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6日下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名家讲坛”第111期在大金报告厅举行，经济学院院长、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教授以“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为主题，做了一场精彩翔实的课程讲座。我们将讲座回顾转载编辑如下，以飨读者：

张军教授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近代曾经历落后的中国，能够在过去几十年实现如此迅速的经济和科技的追赶？与此同时，为什么中国的崛起道路从未被被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预测过？

在他看来，今天任何试图解释中国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不能同时回答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保持领先以及在近代相对落后的原因，都是在逻辑上有缺陷的。要真正解释中国为何能够成功追赶，需要把对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考察置入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尤其是要跟中国作为一个“大一统国家”所形成的稳定的制度结构与治理传统联系起来。围绕这一视角，他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经济强劲崛起现象背后的制度渊源。

张教授分享了一个由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出发，从资源约束、激励体系和超大的市场规模三个维度勾勒出理解当代中国为何能够实现经济崛起的基本概念框架。

首先是资源约束。从历史上看，大一统国家因长期社会稳定得以保持人口持续增长，而耕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相对有限，从而形成了很高的人口-资源比率。这种条件就约束了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历史上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并在较低的资本积累水平上实现了农业的精耕细作。而在当代，人均耕地和可贸易的自然资源偏少，导致可贸易的资源极其有限，外汇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工业化的障碍。这也使得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决定依赖大规模的外资来推动中国的再工业化。一方面以“以市场换技术”，用国内市场准入的对价来吸引外资与国有企业兴办合资企业，逐步推动国内进口替代产业的转型；另一方面鼓励外资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企业，实现出口创汇。两条路径并行推进，最终达到资本快速积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

其次是激励体系。大一统国家上千年来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套以政绩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这种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把中央的发展目标传导到地方政府，从而形成一种以绩效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的晋升与考核往往与其治理绩效密切相关，例如地方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长、社会秩序维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指标都会成为评价的重要依据。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激励结构，地方政府往往会主动推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市场友好型的治理模式。

对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而言，这种以绩效为导向的官员激励体系会带来地区之间的竞争，从而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府的攫取之手，创造了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空间，这是观察中国经济成功经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第三个维度则是大一统国家拥有的战略统筹能力。大一统体制能够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跨区域的整体规划和资源配置，从而创造显著的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

一方面，它能够维持统一大市场。统一的制度框架和行政体系减少了地区之间的制度壁垒，使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另一方面，这种统筹能力还体现在基础性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普惠性方面。例如能源、电力网络、交通体系以及金融清算等基础服务。通过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协调，这些基础设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为企业生产和产业发展提供稳定而低成本的基础条件。正是这种统筹能力和基础产业领域实现的普惠性供给，使中国不仅形成了规模庞大且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而且能在制造业领域拥有更低的成本。

在讲座尾声时，张教授提出了一个看似“题外”，但实际上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崛起有其必然性，那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三百年一度落后？

他认为，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因为大一统的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模式，资本主义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否则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成功。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因为它对外部世界失去了兴趣，封闭了自己，使中国在几百年里未能及时参与工业革命后的全球技术扩张与贸易体系的形成。相比之下，欧洲通过对外贸易和国际竞争不断推动新技术，从而在工业革命后实现快速发展。因此，中国近代的落后是一段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对脱节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大一统体制的制度优势也由此得以重新发挥。

在互动环节，现场听众积极踊跃提问，张教授围绕几项现实与理论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

首先，关于“增加公共假期能否促进消费”，他指出消费的核心决定因素是收入水平而非时间长度，单纯延长假期并不能直接扩大消费，因此政策设计必须明确目标，而不能简单模仿其他国家做法。

其次，在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时，他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一种形态，中国古代同样存在以自由交换为核心的市场体系，宋代的江南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对于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该理论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不能回答为什么只有东亚地区推行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最后，针对“官员激励是否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他指出产能过剩的根源不能简单归咎于政绩考核体系，而主要在于企业退出困难；同时，中国的考核体系也在不断调整，已逐步从单一经济增长指标转向“增长、环保、能耗”等多目标考核。

从资源约束下形成的发展策略，到绩效导向的政府激励机制，再到大一统体制所带来的统筹协调能力，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理解大一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理解一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脱离其历史和国家制度的结构。只有把当代的经验现象放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深层逻辑。

据悉，本次讲座核心内容来自于张军教授即将出版的新书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新书问世，持续在思想碰撞中读懂中国经济、洞察时代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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