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中国人口与发展问题专家、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希哲教授，在论坛举行期间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专访。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11月15日电（记者 朱永磊） 主题为“透析中国，蓄势待发”的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届中国论坛11月13日在新加坡举行。此次论坛主要讨论与中国相关的课题，包括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中国的改革前进路径。在论坛期间，彭希哲教授围绕放开“单独”、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城镇化建设等热点问题接受了新华网新加坡频道专访。

新华网记者：彭教授，有报道称中国将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作为国内著名的人口问题专家，您认为这个消息确切不确切？假如放开的话，会带来什么影响？

彭希哲：放开“单独”这个方案的讨论不是一年两年，实际上已经很多年了。很多人会觉得放“单独”也不够，但是从我的感觉，放开总比不放开好。这说明随着国家经济形势和人口发展态势，中央对人口问题要逐步调整。另外，放开“单独”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种思路。所以我们有很多研究说放开“单独”不对，但是从决策者来说，心里没有底肯定不敢做，先放开看有没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太大影响可能会再进一步改。

这个政策如果从技术上来考虑，中国1980年公开提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到现在已经33年了，当时提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同时，再继续执行这样严格政策的负面后果在不断累计，包括人口老龄化过快增长，人口性别比失调等。政策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同时可以这样说，现在的育龄人群和当时提出政策的育龄人群已经不是一个群体了，年龄都在二三十岁，如果在80年代，二十岁、三十岁是50年出生的或者60年出生的，那时候人们的传统观念比较多，现在育龄人群主要是80后、90后，所以对家庭的观念、对社会的观念和对自己的理解和过去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生育行为更受到他们所生活的新的环境影响。

所以我自己感觉，首先是原来这样一种计划生育政策管理的效果越来越减弱，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必要性越来越弱。这个时候我们说生育政策要做调整是必然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实际上虽然不可能一步走到那一步，但是逐步放宽政府对个人生育行为的干预，放开“单独”实际上只是一个过程的一种政策，长期来说实际上是普遍的生两个小孩，到最后就是政府不要管，政府最多从其他社会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做一些鼓励，或者是少生或者多生，但不是直接干预每个公民的生育权。

新华网记者：中国养老金“双轨制”一直遭受诟病，舆论呼吁取消“双轨制”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您认为“双轨制”会不会被取消？中国怎样才能建立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彭希哲：“双轨制”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它不是凭空出来的。因此，取消“双规制”不仅要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理念，同时还要通过有智慧的政策措施实现，因为不管谁动了谁的蛋糕，都会有人不乐意。当我们要推进一种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是希望绝大多数人都能满意。

从长远来说，“双轨制”肯定是要取消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讲的“双轨制”，一种我们说“双轨制”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农民和城里人也是“双轨制”，这个差距更大。因为中国在90年代中期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障的时候，最初并没有说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而是为解决国有企业改革才开始建立的。所以改革初的时候只是针对这些特殊人群，然后慢慢把其他人也列入中间。在这个过程中间，第一，“双轨制”肯定是不公平的，是应当取消的。第二，改革的过程可能没有一个良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一下子全部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现在不仅是说养老金，我们说有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的区别，现在整个中国各个省的养老金也是有区别的，也没有并轨，因为社会统筹层次还是比较低，现在很多地方说到2020年省一级的养老金能统筹，但是现在做不到，包括苏南地区只能做到在地级市层面做到养老金统筹。养老金不公平是有很多人群的不公平、城乡不公平和地区之间的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改革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里就有一个政治目标或者改革目标，我自己感觉首先要保基本，中央政府要对养老金的基本养老负责，这个养老金，整个中国老百姓不分城乡，应该差不多，这一块应当有的。在这块以上，那多支出的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或者个人账户，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跟你自己的贡献是有关的，那这部分可能会有差距，因为这是你贡献越多，你储蓄越多，那养老金就拿得多，但是基本养老金整个中国应该差不多。那这个怎么来确定？我们过去叫替代率，整个中国的平均工资40%，如果整个中国平均工资40%，那上海的养老金就显得太低了，内地养老金就显得太高了，那怎么来保证整个中国老百姓都能有一个基本公平的基本养老，在这之上你怎么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个人储蓄制度等，用这些东西把它累积起来，我自己感觉这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把整个制度设计的更加完善一点。

