激发全面创新大发展，以不竭的、持续增强的发展动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国家不断走向成功、不断创造新奇迹。

在世界范围内看，现代国家虽然是由古代国家演进而来，但不是古代国家的历史延续，而是近代以来以解构古代国家为使命的革命运动的产物，这其中既有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有工业革命、技术革命。革命，在催生现代国家的同时，也为现代国家铸就了全新的生存和发展时空：在空间维度上，各个现代国家不是孤立的存在，国家的生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现代国家面临的是变动不居的时代，各个现代国家，既是现代快速变迁的推动者，也是现代发展潮流的追逐者，它们的历史都向世界历史转变；同时，相对于相互依存的世界和快速变迁的时代来说，现代国家不过是世界体系和时代飞轮中的一个部件，它必须牢牢地嵌在这个体系和飞轮之中，否则就可能彻底被边缘化或彻底被时代所抛弃。嵌入世界体系和时代飞轮的唯一路径，就是推动国家与时代同行、与世界相融，具体来说，就是推动国家发展，并确保国家始终处于发展的状态。

然而，现代国家发展不是随心所欲的，革命所开启的人类现代文明为现代国家发展铺设了难以脱离的基本轨道，它由三条“铁轨”构成：第一条是自由和平等价值追求，第二条是市场经济，第三条是科学技术。对于今天的世界各国来说，由这三条“铁轨”所铺设的发展轨道是客观存在的，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在这个轨道上进行。这决定了各国的现实存在不外乎三种状态：要么在这个轨道上前行，要么停在这个轨道上，要么就根本不在这个轨道上。

决定一个国家处于什么状态的因素很多，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国家是否具有发展的动力。如果把国家看作一个有机生命体，国家发展动力是确保国家运行、存续、发展的战略体系及其集成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的推动力，具体体现为现代国家发展应有的持续力、活跃力、生产力、发展力和创新力。显然，推动现代国家发展的这五大动力，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战略集成的，承担战略集成任务的就是国家发展的战略体系。战略体系虽然不是国家发展动力本身，却是国家发展动力的集成核心，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现代国家的使命任务、结构功能和发展逻辑，决定了集成国家发展动力的国家战略体系，大致由四大体系构成：一是领导体系，二是要素体系，三是组织体系，四是制度体系。这四大体系是相互嵌入的，共同构成集成国家发展动力的平台、机制和框架。国家发展动力实际上就是国家发展战略体系与其所集成的战略性推动力的有机统一，成为决定现代国家兴衰成败的中轴。

明确了这个中轴，在实践中也就找到了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性任务和战略着力点；在理论上也就彻底超越了西方学者的“国家建设”范式，明确以国家发展范式来把握和分析现代国家。不论用于指导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还是用于指导现代国家兴衰成败的学术研究，都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总之，国家如何兴盛，与国家如何避免失败一样，是一个极为古老的问题，从古至今，各国政治家和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始终不断。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属性不同，国家兴衰成败的机理也就不同，对于历史上给出的各种答案，可以借鉴但不能套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遵循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逻辑，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形成了立足国家发展、以不竭的国家发展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新范式。正是基于中国在这方面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提出了以国家发展动力为中轴的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路径和理论范式。这样的实践和理论，不否定西方学者所强调的现代国家制度建构的重要性，但是不将其视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制度的选择、确立和完善必须依据现实经济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发展需要，强调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各国基于自身条件和逻辑所形成的实实在在的国家发展。国家发展有动力，国家就会对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有要求，制度就会凭借国家发展而不断创新。在现代国家范畴里，只要国家发展动力不衰退，国家制度就能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进而不断完善；而国家发展动力与国家制度之间形成的任何正向联动，都将助力国家走向巩固、发展和繁荣。这是现代国家兴衰成败的基本之道。

是为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着极为广泛、深刻、深远的变化。与 30 年前冷战刚结束时新自由主义者们“乐观”的预期不同，在此次变化中，国家的地位和重要性不降反升。在冷战结束初期，随着网络时代到来而兴起的全球化进程虽然曾给国家地位和影响力带来不少冲击，动摇了人们既有的国家观念，但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所带来的从未预料到的、无所不在的冲击和挑战，世界各国也前所未有地意识到国家在自我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逐渐形成了全球化冲击下国家发展“再出发”的全球性潮流。

在这股潮流中，美国和中国是两大代表。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美国的“美国优先”战略及其对美国本土发展的全面强调，启动了其新一轮的国家建设和发展；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成功经验，让世界各国看到国家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向，意识到完全能够根据自身的探索和努力把国家建设好，解决自身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这引发我们思考，真正的时代命题，不是所谓的“超越”甚至“放弃”国家，而是对“国家”这个制度体系的再建构和再理解。真正的挑战，尤其对中国而言，是如何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给出一套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的解释框架，以及相应的知识体系，而且这套框架和知识体系，不仅能用于解释中国的发展经验，也能用其来分析其他各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仅可以解释过去和现在，同时还可以研判未来。

自国家在这个世界诞生以来，主动将国家作为一种制度体系来建构的世界性行为出现于近代，源于西方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西方社会视其为“国家建设”。西方强调的国家建设，主要是建立三大体系，即主权体系、市场体系和民主体系。为了实现以西方的价值和模式统驭世界，西方社会围绕“国家建设”建构了一系列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经验体系，引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把“国家建设”作为其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主线，使其国家建设同西方所建构的世界体系相衔接，进而实现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对世界的一体化建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建构，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自发”而非“自觉”的进程，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的约束边界，决定了其行为的逻辑起点仍然是个体中心主义的，其测评国家建设成败的标准并非发展中国家实现的绩效，而是输出方自身获益的多少。这注定了其内在的矛盾性，也构成了非常显著的外部约束边界。

