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9 2012复旦发展论坛

（速记稿整理）

【摘要】

张军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在面临外部挑战的情况下，逐步由外贸出口主导转向内地发展的贸易正常化趋势，并讨论了未来中国各地区独特的资源禀赋所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

【演讲概括】

考虑到傅高义先生写了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所以我想了一下，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最好用一个跟邓小平有关的题目，所以我用了《邓小平可能是对的》，我会来解释说为什么邓小平在1986年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的影响，今天看起来很可能是对的。

在9月16、17号的时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的一个团来复旦，其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做中国研究的经济学家Barry Naughton，他说我给一个题目，不晓得你认不认同，这个题目叫《中国超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他来了以后，我们进行了一场对话。可是在对话以后，我就开始对这个问题逐渐地产生了兴趣，就是中国是不是真的接下来超高速发展的阶段就告一段落了。Barry Naughton的数据左边是GDP年度的增长率，这个是一个被压缩的，可视化的东西。右边是一个季度的数据。从左边看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是在2007年以后。从右边看的话是2010年以后中国的季度的GDP增长的速度在减速。所以他说我在美国老是跟人家讲说中国经济减速可能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说短期的有一些波动，往下走，这个不可怕。但是他说如果左边这个图告诉我们，如果这个数据是真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说，他说中国很可能就是在几年以前已经开始了经济减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是在欧债危机之前了。

所以我们对话的时候，他给了这样一个例子，当然我对他做了一些评论和反驳，他的例子是说你看日本，日本增长得很好，它最黄金的时候是在50年代到70年代，算起来把战后那一段重建加起来，不超过30年，这是非常高速增长的。但是70年代突然之间结束了。所以到现在也是个谜，但是没法解释说为什么日本突然结束了。

然后韩国、新加坡等四小龙，他的意思说韩国、台湾当然比日本起步晚，但是基本上也是到八十年代后期，他们的高增长也结束了。他说中国比四小龙要晚，差不多要晚十多年的时间，所以现在也到了这个时候。他是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而且他提到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外部的危机跟本国的高速增长之间的结束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但是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好像都是在遇到了外部的严重危机之后，他们的高速增长阶段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是不能解释的，为什么？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因为现在他这种看法有很多代表性，在国内大家对这个问题也持比较悲观的看法，大家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回头想一想这三十年中国走到了无数的十字路口，这次又重新来到了十字街口。所以现在很多人的看法是说我们现在增长的动力基本上快结束了。我认为这个看法证据并不充分。

第二个就是现在很多人看中国的时候，包括外国人，到了沿海以后，基本上到了广东、长三角以后，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了，基本上是这个看法。在增长阶段上如果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话，这实际上会有一些误导。为什么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受外部冲击，外部的震荡的影响没有让我们的经济下降得更多，这个问题可能更重要。因为体现在看金砖四国如果我们把中国拿掉的话，你现在看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没有一个国家在今天它的增长率超过2%的。没有一个国家它的通货膨胀率不超过5%的。那就是说同样是大家非常看好的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其实只有中国保持了将近8%的增长率，即使今天把中国放到全球中去看，它还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所以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要问，那些事情都发生了，那为什么对那些国家的影响那么大，中国反而没有变得更糟，或者没有下降得更多。

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沿海转移过去。大家知道过去二十年从小平南方讲话开始，我们的确进入了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因为在他讲话之前的头15年，中国经济大概保持着百分之九点几的增长速度，可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我们的平均GDP增长率是10.5，所以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那么增长的发生的源泉或者说基本条件，经济学家都比较认同的就是这样几个，一个是九十年代有非常好的结构改革，把国有企业压缩了。然后我们有了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的快速流动，导致了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然后我们有大量的外方直接投资在沿海地区，迅速地把我们的制造业融入到全球的生产链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成为世贸成员，也遇上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就是2008年之前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保持了非常好的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些东西加起来，帮助我们去解释过去二十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从地理上看的话，我们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主要还是发生在东部的沿海地区，是东部的沿海地区的快速资本积累跟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拉动。

我在去年11月专门讲九十年代以后为什么长三角会崛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是在广东的，特区也都是在广东跟福建。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先生有一个新的想法，认为中国必须得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战略，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是把更多的资源推向内地。现在我们要通过利用沿海的地理优势，以及所谓的比较优势，迅速地把中国经济能够纳入到全球的生产链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正好是亚洲四小龙需要把它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正好是一个对接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话，那么沿海地区是不可能，特别是像长三角地区是不可能在过去20年有这么快速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是符合了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学的非常重要的理论。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中国经济，它是减速了，为什么减速没有那么多？其实只是因为说，我们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沿海，而内地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其实受到这个全球经济危机，欧债危机影响的程度可以忽略不计。在我们的沿海，可以说非常悲观，一批一批企业倒掉了。实际上这个是说外部的冲击，对我们的沿海，对出口加工行业的冲击是在是太大了。我们大概有几百万这样的企业是在做出口。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存在着一个只做出口这样的企业，这样的行业没有。很多人都写这样的论文来解释说，为什么中国会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他们不做内销，只做出口。那么道理当然有很多解释，认为中国国内的市场不整合，因为它没有渠道。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被大家忽略的改革就是整个市场的整合的速度还比较慢。