新华网记者：中国医保体系覆盖面越来越广，但看病难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近年来甚至频频发生暴力伤医事件。在您看来，中国医患矛盾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彭希哲：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至少我自己找不到一个单一的症结。我们现在医疗体系中间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医疗。相比较而言，大城市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农村和中小城市医疗资源比较差，但是在市场经济状态中间，我们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就需要政府，要提高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医疗服务质量。我们过去说医疗就是有医生、医院、医药，很多东西都混杂在一起。我们过去的医疗体制中间以药养医，这在制度设计中间就是把医院原来承担的很多东西变成一种市场化的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医院要追求它的利益，所以你要把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立性质。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又不能让政府完全包下来，这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这里对医院的发展和医疗人员自己的收入怎么妥善的，通过市场原则，同时又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立性原则。

医患矛盾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种是社会中间整体信任感的下降，医生、患者之间互相不信任，这是外部新情况。但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现在对医疗的理解还存在一点偏差，总觉得我到医院就要看好，但实际上不一定都看得好。我看到国外一个材料，医生能够准确判断只有30%，所以在这中间医生会发生误诊，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确诊。所以医生要更加尽力，但是对患者来说也要理解，不能期望太高。这里面需要普及的教育，医生方面要很多努力，医院也要做很多努力，社会上要创造一种宽容的气氛。我们现在说社会暴力戾气太重，整个社会缺乏这种包容，也容不得别人，有时候也是容不得自己。另外，随着社会老龄化的进程，看病贵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医疗费用整体在GDP的比重是不断上升，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新华网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那您认为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彭希哲：一开始我们在讨论城镇化时，过度从经济角度，从拉动内需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情。现在正在不断调整思路，包括智慧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间避免新的环境污染，避免不切实际的投资，这就会把城镇化问题越来越当成整个中国社会进步的，包括人的城镇化，包括人的行为的城镇化，包括整体经济的城镇化。

城镇化我们谈论比较多的就是怎么让农民更好的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这是两块：一块是和农民的土地有关系。中国以前是卖地，把农民土地转化为工业用地，在卖地过程中形成很多资本，可以用于投资，可以做很多事情。怎么让农民原来拥有土地，现在把土地转让以后怎么能够继续分享一部分发展带来的成果。原来是农业用地可能不值得这么多钱，只是转变作用以后，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其他社会发展，由于外部的影响使得土地增值，这些钱不是全部由农民所有，但是农民要分享一些成果，比如土地入股，我想三中全会以后可能会继续推进这块东西，不是说农民土地没有了就变成失地农民了，而是相对比较长期的得到收益。

还有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一直在批判户籍，觉得就是因为户籍造成了城乡分割，但实际上我自己一直这么认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是把户籍有点“妖魔化”，觉得户口取消了我们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这个想法也不切实际。我们现在发现，农民和城里人最大的利益区别就是养老金也好、医保也好，最后比如公租房、廉租房，也包括低保，实际上到现在，如果在上海，上海本地任何外来人口的福利中间的区别就是外来人口不能拿低保，外来人口不能在上海高考，外来人口不能申请上海的住房，除此以外，其他都一样。所以在户籍改革中间更多的是分离式、剥离式的改革，把以前依附在户籍上的很多福利分离出来，即使不动户籍本身，原来所谓的二元结构也就解决了。

过去的户籍制度改革，把户籍都取消，那最后没有办法实现，因为其他制度没有变，现在如果把户籍制度改革，那高考怎么办？那就要把高考制度改革，全国通考或者全国高中毕业考试，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但只要有分省录取，那现在的户籍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养老金更多的是你有劳动、有工作合同就可以参加，不管你有没有户口，而医保也是这样。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更多的是把它负载在上面的福利剥离，剥离的越彻底，户籍就能越回到它原来的功能，就是登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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