更直白的表述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建设中只是无意识地扮演了“历史之手”的角色。实践表明，由西方社会开启的现代文明虽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方向，但并不意味着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创造的国家制度模式，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就像西方各国迈向现代国家的具体路径和确立的具体制度各不相同一样，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同西方社会有巨大差异的非西方社会迈向现代国家的路径和确立的制度也不可能是相同的，而且这种差异比西方各国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事实表明，不顾各国自身历史、社会和文化，一味按照西方话语讲述或提供的模板和方案进行的现代国家建设，不是历经曲折，就是遭遇失败。

近代之后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的实践上，也经历过这种曲折，但中国凭借自身的实践，历史性地识别、界定、建构且最终实践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取得成功的秘籍就在于，回到作为主体的“人”，认识到现代化发展不应停留在以建构所谓“现代国家”为目的，而是穿透这种形式化的表现，重新锚定在现代水平上创造人民幸福和推进社会进步，并以此推动国家发展，进而形成能够同时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提供保障的相应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这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怀是一致的，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普遍规律是吻合的。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现代，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任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尊重西方现代“国家建设”这个事实，但并不用这个事实及其相应的概念来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因为同西方所倡导的“国家建设”理论和实践相比，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统一所确立的“国家发展”理论和实践，更具科学性、彻底性和适用性。

基于以上认识，在世界大变局进程中掀起的国家发展再出发潮流，已大大超越西方实践和理论范畴，迫切需要更为开放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以激发世界各国在全新时代进行更具主动性、创造性的国家发展探索和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中国成功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上不断成熟的国家发展的有关理论，将给世界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方向、新的理论和新的经验，这应该成为，也必然成为中国的成功及其伟大实践给人类文明带来的重大贡献。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下，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正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当代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评价都可以被称为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建立在封闭、落后、战乱的土壤上，建立在人类前所未有的国家发展实践基础上。这个奇迹的背后，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牢牢抓住时代对国家发展的客观要求，实事求是地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地回应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精神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寻规律、想办法、抓落实的过程中，理解、把握和遵循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

本书把研究视域聚焦在“动力”上，经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发现过往的研究较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力学说来具象化分析和研判国家发展的动力问题，目前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对“国家发展动力”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方法研究尚未体系化和系统化。而国家发展动力又是科学理论和经验都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客观事实，这就需要对有关的理论体系、实践经验和方法论意义等展开深入的研究。

事实上，各国都在为生存、发展和繁荣而竞争。这个竞争直接体现为国家发展的状态、能力和动力，尤其是动力，不仅在过去和现在决定着国家发展状态的好坏、能力的高低，更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国家发展动力，是历史的。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动力基础的结构和要素就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在同一历史阶段，人类对国家发展动力基础的把握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形态。因此，国家发展的问题，实质上都是国家对动力结构把握的问题。

国家发展动力，是变化的。有些基本的动力在不断提升，有些驱动的力量在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力量聚合在一起，推动国家前进。这些力量的提升和变化，让国家发展的动力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形成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动力系统，让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速度与质量的发展。

国家发展动力，是非线性的。没有一直不变的力量，当然也没有一直向前的力量。国家发展的道路充满未知与不确定，今天的动力或许会变成明天的阻力，把握动力的变化趋势、抓住国家的发展需求，是决定每个国家在自己的道路上行稳致远的关键。

当代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摸着石头过河”写就的是 70 多年来对国家发展规律艰难认知的过程。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温饱到小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发展就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从“天安门望出去，应该处处都有烟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避免“被开除球籍”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70 余年来，中国的国家发展动力从聚焦国内生产总值（GDP）到聚焦“全面协调可持续”，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中国不仅经济上跃升到世界第二，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更呈现出一种人民有活力、企业有朝气、国家有底气的良好状态。

国家发展动力，是面向未来的。未来为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的当下，中国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开阔人类进步视野的重要力量，如何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加的客观环境下，为世界提供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克服全球范围内的“无序”和“失序”，稳定国际秩序，促进国内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中国已经给出了最鲜明的答案：创新。

创新是历史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需要，是国家发展的良方，也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根植于生产力的提升，来源于人民的创造，受益于良好的制度，得益于优异的环境。创新不仅源自科技，还源自思想和制度，甚至后两者更为重要。今日之中国，未来之中国，持续发展在创新，活力源泉在创新，经济增长在创新，“人的解放”在创新，风险管控也在创新——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各国进入自我发展的全新时期，本课题的研究团队日益体会到，“国家发展动力”研究内涵延展性强、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角度体现学科综合，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又有实践应用研究，还有对策研究；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有强烈人类命运关怀。其最终目标是厘清国家发展动力的规律，为各国国家发展动力的提升提供思路与启迪。

本书聚焦国家发展也是关注人类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前景，基于这个认识，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本研究团队还将持续性地、开放性地推动有关研究，将特别面向来自各界的青年力量，努力让研究方向更具有广泛的全球普遍性，让研究议题更具有适应国际对话的意义，让研究成果更具有针对性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