在过去二十年中，迅速地变成了跟世界市场连接的这样一个加工的平台，中国号称是世界工厂。你要知道中国的出口90%以上都在东部沿海地区。长三角其中出口差不多有四成，就是全国的出口里面40%是我们江浙沪三个地区的出口。那么再加上广东跟福建的话，差不多有30%几，这样加起来就接近80%的出口。再加上东部沿海的其他地区，比如说北部和渤海湾地区，渤海湾、长三角加上广东、福建出口加起来几乎是占了全国出口的90%以上。就是说过去所谓中国的贸易扩张，中国的制造业扩张，其实大部分还是跟内地没有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邓小平先生南方讲话，到五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的格局，就是大量的中西部地区其实还停留在非常缓慢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这次来了外部的震荡、冲击，那么首当其冲当然是沿海地区，当然是这些出口加工的地区。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地区、一个经济，你超高速的增长，10年、20年、30年，支撑你增长的这些条件会逐步变化，因为你增长得快，所以你的收入提高得快，然后你可用的土地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高。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是发生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币升值是2005年。我们听到的是说沿海突然发现我要招工非常难，沿海地区突然发现我们要批租土地非常难，地价非常高，因为土地越来越少。还有一些加工制造的企业所谓外逃，比如说到越南，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去了。我们有大量的企业其实已经离开了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五年前以后成本条件的变化，已经转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沿海地区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第一个就是所谓出口减速了。过去我们每年30%、40%的增长率，现在降到10%以下，今年只有5%。第二我们2008年开始全球经济的下滑，对沿海的中小企业影响特别大，大量的企业关门了，大量的企业出现了所谓的破产。第三我们开始引发产业资本向内地转移，中西部地区开始变成拉动全局增长的引擎。尽管体量不大，但是它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全局增长的引擎。这个趋势不是现在开始的，五年前就开始了。我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增长引擎开始从沿海往内地转移的话，那么可能从现在或从五年前到未来十年，我想中国的过度出口的现象会逐步消失。中国会变成越来越走向正常的大国的贸易国家。念经济学的就知道有一个规律，这个是引用物理学的定律叫万有引力，大国比小国的贸易占比要低。第二穷国的贸易比富国相对来说要高一点。中国是一个大国，变成越来越富，这种情况从正常的发展规律来讲，它的确实应该是贸易占GDP的比重和出口占GDP的比重应该是逐渐回落，从现在出口占GDP的接近40%，相信未来十年会逐步地下调到30%以下。那么这个下降的过程，其实正好是我们的产业资本从沿海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贸易正常化的过程，正在中国发生。同时中国的引擎在逐步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未来的5～10年里面，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我们的GDP增长里面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支撑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

现在大家都谈论说，未来新一届领导人他们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确保我们的增长引擎在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当中，沿海地区干什么，沿海地区如何能够加快产业升级的过程。我个人的看法是说，由于我们现在沿海地区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它需要产业的升级，所以沿海地区我想在未来十年，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它没有动力了。所以可以想像，未来发达地区的产业形态一定是由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来驱动的。所以在中国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量的中西部地区现在还在进行工业化、城市化，沿海发达地区它要转向所谓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的形态。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真的是有点儿我们说全球经济的格局浓缩到中国的版图上面，我们有非常发达的地区，它面临产业升级、面临技术创新的问题，面临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但是我们还有大量中西部地区它的劳动力还相对便宜。它土地还闲置比较多，所以这种情况，我想我们才出现所谓重庆的模式，广东的模式，浙江的模式，上海的模式。因为它们的禀赋条件完全不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期望改革。可是现在我们所有的问题如果就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顶层设计的改革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事实上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无论是小平南巡讲话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经济的成功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恪守一个自上而下的所谓顶层设计的改革模式。同样我们对今天的这样一个地区差异这么大的发展阶段，多态的发展阶段，很难指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其实需要的是另外一个思路。

在未来发达地区比如像江苏、上海这样的地方，它的人力资本会变得越来越贵，物质资本变得越来越便宜，这样才能支撑新的产业的形态。这个里面更多的收入会分配到人力方面，而不是分配到物质资本上面。因此我想中国未来我们恐怕面对不同的发展的阶段，同时到来的时候，我想我们作为改革者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是要回到九十年代那样一个思路，因为过去十年中国有一个趋势，由于财政收入越来越多，经济繁荣，中央部委对经济控制的能力在大幅度地提高。而分权的程度下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过去三十年绝大多数我们成功的时代基本上都是靠分权。对沿海现在这种产业发展的形态以及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需要的是减少自上而下的来自中央部委的过度管制，很多东西要由地方政府来做。最后我想说一句话，中国过去的成功被总结为中国模式，但我一直说如果存在着中国模式，那么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